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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道辞》:空间与时间抵达的当代


  导读:诗人的诗学策略既体现为个人主体性的“出场”,又体现为个人主体性的“适度出场”。换言之,他只将个人主体性安放于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诗人向蜀中先贤的再三致敬,就可以作为此种礼节性分寸感的反证。


《中国艺术报》2024年3月13日第3版版面图


  诗人梁平在不同的创作阶段,均坚持了相似的“主题学习惯”。比如,他对“在场”的固守,对“离场”的警惕,对“空间书写”的重度迷恋。《重庆书》如此,《三星堆之门》如此,《三十年河东》如此,《汶川故事》如此,《琥珀色的波兰》亦如此。他的最新组诗《蜀道辞》(刊发于《诗刊》2024年第2期),也是这种内驱力的合乎逻辑的结晶。

  “蜀道”成为中国文学的“母题”,似乎始于东汉。而“蜀道难”成为乐府诗的“旧题”,不会晚于南朝。要论成就最高,名气最大,影响最为深远,则不得不首推李白《蜀道难》。李白的“天才”,蜀道的“地气”,两者展开了伟大的知音般的“交谈”。“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道的外在的艰险,诗人的内心的危殆,何为“本体”,何为“喻体”,就再也分不清楚。而这种奇妙的“分不清楚”,将看似外向的“空间书写”,偷换为不知不觉的、隐秘的“灵魂书写”。“百步九折”?对,那不过是李白的心。“扪参历井”?对,那不过是李白的头脑风暴。

  梁平自然洞悉此中奥秘,但是时代变了,他更倾向于将看似外向的“空间书写”,引渡为不知不觉的、隐秘的“时间书写”。《蜀道辞》计十四首,相互独立,而又具有浑然的整体性。第一首《古蜀道》,总起,为全诗定调,“三千年典籍。线装的蜀道巨著,/章节回旋、跌宕,/在秦岭、巴山、岷山褶皱里,/雨雪滋润山清水秀,/雷电席卷金戈铁马。”从历史回望中,透露出一种“人类存在的广阔视野”。第十四首《旁白》,总收,为全诗作结,“蜀道之道深不可测,/所有印迹顽固而执拗,在体内埋伏,/在肋骨与肋骨之间开出花朵。”从《古蜀道》到《旁白》,诗人书写了褒斜道、米仓道、剑门关、金牛道、翠云廊和荔枝道。“蜀道”,一条“天路”,一块“古代陆路交通活化石”。那么,褒斜道也罢,荔枝道也罢,到底是平面的“风景”,还是多声部的“胜地”或“遗迹”?是单调的“视觉形象”,还是超官能的“人文形象”?组诗到底是即兴的“游记”,还是揭秘般的“考古学”?是横向的“地理学考察”,还是纵向的“历史学考察”?诸如此类的问题就不好回答,这是因为——诗人用“风景”胜任了“遗迹”,用“视觉形象”胜任了“人文形象”,用“游记”胜任了“考古学”,用“地理学考察”胜任了“历史学考察”。于是乎,“空间书写”成为面具,“时间书写”成为灵魂。当读者仍然炫目于面具,诗人早已醉心于灵魂。可以《剑门关》为例:“风卷八百里秦川,汉中告退,/广元告退,雄关漫道的七十二峰,/利剑直插云霄。寒光里‘姜’字旗猎猎,/蜀汉名将姜维的佩剑在石壁,/长成大小剑山……”剑门关断崖绝壁,直耸入云,名列“川中四绝”,号称“天下第一雄关”。李白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正是描写这个地方。东汉末年,魏欲取蜀,姜维退守剑门关,以三万弱旅阻拒十万精兵。诗人所出示的既是一座空间意义上的剑门关,又是一座时间意义上的剑门关。可见所谓“空间书写”,岂能独立于时间之外?所谓“时间书写”,岂能独立于“空间”之外?空间时间,难分难解。诗人在空间和时间之间切换自如,既重证了空间的时间性,又重证了时间的空间性,并将这种双向的“重证”,引向了高度艺术化的“诗学建构”。再以《明月峡栈道》为例:“缄默的军机和贩夫的讨价还价,/都是栈道上悬浮的秘密,/几千年也没人走漏风声。/萧何栈道上守望的月亮,/诸葛亮六出祁山北伐,/唐明皇幸蜀的马嘶,事情太大了,/栈道下流水喋喋不休。”换言之,《蜀道辞》既赋予了地理以历史的深度(有情),又赋予了历史以地理的广度(无情),最终将“一维之诗”,写成了“二维之诗”乃至“三维之诗”。读者的阅读期待,由此获得了超额满足。你要“风景”吗?不,这里还有“传说”“故事”“巴蜀史”或某种“巴蜀风情”。尽管正如诗人所写,“人和历史都是一本大书,/而记得的只是细枝末节”,“历史的演进很多逗号、省略号,没有句号”。

  也许诗之天职不是揭示真理,某种程度上,是对自我的深情召唤。《蜀道辞》第一首《古蜀道》呈现出强劲的“客体性”,第十四首《旁白》却收束于悄然登场的“个人主体性”。“空间书写”从来不是仅仅注目于“外部世界”,“时间书写”也从来不是仅仅注目于“历史人物”。“物理”就是“心”,“姜维”就是“我”,那么“剑门关”的英雄气就是“诗人”的英雄气。《蜀道辞》既是寻根之旅,也是寻我之旅,或者说,这个组诗乃是地理、历史和诗人所共有的“出场仪式”。恰如诗人所言,他会“拒绝那些天马行空的书写”,力图“与人、与自然、与社会的不平衡达成最大尺度的和解。”这就不仅是“文学自觉”,而是“文化自觉”,不仅是“生活自觉”,而是“生命自觉”了。

  诗人的诗学策略既体现为个人主体性的“出场”,又体现为个人主体性的“适度出场”。换言之,他只将个人主体性安放于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诗人向蜀中先贤的再三致敬,就可以作为此种礼节性分寸感的反证。他怎么写李白?“一把佩剑行走的江湖,/一个隐喻‘挟此英雄风’,/从少年到白头,宫廷逗留的诗酒,/远不及流浪的天涯。弱不禁风的书生,/以剑修身、以剑修辞。”他怎么写杜甫?“一个人,一卷诗歌纪行的蜀道,/浣花溪茅屋收拢一路风尘。”此外,《蜀道辞》还有写及苏轼和陆游。诗人既出示了一份“蜀道诗人的不完整谱系”,又出示一种“窃愿叨陪末座的小小理想”。空间转向了时间,当代对接了古代。空间与时间之间,没有一堵墙;当代与古代之间,不隔一层纸。由此,此诗获得了破壁般的真力弥漫。梁平组诗《蜀道辞》,显而易见,致敬于李白古风《蜀道难》。李白之“难”,接近于“悲歌”;梁平之“辞”,接近于“颂歌”。从“悲歌”到“颂歌”,缘于时代变了。李白所谓“蜀道”,早已经化险为夷;梁平所谓“蜀道之道”,却需要慎终如始。“道”的语义选项至少有三个:其一指“道路”,其二指“言说”,其三指“真理”。这就是为什么从钱钟书到张隆溪,都把“道”翻译成“逻各斯”(logos)。古往今来又有哪个诗人,包括李白,包括梁平,不是终生辗转于“道”与“逻各斯”的不同语义选项之间呢?

 

  (作者单位: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责任编辑: 山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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