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发展到现在已逾百年，在这百年的历程中，新诗虽屡遭“寒冬”，但诗人们对诗的热爱与坚守却并未消退。如当下诗坛久富盛誉的“诗坛四公子”陆健、程维、雁西、张况便是如此，他们以一种踏实又自信的姿态，将生活经验与知识储备和艺术能力融合在一起，在多年不断的探索与追求中坚持自己的创作，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诗歌风格，成为诗坛佳话。这是一种坚守，亦是一份信仰。
　　身为“诗坛四公子”之一的张况，是当代“新古典主义历史文化诗歌”写作的重要代表，他的诗歌写作带有鲜明的创作个性。在张况的诗歌创作中，诗与史结下了不解的姻缘，他善于借助诗歌叙事揭开尘封已久的历史“旧事”，凭借大胆的想象和话语的激情展开历史的叙述，在对历史重新的解构和建构过程中，进一步探索寄寓历史深层的人性力量和文化精神。可以说，张况的诗蕴藏着诗人强烈的反思意识和深厚的人文情怀，释发着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
　　阅读张况的诗总能感受到那份源于诗歌话语的激情，在历史中穿梭，尝试弥合历史与现实的时空距离。如他在诗作《我不是侵略，我是在收复失地》中，通过对“上辈子”“这辈子”“下辈子”的诉说，为读者构建了一个诗化的艺术世界。如其言：“上辈子惊鸿一瞥，对你不甚了了/偶一回眸，就将你囚禁在我白痴的大脑/我眼里的万丈狂澜，只是虚拟的一寸惊涛/涟漪圈织的围城，挽留不住你远逝的芳华”“对不起，这辈子我又严重迟到/手挥五弦，知音再次跑调/转身按住群山起伏的心跳/我不再与无辜的烟岚计较”“下辈子，我想我一定还是无冕之王/在涉及爱的命题时，绝不容许别人独领风骚/我不能再无所用心，任性翻篇，本末颠倒/那样的举动很不理智，危险系数太高”。在经历了“三生三世”的轮转，诗人与“你”的距离消失了，对“你”的情感也发生了质的变化。这种“变化”融入了诗人强烈的情感体验和艺术想象，为读者呈现了一份诗化的历史。如诗曰：
　　
　　我宁愿带着你攻城略地，远走高飞，弹琴吹箫
　　我宁愿让我的赤霄宝剑，一辈子不出鞘
　　只在沙场点兵的时候，伸出所向披靡的右手
　　挥动胸中的万马千军，踏碎边关冷月，捣毁敌手的老巢
　　为你奠基后宫的美德，排解前朝的烦恼
　　看见了吗？易水横呈，那是匕首的尸体在弄白色的潮
　　那是我必需彻底放弃的一世骄傲
　　我知道，你的每一寸冰肌雪肤，才是我手心的宝
　　必需三生三世珍存的绝世手稿
　　
　　这段纵横恣肆的语言充满了激情与张力，带有一份冷峻的力量感和沉重的历史感，呈现出了诗人对历史深层面貌的反思和对生命信仰的深度追问。诚如勃兰兑斯所言：“所有这一切看起来似乎完全是在冷静的控制之下运转着的思维机械的槌击和捣碾，其实是一种灼热的、燃烧的想象力在推动着的，而处在这一切的正中央的，是一颗剧烈跳动的和啜泣着的心。”
　　与此同时，在张况的笔下，历史既非静止的存在，也不是孤立的历史事实或单纯的历史事件，而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一种诗性的存在。历史的被“介入”不再是诗人情感的宣泄场，而是融入了诗人生活的场阈和人类生存的时空。通过对历史的消解和重构，诗人逐渐弥合了时与空和诗与史之间的代际、隔阂，以一份独特的主体视角，揭示诗歌深处的历史存在，探寻诗歌叙事的本真价值。在这一过程中，诗人对叙述尺度的把握和文本的取舍变得更为自由和灵活。如《我不是侵略，我是在收复失地》：“我要躲在一个人的帝国，煮自己的字，疗世道的饥/与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一一过招/摘星蹂躏，将水中月轻轻打捞/是我手痒时的拿手好戏、规范实操”。历史绝不是诗人创作的单纯史料，相反，历史经过诗人的诗意传达，成了诗人“过招”的对象，富有深厚的哲理意味。又如在诗作《照见：天空之镜》中所述：
　　
　　神的镜子，是大地灵动的眼眸
