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斯在《边缘》一诗中写道：“那妇人彻底完美了。她的死……尸体带着满足的笑容，一种希腊宿命的幻影，流动在她的长裙的漩涡中……”这仿佛是她为自己提前拟好的基志铭。她似乎一开始就徘徊在生的边缘――同时也是死的边缘，所等待着的仅仅是一次趔趄，一次逾越。我们会对她的自杀感到遗憾，但她自己分明很满足――这种由衷的满足甚至伴随着她漂移，持续到另一个昏暗的世界。那具微笑的尸体经常在我的想像中浮现出来――而不可能永远沉没于泥土之中。既像是受控于某种神秘的力量，又像是这种力量的臆造者与推动者。至于她所谓的希腊式的宿命，可能是指萨福吧，远古的萨福的那种死亡方式。”她的赤裸的双足似乎在说：我们从遥远的地方来，现在到了。”谁能够证明普拉斯与萨福的目的地不是相同的呢?她们简直是在结伴同行――一对既属于诗神又属于死神的面貌酷似的姐妹!而那具带着满足的笑容的尸体，在丛生的水草与词藻间漂浮着，很难分辨――它究竟是萨福的，还是普拉斯的。或许，恰恰是她们共同的化身。

普拉斯不仅仅是在模仿萨福，她还希望能比萨福做得更为彻底――完全放弃了对生的眷恋。普拉斯从骨子里继承了萨福和宿命，但又迈出了更为关键性的一步：不是因为对生的缺陷感到失望而投身于死，而是直接将死亡本身视为完美，视为美的最高形式。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的美国，多么漫长的道路。但对于那个为美而起了牺牲的念头的妇人，却只需要纵身一跃……在那个致命的瞬间，萨福和普拉斯的身影是重叠的。这恐怕就是灵魂的会合吧?

《圣经》中的拉扎茹斯，从死者中站起，说了一大堆有关自杀冲动的话――这同样也给普拉斯带来了灵感。她以拉扎茹斯为自己所想像的一个女人(确切地说就是她自身)命名，写了一首《拉扎茹斯女士》：“我又干了一次。每十年中的一年，我要干这事――一种漫步的奇迹……这被墓穴吞噬掉的肉体，在家中又会回到我的身上。而我是个笑盈盈的女人。我年仅三十。像只猫我可以死九次。这是第三次。好一堆废物，每十年就来一次彻底清除……”普拉斯死时只有31岁，但在此之前她已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了，如同她在《边缘》中的自况：“对此月亮已无可悲伤，当她从白骨的帽下凝视。她已习惯了这一类的事。她的黑裙簌簌作响拖在地上。”

普拉斯信奉的是一种周期性的死――循环的艺术。这类似于神话里凤凰的涅。当然，每一次复活，纯粹是为了能重复地享受死亡的快感――这带给她的心灵与诗歌以太多的冲动。  普拉斯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一直侨居在伦敦。从美洲大陆到欧洲的英伦三岛，她离葬身于西西里海的萨福是越来越近了。不知她临终的眼里是否倒映过萨福的影子?更不知萨福是否曾经梦见自己几千年后的后继者?与其说是普拉斯服从命运的安排回到了古希腊的一片水域，我更愿意相信：是失踪了的萨福重新现身于1963年伦敦的一幢有煤气泄露的公寓。一样的裸足，一样的裙裾，一样的尸体和一样的笑容……伦敦的雾哟，从此在我的想像中有淡淡的煤气的味道，有一股死亡的味道――正是它，使一位从美国远道而来的女诗人窒息。事隔多年之后，捧读普拉斯的遗作，我仍然能体会到她那深深的压抑――哪怕她正是通过诗歌来勉强地做几次深呼吸。雾已经弥漫进她的喉咙，她的肺叶，直至弥漫进她痉挛的手指所写下的诗行……

