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为何物，价值又几何？这个问题，在当今是极易回答的：诗歌不能充饥，诗歌不能扬名，人们视诗歌为无病呻吟之语，闲谈搞笑之资，认为诗歌是神经病发作的产物。

　　大唐是一个诗的国度，除了专业诗人之外，诗人群体还包括帝王、官宦、宫女、闲员、百工、农人、渔夫、走卒、商贾、僧侣、道士、学童等各个阶层。大唐自始至终都沉浸在诗歌的美妙氛围中。

　　唐诗的繁荣是因为统治阶级和整个社会的高度重视。科举考试中诗歌就是一项重要内容，一个举子完全可能凭一首绝句而由白衣跃升为卿相。即便不走科举之路，如果你诗名盖世，也能一步登天。

　　李白一生未进过科举场，只凭借自己秉烛夜读、仗剑远游以及非凡的诗歌造诣和文化修养，就能奉旨进宫，睥睨权贵。

　　贺知章是诗坛大佬，深谙诗歌三昧，于是奉送李白“谪仙人”的称号。唐玄宗慧眼识才，频闻诗坛俊秀，于是授予李白“翰林待诏”的官衔。唐玄宗接见李白时那种礼贤下士、平易近人的场面是非常感人的：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

　　作为一位帝王能够做到如此地步，也当属难能可贵了。这种对诗歌和诗人的尊重，这种氛围也造就了唐诗这一中国诗歌史上不可逾越的峰巅。

　　大概没人听说过李白曾为衣食而忧，他的诗歌和诗名成了他受用的饭碗。安史之乱时他因追随李 而获罪入狱，杜甫写出“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的诗句。继而崔涣和宋若思也感叹李白盖世之才，上书朝廷请求赦免，皇帝也不想落个千古骂名，借梯下楼，释放了李白。

　　宋代柳永，他的词固然极好，据说“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但是，词的“诗余”地位，则使得这位“布衣卿相”只能节衣缩食，浅吟低唱，而且死后无人安葬，所幸“群妓合金葬之”。所谓“诗余”，是指词的地位极为低下，人们在写诗之余才去填词。

　　到了明清，诗词似被同等看待，但是对文人的思想钳制却益发严酷，于是“文字狱”盛行。据说一位诗人写了“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诗句，就被理解为“大清王朝没有文化”，立马被残酷镇压。此时对诗歌与诗人的褒扬，已经远远逊于唐代。

　　当今对诗歌与诗人的评价，似乎继承了明清的余脉。大概二十年前，就有人说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还多。近二十年来，全国各地大学一窝蜂地向理工科倾斜，工程学院、电子学院、金融学院等这些与经济和金钱相关联的学院益发得势，而文学院则日益没落。空前的实用主义正把诗人逼向穷途末路，而现在，仍在写诗的人，大概不是疯子，就是傻子。如果还有只靠写诗吃饭的人，大多是会饿死的。

　　诗歌的内在文化艺术原本有着无限的价值，它是一个国度、一个民族“软实力”的标志。

　　一个大量生产服装、玩具、电器、手机等而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国家却漠视诗歌漠视文化，就很难说它具有强大的软实力，至少文化是不健全的，一个没有诗意的文化，也是枯燥无味和势利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