　　她能照见鹰的雄姿、《楚辞》的断句
　　照见格萨尔王的太息，消失于一首长诗
　　她能照见唐宗宋祖的风采、照见成吉思汗的铁蹄
　　在梦一般的镜面上疾驰
　　将一个横扫欧亚大陆的伟大世纪
　　轻轻卷起
　　是的，她能照见一个民族伟大复兴的缘起
　　照见既往的一带一路，风一样拉动世界的视力
　　给人类栖居的水乳大地
　　留存最庄严的膜拜仪式
　　
　　“神的镜子”（或言“天空之镜”）即是对历史长河的另类书写。历史的长卷照见了“格萨尔王的太息”，同样也记录了“唐宗宋祖的风采”和“成吉思汗的铁蹄”。诗人“轻轻卷起”了长卷，实则是对历史的长卷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反思，将自己对历史、时代的理解，刻画在“大地”（或史册）上。如他在诗《我不是侵略，我是在收复失地》中所展露的“真相”：“告诉你真相吧，我一早就已制定具体的霸业路线图/绝不能再留下任何遗憾，表现出半丝潦草与焦躁/是的，请你及时纠正你的误判，解除你的冷傲/并赶紧停止你多余的追悼，不成熟的唠叨/别以为我的金戈铁马是在侵略/其实，我是在收复属于自己的版图/改写上辈子未及颁出的那份遗诏”。不难看出，张况的诗虽多是在历史的叙述中展开，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作者心灵史的呈现过程。如《情感帝国的落英》一诗：“心灵的咯血/染红帝国大地/ 惟有我/敢在你的枝头/放弃/整个春天”。他善于“合内外之道”，既着重揭示历史、时代等“外道”的复杂性，又能准确刻画心灵、人性等“内道”的深刻性。
　　此外，张况的诗在语句的运用上也颇有独特之处，这是其创作个性展现的重要途径。如诗作《在城市看见爱的落叶》：“落叶是秋天之魂/你仅用其中的一片/就将我的下半生/全部/覆盖”。如《祠堂上空的月牙》：“沉默的灯盏睁开黑夜的眯眼/天空附耳告诉大地/那是我对你最显眼的一隙/独/白”。又如《插图上的恋人》：“将一株小白杨插在1874年的春风里/我的爱，就获得了重生的韵律/将一只宿命的苹果挂在成熟的秋天/我的瓦房上，就有了最缠绵的炊烟/将一束雄性的阳光交还给2008年8月的冰雪/我梦里逝水般的爱人，就有了决绝的流向”。对比这三首抒情短诗，大体可以看出，诗人在语句的运用上带有某种“偏执”，如“一片”“最显眼的一隙”“一株小白杨”“一只宿命的苹果”“一束雄性的阳光”等，这种语句的锤炼表现出了一种灵动、鲜活、圣洁又犀利的特点，使简朴的话语借助诗意的传达，蕴含了韵外之致和弦外之音，这是诗人内在生活经验的审美呈现，亦可理解为是对生活的敬畏，对生命的虔诚。
　　由上观之，张况“新古典主义历史文化诗歌”的创作有着独特的诗学意义和历史价值。既承续了诗歌创作的理想特质，延展了当代诗歌在题材题旨上的创作资源，又从艺术的角度，站在文化反思的立场上，探究历史深层的人性力量和文化精神，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这对于扭转当下诗歌精神“失声”之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张况在接受采访时曾言：“我是秉持着诗人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来观照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我的眼睛里充满了冷静的悲悯、隐忍的惊雷。我的浪漫主义的历史观，显然有别于史学家，我眼里见到的历史是血肉丰满的、水草肥美的、是接通事件人物就能上天入地的。我觉得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不容易，我一定要完成一种使命之后再走。”这体现出了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所具有的担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