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湾是黄河上游积石山下的一个古老渡口，韩原林就诞生于河湾高地一个如桃花源般美丽的小山村，这个小山村从渡口河面的倒影中就能看得见。“渡口”于是成了韩原林通向远方的起点，也成了他诗歌抒写的对象，因为看见了“渡口”，也就意味着看见了封存他童年记忆和情爱的家园：
        极喜欢水墨画里渡口的意境/此刻，他在渡船上/拾起一片黄昏的霞光/装进衣兜//他把卖土豆的钱数了数/抚摸买给妻子的一块小镜子/又把给小儿女的小物件/一件件理了一遍/他从倒映在水里的山头上/看到自己的家//和站在土坡上/等待自己回来的三个孩子/他们/看他行走/看他渡河/看他上山坡/看他走进村庄/看他融入炊烟升起的黄昏/看他的灯火和自己一起融入夜色/……/世界只剩一个人的时候/可以想想自己的事/干净的底色里/铺开的人生像一条河流/也像一棵树//一树杏花在屋檐/倾尽全力/像极了渡口归人/怒放的生命（《渡口归人》）
        虽然诗中的“渡口归人”描写的可能是父辈，这首诗也不是诗集中最好的诗篇，但它隐喻的却是诗人情有独钟的一种生命状态，即精神返乡，或者说返“常”。《道德经》云：“天物芸芸，各复归于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老子的哲思有些抽象，用通俗的流行歌曲说：“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甚至认为“诗人的天职就是返乡，唯有通过返乡，故乡才作为达乎本源的切近国度而得到准备”。所以用《渡口归人》这首诗的诗题作为诗集的书名，笔者以为不仅富有诗情画意，更重要的是它能精准地勾画了诗集及韩原林的精神气象。
        众所周知，我们正身处一个“唯物”的时代，灯红酒绿，外在的诱惑实在太多，人为物役，信仰迷失，看不清前路，也找不到归路，“悬置”“裹挟”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但韩原林有归根之静，他说：“在更多的时间里，在歌唱之前/我更愿意选择沉默/以一种静表达自己//或以聆听/把自己带入你的河流/以一块石头的静表达自己”“那一场落雪的葬礼/只有寂静，也只有寂静的力量/穿透祷词背后的疼痛”，正因为如此，韩原林的诗歌特别崇尚静穆之美，他在炊烟里依门眺望远方、静陪明月；他涤尽凡尘浮华，闲对湖月、静听风语；他在落霞里享受寂静给予的温暖。不仅如此，韩原林还有知常之明，他说“再远的路/都是回归的路//一个朝圣之徒/永远在回家的路上”，这是韩原林的人生哲学，韩原林的所谓“远方”就是“家园”，用他的诗句概括来说：就是一生一世耕耘的地方，就是重温记忆的地方，就是魂牵梦绕的地方，就是凸显本色的地方，就是接纳生死的地方，就是叶落归根的地方，就是安顿心灵的地方。所以他在诗集里一再强调“把心安顿好”，他的诗行里弥漫着一种浓重的“回归”情结：“头枕乡愁里的山河/你的手牵着我，回归路上又开始成长”“月色里虚拟自己的世界/把家园安置在一个恰当的词语里/让陌生消失，回归自然/让灵魂在纯净的文字里复活”“我想象天空和这一方水土的颜色 因为我们即将/夜宿蓝天，回归泽园”。现代人如一株无家可归的浮萍，常常随波逐流，韩原林因为有家可依，有“渡口”可以等待归人、可以远涉重洋，所以显得宁静而从容，真如朋友所言：守住立锥之地，才能浪迹天涯。故，他的诗因为有情，而充满了温暖；他的诗因为有志，而折射着光芒。
        读过《渡口归人》诗集的人都知道，韩原林的诗歌写作，是温情婉约的，他不仅痴情地给爱人写下了许多吟风花、颂雪月的诗篇，还常常将抒写对象当作一位惊艳的美人来写，不管那个对象是一盘菜肴、还是一座古城，譬如“火，终将温情脉脉于雪/雪，终将泪流满面于火”的《火山降雪》，又如“我不看她的眼睛/我不看她的唇/我只听她那一江的水流过视野”的《古城内外》，这些诗歌因为拟人化的抒写，而显得空灵、且富有张力，如果隐去标题，读者一定回当成一首首优美的爱情。游览四川天府锦里古街，也不忘寄一份锦书把最好的“我”寄给“她”，即使游览被誉为民族的脊梁和象征的长城，她也忘不了病中的爱人：“我拨通了爱人的电话/她病了，呼吸微弱/我把想说的都忘了/把长城也忘了/世界只剩下她，孤独一人”。他的诗多涉及日常情思，他很少像马丁、韩文德那样，以整个撒拉尔民族为对象展开精神书写，抒写荡气回肠的颂歌或挽歌；也不像韩秋夫那样，以罹难知识分子形象抒发良知与愤懑。他与后起的撒拉族诗人牧雪一样，“返常”，即返回日常，诗意栖居，他写《口弦里的爱》，他写《雪山映湖》，他写《荷塘月色》，他写《云上的村庄》，他写《烟雨楼》《水心榭》。如果说韩秋夫的诗写的是陕西壶口撕心裂肺的黄河，马丁、韩文德写的是青海狐跳峡激情澎湃的黄河，那么韩原林写的则是循化清水湾波澜不惊的黄河，回归日常“小生活”是七零后诗人一个普遍的特点。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追求情爱是诗人的另外一种返乡。情爱是滋生善根的土壤，生活一再告诉我们，爱心多的人，也往往比较良善：韩原林看到草帽上一张一翕即将失去生命的狗鱼，他会转过脸产生恻隐之心；即使看到城墙上刻的乱七八糟的“到此一游”和名姓，他想到的也不是对“不文明”的谴责，而表现出对人类面对死亡的无奈的怜悯：
        很多人把名字刻在青砖上/ 阳光、风云抚摸它们/我仔细辨识拿着刻刀的人/那样深爱着自己和人世//我无数次聆听自己的真言/给灵魂如实说出自己/我只来一次，这孤独的人间/生和死都是一条不息的河流 （《城墙下》）
韩原林对真善美的追求，由此可见一斑。
