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鼓励退休人员返乡养老，当家的很兴奋，她喜欢柴火饭，喜欢用柴火煮饭时散发出来的那种气息。
　　不过乡下生活远不止柴火饭，比如邻里冲突也是乡间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其观赏性仅次于露天电影，排在婚庆和杀猪之前。
　　邻里冲突指的是两家或两家以上举全家之力进行的团体项目，一般包括争吵和打斗两部分，争吵可以作为打斗的前奏，也可以是后者的片尾曲，没有固定的次序，甚至可以交叉进行，较灵活。
　　在我们那条只有三十多户人家的小渔村，邻里冲突比过节还要频繁。然而，我父亲、我的两位伯父和我叔叔并不擅长争吵和打斗，在我14年的乡间生活中，兄弟四人没在哪怕一场邻里冲突中露过面，这就确保了我在村里发生邻里冲突时的观众地位，视觉和听觉的刺激带来的满足有时甚至超过电影《地道战》或《南征北战》。
　　普通的打架则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与邻里冲突的团体性不同，普通打架只是个人项目或双打，由低年龄段的孩子们完成。不幸的是，这类项目我往往无法超脱，作为村里唯一的独生子，我毫无争议成了几乎所有男孩最理想的打击对象，于是挨揍就成了我童年生活的日常。偶尔一天没挨揍，晚睡前在父母面前就会笑成一朵花：“今天没人打我。”并带着这种过节般的喜悦进入梦乡。
　　项目中，我唯一要做而且能做的就是逃跑，长年累月的奔跑造就了我，在化学系的新生运动会上拿到了百米第三。清华西大操场那“生来就黑”的煤渣跑道上，我是唯一光着脚丫子的参赛选手。
　　当年挨揍的过程以及实施体罚者我早已忘得一干二净。标准理工男凡事讲究逻辑和依据，我的所有记忆几乎都是建立在逻辑分析基础上的，而村里的男孩对我的攻击是不需要理由的，更无逻辑可言。
　　唯一被记住的一次挨揍发生在七七年夏天，是我数十次被选为打击对象的最后一次。男孩在井台上用双掌将外力作用在我的身上，我尚未发育完成的躯体在晚霞中画出一段美丽的抛物线后，象非洲三流跳水运动员那样，重重地砸在数米外的池塘里，激起一阵灿烂的水花。
　　40天后，父亲用自行车送我踏上了进城求学之路；四年后，我在家门前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从此别井离乡。
　　如果我退休返乡养老倒不必担心再挨揍。小平复出和高考恢复后，村里的男孩们逐渐失去了对我的兴趣，他们并没有参加高考，问题是我参加了，高考改变了我挨揍的命运。其后四十多年返乡与伙伴们再度相逢，无一例外都是笑脸相迎。
　　但老家的邻里冲突并没有因为改革开放而消失，据说个别场次甚至有升级的趋势，尽管他们保持着相对的克制，象中印边境的默契那样，控制在冷兵器范围。
　　从来没人站出来对冲突进行后评价，默认的善后形式一般是冲突双方在第三方的见证下喝中药。乡亲们习惯中医，冲突中的伤者看过中医，药费由对方支付，然后在村子里择一块空白地作为战略缓冲区，临时架起炉灶把中药煎了，当着对方、第三方以及我等围观者的面，热热地喝下去后，冲突就基本告一段落。但感情的修复是漫长的，有些甚至永远无法修复。
　　相对而言，孩子们的打斗的善后工作要简单得多，绝大部分是不了了之。深知父母不可能为我出头，为了少给大人添堵，每次挨揍后我都会在踏进家门前一刻把眼泪擦干，若无其事地出现在父母面前。
　　个别案例会复杂些，孩子的父母、特别是当母亲的，有时觉得打斗不太公平、自家孩子吃了亏，会拖着哭哭啼啼的孩子找第三方诉说去。在那些与我无关的案例中，我父亲也可以成为这样的第三方。
　　一次，邻居阿姨拉着比我小六岁的小男孩来到我家门前找我父亲，因为小男孩刚刚被我那位父亲当村支书的同班同学给揍了，我清楚看到小孩的腋下那块明显的紫色。父亲以同情并略带愤怒的神态认真察看了那可怜的小男孩的伤痕，说了几句只有自己和小孩的妈妈才勉强听得见的安慰性谴责的话，孩他妈就满意地带着已经哭累了的小男孩离开了。
