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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
――《父亲・母亲》编后随想


  导读:  真是天缘,编完诗集《父亲·母亲》一书,竟然是重阳节。有道是“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好诗在我面前,问世恰逢其时。
  去年,刘福君的诗集《母亲》出版,连续四次加印,累计已达五万册;今年下半年,他的诗
  真是天缘,编完诗集《父亲·母亲》一书,竟然是重阳节。有道是“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好诗在我面前,问世恰逢其时。
  去年,刘福君的诗集《母亲》出版,连续四次加印,累计已达五万册;今年下半年,他的诗集《父亲》第一次印刷就是一万二千册,作为见证人,令我感慨;作为责任编辑,让我欣慰。在诗的接受主体令诗人和出版者无可奈何的今天,刘福君和作家出版社的双双成功,看似是继多年前“汪国真热”之后的偶然现象,实为必然。
  诗人刘福君,这几年选择有母题的写作,集中写母亲和父亲。他笔下的双亲,既是真实的,也是想象的。想象是从真实中产生的,真实是由想象来丰富的。淳朴善良的形象,是典型形象,有极高的概括力,是勤劳善良的中国农民的缩影,也是我们的父亲、母亲的缩影。读这些诗,给我的感受如《红楼梦》第四十八回香菱读诗所言,“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有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
  我个人非常欣赏这样的写作:有生命,有精神,有自我,有心灵。
  写作是需要理由的。不同的写作理由,决定不同的写作。因为不同的写作理由,诗人以不同的眼光来打量世界。福君的写作,不一定能够被概括为现实主义写作,但无疑是切入现实的写作。诗人的生活和诗歌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诗歌里所展示的人生以及想要实现的人生,和现实人生是有密切关系的。他的每一笔,几乎都是先用行动写成的,是爱,也是感恩。
  从诗的生成因素看,福君以自己的方式加入了传统。他的诗是言志的,也大多是叙事的,暗合了中国传统诗歌的言志传统和叙事策略。记得闻一多先生在《歌与诗》中谈到“诗言志”之“志”时说:“志有三个意义:一是记忆,二是记录,三是怀抱。”通过福君的诗篇我们可以体会到,这里的“志”,主要是记忆和记录,是志之所之;而“怀抱”,体现为诗人胸襟。
  记得诗集《母亲》问世后,受到许多人包括农民、战士、中小学生欢迎,大家被福君诗中对母亲的依恋和爱戴深深地打动了。福君让我们真切感受到,母亲是一首连绵的叙事诗,繁琐的日子和数不尽的艰辛尽在其中;母亲也是一首深沉的抒情诗,她的爱抒写了人类生生不息的历史。福君用深情的诗的语言、细节,向我们讲述着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像在说家常,一往情深,娓娓道来。我们从他的诗句里,能感受到农家小院的烟火,能呼吸到田野草木的芬芳,能触摸到母亲怀抱的温暖。他的诗,叫我们读懂了母亲,明白了什么是人间大爱,叫我们回忆起遥远的童年时代,回忆起天真烂漫的轶事趣闻,同时也叫我们忘掉眼前尘世的烦忧。
  他的诗集《父亲》则又是另一种笔调——厚重,硬朗,挺拔。读他诗中的父亲形象,我忽而灵感袭来,想起深秋的田野上那一株株健壮挺拔的红高粱。是的,诗中的父亲正是这样一株植根于泥土、傲立于田野的红高粱,叫人一见就想到爹,就想到壮烈的酒。同时,我的脑海还不由得浮现出著名画家罗中立的代表作《父亲》,那份沧桑,那份淳朴,那份善良,那音容笑貌,一切的一切,是多么惊人地相似!诗人与画家,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创作背景下,为我们奉献出了同样精彩的佳作。看吧,父亲与田野血脉相接,生死相依,草木荣枯紧牵着他的心。他是以一个本色的中国农民式的眼光去打量生活,度量人生。从更高的层面上说,父亲就是天,是家庭的天,也是国家的天,值得我们终生仰望。
  由福君的诗,我还想到更多,诸如历史,诸如民族,诸如家庭,诸如文学,诸如诗人应有的品格和修养,诸如诗人的社会责任感,诸如什么是“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诸如诗歌的发展和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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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张玉太( 笔名张帆) 河北省元氏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万里行组委会 委员,北京大学中日诗书画比较研究会顾问,作家出版社资深诗歌编辑。他自诩为诗坛上流动的哨兵。作为诗歌编辑,他十分关注诗坛上的风云变幻。他主张并实践着让各种流派、各种风格的诗去接受社会和读者的检验。著有《张玉太短诗选》《诗人与春天》《背影》、散文集《不要把那层窗户纸轻易捅破》《却疑春色在邻家——张玉太诗文存稿》《我为诗人做嫁衣》,责编了《贺敬之文集》《他还活着——臧克家评论集》《鲁藜诗文集》《吕剑诗钞》《柏杨传》《诗人蔡其矫》《翟泰丰文集》、李瑛的《倾诉》》《二十世纪世界华文爱情诗大典》(与董培伦、骆寒超合编),主编了《朱子奇诗创作评论选》等名家著作,并为二百多位诗人做嫁衣,写了诗序、诗评,出版了诗集。
责任编辑: 周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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