        需要进一步阐述的是，《渡口归人》诗集除了“返乡”意象之外，还有一个重要意象就是“等待”，韩原林借父亲之口说“我们都是等待者”，他等待美丽的春天，他等待分娩的远方，他等待沙枣树下的月出，他等待梦境的抵达，他等待生命的幸福，他等待季节深处另一个自己以及她的到来，他“日日守望，年年等待”。笔者认为“等待”是当下缺乏行动力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普遍状态，而将这种“等待状态”进行举重若轻抒写的人并不多，而韩原林即是一例。因为若让我们当一个与草木同朽的“归隐客”，只以诗取暖，我们自然是心有不甘，韩原林依然，因为“那些民族的脊梁 / 给我（们）的血脉植入了无法预知的养分”，我们如论如何也不能与时代的责任与担当擦肩而过。
        研究中国文化的人都知道，中国文化以“静”为美，以“静”制动是大家惯用的生活方式。论语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纵览韩原林的这本诗歌，深得“文质彬彬之道”，正因为如此，他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个“君子”形象，而非“士”形象。“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用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话说“你可以不做一个诗人，但必须做一个公民”，令本人有些不可思议的是，风口浪尖上的撒拉尔民族以粗狂和剽悍著称，缘何在韩原林这一代人身上迅速消失？是乔治·奥威尔和阿道司·赫胥黎曾经担心的事情同时袭来？还是以“温良恭俭让”为特征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彰显出了无与伦比的魅力？从而导致，韩原林很多的时候，都在“渡口”等待。“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这首名为《站台》的流行歌曲准确地描述了我们时代的特点，笔者以为如果我们没有行动力，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爱情，还有志业。孟子云：“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而犹兴”，像唐伯虎那样，“但求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纵然是一种境界、一种求全之策，但“诗者，持也，以手维持，则承负之义，谓以手承下而抱负之。在于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讽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诗含神雾》语）故笔者以为韩原林还可以尝试从“动”的角度出发，借鉴西方文人英雄的冒险精神，继承民族的固有血性，以及传统文化潜伏的现代性基因，写出更震撼人心的诗篇。
        难能可贵的是，韩原林对作家诗人的等待状态，有比较清醒的认知，他心中的那束光促使他不想永远做一个等待者，他一直在蓄积力量，他企图用利刃劈开豁口，让凝结胸口的汪洋，流淌成一条倾泄史诗的河流，他时刻准备着逐梦而行、扬帆远航：
        “摆渡人拉低了帽檐，一场雨/ 就要下来了/他要赶在一场风前，渡向彼岸 他在等一个人//水湾的涛声低低地压过来，又回转而去/那鸟儿来回穿梭在雨中，在汪洋里/俯冲，奋起，向远//他还没有来//夜幕扯下来/他像摆渡人放飞的鸟，云雨路上/却不见踪影。他得等/一声吆喝里起程”《摆渡人》
        韩原林清楚地知道“人世间的秋黯然失色/(我们)还得在一场疼痛中走向未来的雪”，“出逃”或者说“归隐”都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将忧伤和不幸装进城堡、载于舟楫，就这样耗着看镜中花、水中月也不是办法，他早已厌倦了“这样耗着的日子”，他知道“时光推移/最后要等的剧中人，还是自己”，所以拉低帽檐，从“祖先手里接过火把”，在“一声吆喝里启程”，像那不惧风雨的鸟儿一样俯冲、奋起、向远，逾越高山流水，渡向彼岸，是韩原林迟到的觉悟，也是笔者由衷的希望，更是“梦中人”和“时代”迫切的期盼。
 
 
（作者简介：郭守先，字苏墨，号西海剑客。著有诗集《天堂之外》、文集《税旅人文》、评论集《士人脉象》《超我光焰》、随笔集《鲁院日记》、文论专著《剑胆诗魂》等。作品曾获中国税务学会“全国税收诗词展评”二等奖、《中国税务报》征文二等奖、第四届青海青年文学奖、第三届全国专家博客笔会优秀奖、第二届青海文艺评论奖等。历任《青海税报》编辑部主任、青海省作家协会委员、海东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等。现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青海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内蒙古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青海省税务学会副秘书长、《税务学习》月刊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