　　跟我自己挨揍不同，发生在别人身上的这类不对称打斗我记忆深刻而且在心里为受欺负者深抱不平，常想替他们出头，特别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期间我读了在公社当干部的二伯那套《水浒全传》之后。当然，我只是想想而已。
　　估计，如果我再度返乡，作为曾经的国家干部，我将毫无疑问会成为乡亲们诉说不平的首选对象，就像当年被公认为最佳出气包一样。于是一个严肃而圣神的问题就来了：我能为来到门前的乡亲们做些什么？我不可能提供任何武力援助，半个世纪前做不到的事如今同样做不到。我也不愿意象我的父辈那样给些个聊胜于无的同情以及波澜不惊的谴责。长期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经历让我很可能会建议乡亲们去找政府，甚至直接替他们打电话报警，让国家机器来维护公平正义。我的疑虑是：在那依然山高皇帝远的故土，我能幸运地遇上一位路见不平一声吼的好民警么？
 
     
　　贫穷和懦弱挨饿挨揍带来的饥寒和伤痛并未构成我童年的恐惧；漫长的岁月里，我的恐惧主要来自因找不到玩伴、没人跟我一起玩而带来的孤独和忧伤。
　　如果可以选择，跟孤独相比，我宁愿挨饿挨揍。
　　没有钢琴和奥数学，没有旱冰和跆拳道，吃睡玩几乎是那个时代农家儿童生活的全部。甚至广义来说，学龄后读书和适当的农活也可视为玩耍内容的一部分。
　　玩一般是需要玩伴的，得有人跟你一起玩，而我在获得玩伴的条件方面先天不足。
　　没有同胞兄弟姐妹的我，家里没有人起码没有小孩一起玩，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家门外。就如国家体量太小，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设想在那些国家根本无法实施，因为它们的国内环根本就循不起来。别的人家，兄弟姐妹间至少可以组织一个单人竞赛项目，那些拥有八、九个小孩的家庭，人家甚至可以随便开展团队项目，搁如今的杭州亚运会，可以是三人篮球或乒乓团体赛。而我，只能单独训练。
　　在一起玩的另一个条件是需要拥有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可能只是一个概念，但非常重要。就如数学上的同类项合并，常数或某个未知数的次方本质上也是一个被定义了的概念，但正是这样一个概念成了把同类项拢到一起的唯一标准。放眼世界，那些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阿拉伯国家东南亚穆斯林什么的，也是个概念，但同样非常重要。有了它，北约G7G20五眼联盟东盟十国等等就能一起玩一起混甚至一起图谋不轨。我们中国堂堂正正不混不玩更不针对第三方而且坚持不结盟，但同样也需要金砖上合一带一路这样的概念把大家团结起来做事、做成事。
　　那时，村里两个重要概念是放牛娃和赶海人家。
　　三十多户人家的村子有近十头牛，牛的使用权归生产队，牛的饲养照料则由十、八户人家负责。我常常眼睁睁看着邻家的男孩们成群结队有说有笑地把自家的耕牛赶到村外的山坡上去，栓牛绳一扔，然后欢天喜地聚到旁边打闹玩耍去，留下我在村口的风中凌乱，孤独与失落袭上心头。因为，我家没有牛。
　　家里没有牛的我，就像乌克兰加入不了北约一样，随时都可能是一颗弃子。
　　村子里九成人家的男主人是渔民，随潮汐涨退早出晚归出海捕鱼。女人们给出海的男人备饭时会多煮两口捏成饭团，让孩子们抓在手里，早上上学路上蹦蹦跳跳的边走边吃。父不出海手无饭团，等于胸前少了成员证，很难混到他们的群里去。上学路上只能若隐若现地闻到邻家饭团那淡淡的清香。多年后朋友在省城请我吃日式料理，当捏成元宝状的饭团贴上猩红的鱼生端上来的时候，触景生情，我一行老泪差点就纵了横。