“绒芯哭泣着，经久不散的熄灭蜡烛的气味!爱情。爱情，淡淡的青烟，像邓肯的围巾缠绕着我。我恐惧万分。一条围巾将抓住，缠紧车轮，这黄色忧郁的烟雾，正在成形，它们不曾升起，但却绕着地球转动，窒息那年老的温顺的软弱的婴孩在它的温床……”这烟雾是爱情造成的，逐渐遮盖了普拉斯的视野――当然，同样也可理解为一个发高烧的人的幻觉。普拉斯在《发烧103℃》这首诗中，淋漓尽致地渲泄了她的恐惧、愤怒、疯狂与痴迷。她喃喃自语：“对你来说，我是太纯洁了……我的高烧没有吓着你吗?”这种高烧不是生理上的，而是心理上的――或者说得更确切点，不是肉体的高烧，而是灵魂的高烧，是灵魂的焦虑与湍急。我把《发烧103℃》视为理解普拉斯的一面镜子。但这是怎样一面镜子啊――上面布满了烧灼、融化乃至坼裂的痕迹。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普拉斯已枯槁憔悴，体无完肤。据说普拉斯自杀前已经精神失常，但她最优秀的诗篇，恰恰是在高烧状态写下的，在饱受煎熬的写下的。她的心中，有一座炉火不息的炼狱。

这种高烧并不仅仅发生在普拉斯一个人身上，它还袭击过荷尔德林、兰波、叶赛宁、尼采、曼德尔施塔姆等人，堪称是诗人或艺术家的“职业病”――当然，许多人也正是通过这不幸的高烧而幸运地获得了艺术的升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普拉斯的诗歌与梵高的绘画异曲同工――不信你就去看看梵高那扭曲、斑斓甚至不无狰狞之感的星空(简直像艺术家本人那沸腾而混乱的脑海)。追随普拉斯走上自杀道路的另一位“自白派”女诗人安•塞克斯顿，曾经为梵高所画的星空配诗：“市镇并不存在，除了有一影黑发的树溜上去，像溺水的女人，溜进炎热的夏空。市镇沉沉。夜煮沸十一颗星。啊星光星光夜!我愿像这样死去。”而普拉斯，甚至也不能算第一位死于高烧的女诗人。俄罗斯女诗人茨维塔耶娃，也在高烧的状态中写下了许多狂热的诗篇，而她那绝望的自杀也比普拉斯整整早22年。不过，阿赫玛托娃试图从另一重意义上解释茨维塔耶娃的死：“有一种传说，说她似乎得了精神病，在精神病发作的时候自杀了――不要相信这种说法。是那个时代杀害了她，它杀害了我们，正如它杀害了许多人，正如它也杀害了我一样。我们都是健全的――丧失理智的是周围的一切……”

那么，是谁杀害了普拉斯呢?是她自己，还是来自外界的厄运?是什么使她高烧不退，又是什么使她义无反顾地把死视为一个奇迹?她死得更为惨烈(为了不可知的原因而死)，但也更为从容，就像去迎接一次事先约定的洗礼，并且带着满足的笑容。

布罗茨基说过：“诗人之死”这一说法听起来总是比“诗人之生”要更为具体些；一件艺术作品，总是被赋予超出其创造者之生命的使命……他还套用了一位哲学家的话：“写诗也是一种死亡的练习。”他本是在谈论曼德尔施塔姆时产生以上感慨的――但也同样适合于普拉斯。普拉斯写诗的过程几乎就是练习死亡的过程，她的诗篇称得上是对死亡的敬礼。正是在这残酷的过程中，她谙熟了死亡的语法与技巧。虽然她自己也说不清，最后一首诗何时才会真正地出现，但她写每一首诗的都像在写最后一首，带着诀别的心情。在普拉斯身上，死这一现像比生还要具体，随时都可能提上日程――生反而是对此所做的漫长而虚无的准备。就像她所描写的“十月的罂粟”一样：“一件礼物，一件爱情的信物，却根本不为天空所求……也不为礼帽下黯然失神的眼睛所祈求。”她如愿以偿地将自己作为一份焦急的礼物献了出去――至于献给上帝还是魔鬼，却不那么重要了。关键是她在经历了反复的练习之后，终于顺利地通过了苛刻的考试。而她留下的诗篇，正是逐渐冷却的对死神的答卷。哦，诗神总是会身不由己地嫁给死神――成为黑暗的新娘。

从萨福到普拉斯，仿佛是一次可以无限延长的婚礼：面纱、戒指、灰烬乃至随身携带的纸做的嫁妆……这项奢侈的练习似乎也是可以遗传的。普拉斯身上，莫非真有那位古希腊的女诗人的遗传基因?她反复训练的结果，是使萨福的悲剧在自己身上得以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