　　同胞及牛的有无不是我能左右的，父亲不出海，我也无法改变。我能做的唯有寻找机会加入到别人的群里去，哪怕一天挨一次或几次揍也在所不惜。跟精神上的失落相比，肉体上那点点痛苦真不算什么。
　　童年经历留下的伤痛让我万分珍惜集体生活，万分感激那些在我的生命中愿意跟我玩、与我共处、为了共同的事业和理想一起奋斗的人，更不用说那些在关键时刻愿意为我伸出援手拉我一把的恩人。这样的珍惜和感激或许有同志无法理解，但它是我一心一意用三年六年十年的时间有滋有味干一件事的强大精神驱动和力量支撑。30人的足球团队能风雨无阻坚持19年，原因也在于此。
　　没人跟我玩的日子里，读书成了我打发时光的唯一出路。与八年大学只读了三、五部长篇不同，在14岁离开故乡之前，我读完了所有可以弄得到手的小说，包括了《三国》《水浒》，包括了《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也包括了红极一时的《金光大道》《艳阳天》。几十部长篇巨著以及孔明宋江剑波魏强高大泉萧长春们，陪我度过了那个年代，成了我特定时期的精神玩伴。
　　后来的日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学大学特别是工作以后，我拥有了越来越多的伙伴，他们一个个比我出色比我优秀比我善良。他们不但具有杰出的才华过人的能力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友善的合作精神，最关键的是，他们愿意与我共处。甚至在我颐指气使对他们指手画脚的时候，几乎都选择了理解和包容。在党的阳光照耀下，他们与我共同度过了34年的美好时光特别是黄昏10年。正是他们，让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并非完美的世界，让我深深懂得并坚定不移地感恩，让我小心翼翼地珍惜。
　　在一起的日子里，肯定会有摩擦磕碰甚至争论和冲撞，这些都是岁月的一部分，就像伤病和红黄牌是足球运动的一部分一样。一场精彩绝伦的史诗级竞技之后，傻子才会把注意力搁在误判假摔卧草或抬脚过高上，就算偶尔想起，也会嘴角上扬，正是这些偶尔的零碎音符，增添了主旋律的朴实、厚度和质感，让一切美妙更加价值连城。
　　终有一天，伙伴们不再在身边，但我绝不会再重返那童年的孤独。共同奋斗建立起来的纯真友谊和留下的美好记忆已经刻进了我的灵魂并将永远伴随着我。就算物质世界里暂时或永远没有了玩伴，在我的精神世界里也肯定会有。
　　精神永在。
 
   
　　五年级的那个秋日，父亲把家里唯一的母鸡杀了熬了鸡汤，给祖母端上一碗，剩下的，爷儿俩蹲在屋前的空地上，借着太阳的余晖，吃得干干净净。
　　那是一只瘸了一条腿的小母鸡。
　　春天里，老母鸡孵出了一窝共十二只小鸡。禽流感、黄鼠狼和村口的粪池先后夺走了十一条鸡命，几个月后就只剩下了这一只。小母鸡在黄鼠狼嘴下捡回了一条性命但伤了一条腿。
　　国家征收农副产品，指标是一队三猪，一户一鸡，一人一蛋。照顾到我家的实际困难，队里预审时同意收一鸡免两蛋，然而缴鸡时公社那位歪脖子同志却坚持不收瘸鸡，说这样对国家不尊重。大队干部虽然体察我家鸡情，但终究还得服从公社，父亲只好怏怏的把鸡又拎了回来。报国无门之下，为了确保小母鸡修成正果，果断作出杀鸡决定。
　　非节日主动杀鸡在我们家是头一回，天上掉下来的突发性幸福让我根本无法也无暇顾及父亲的郁闷。
　　那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好吃的一只鸡，没有之一。这种不可预测的好事凤毛麟角。记忆中，所有的不可预见，几乎都是坏事甚至是灾难。之前十一只鸡丧命的过程，就是这类突发性灾难的缩影。
　　十一只鸡是在村边土坡上觅食时被黄鼠狼叨走的。黄鼠狼吃到一半时碰上了到山沟里拉屎的堂叔，扔下半只鸡落荒而逃。堂叔礼节性地把捡来的半只鸡送到我家时被我父亲客气而坚定地拒绝了。村里习惯不管哪家的鸡遇难，谁捡着归谁。目送着攥在堂叔手里的那鸡的半具遗体远去，我的眼泪啊，忍不住就流了下来。      
　　养猪是有望一次性赚一大笔收入的重要途径，想建房子或娶媳妇，宝都基本押在一头或两头猪身上。当然不可能同时养三头，那就成了资本主义。一头两百多斤的猪上调国家换到的钱足可办成大事。但我母亲愣是从未能成功养成过一头猪，最大的一头在七十多斤时突然厌食，被紧急抬到公社食品站卖了。其它的，一、二十斤就病死了。那时没有非洲猪瘟，但本地猪瘟照样要命。猪从厌食到躺倒也就半天时间，没有人知道明天与猪瘟哪个来得更早。
　　地里的庄稼同样也是命运坎坷。一片朝气蓬勃的芋头，可能在几天内叶子被手指粗的青虫啃光然后死去；一片花生可能今天蔫几棵明天又再蔫几棵一块地剩下半块苗；番薯的生命力较强，鲜有夭折，但结出的地瓜可能是长了虫的，着虫的番薯连猪也不吃。
　　我们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地里、寄托在猪和鸡的身上但从来不知道希望的概率有多大，也无法有效地去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那些生命。
　　人自己的生命同样脆弱，完全可能被一次意外或一场疾病夺走。我不知道也永远无法知道我的几位兄姐是什么原因只在这个世界停留了那么短暂的时间，他们的生命之旅都分别经历了些什么，他们在离开这个世界前都做了哪些挣扎。爬树掉了下来？在村口的水塘溺水未被及时发现？得了现在看来属于非常普通的疾病却没有条件医治或没有及时救治？所有这些，我已无从考证无法想象。唯一的结果是，大哥大姐们用自己的不幸镌刻了我的珍重，让我在漫长的岁月里小心翼翼地珍惜着每一个时辰。
　　人们普遍对自己的悲惨遭遇和厄运讳莫如深，农民更甚。祥林嫂式的唠叨只不过是精神病人的例外。无论我多少次因面对别人家的人多势众迫切希望身旁也站着自己的同胞兄弟姐妹而深切怀念逝去的亲人，也无法从父母或祖母那里得到有关我的大哥大姐们往事的任何信息，直到后来我在省城有了自己的孩子，父亲才在一次晚饭后的黄昏隐晦地告诉我，我本来还有三位同胞。
　　但旁人则不同，就算不至于幸灾乐祸，把别人的不幸作为谈资始终是不少人的恶劣嗜好，这方面兴趣的强弱甚至与学识职业或社会地位无关。村子里的孩子们对我实施体罚的时候，往往还顺便附加精神上的摧残。我的一位堂哥就曾经当着我和一群小伙伴的面绘声绘色：“你爹娘种了一棵瓜，瓜藤上本来有几只小瓜，但今天蔫一只，明天后天又蔫一两只，最后只有一只瓜儿勉强留了下来。”然后，他用手指着我说：“你就是那只留下来的瓜。”
　　这位堂哥有一姐姐俩哥哥和一弟弟，完全有资格嘲笑我。不必责怪这位不懂事的小伙伴，人家只不过是在形象地说了一个事实，尽管事实十分残酷。别说是那时候农村的小孩，就算是现在城里的大人，又有几位真能为别人的不幸而悲伤？
　　我爱种瓜，每年都种。第一次种冬瓜时，专门去增城小楼学习，资深老农告诉我，头四个瓜儿就算不掐掉也长不大、早晚会蔫掉。到了瓜五时，瓜树已壮、营养充足，瓜儿才会健康成长起来。“没有前面四个蔫去的瓜儿，就没有瓜五”，老农补充说。
　　是啊，没有前四的英年早逝就没有瓜五的终成正果；没有百万落榜青年就没有我等金榜题名，没有数百人在台下端坐哪来我台上滔滔不绝？活着的，考取的，台上的，有什么理由不好好活着好好干？
　　那年，我一鸣惊人把瓜五养到了令人目瞪口呆的43斤，邀请众多队友一起把巨瓜摘下送到单位饭堂，几十人共同喝了冬瓜排骨汤。
　　那个快乐的盛夏中午，我又一次想起了童年的那个秋日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