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曾盛赞陶渊明诗文曰：“千载后，百篇存，更无一字不清真。”这当然是对陶渊明诗文的高度评价，事实上，这一评价用之于陶渊明的性格、生活、政治、情感各个方面亦非不恰如其分。任真既是陶渊明固有的本色当行秉性，更是他一生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正是因为他的清新纯真，赢得了生前身后的无限清誉，他被人私谥为“靖节”，固有不折节为官之因，更为毕生秉持清新纯真之故。

　　陶渊明生来就与众不同，这并不是他出身名门世家的缘故。东晋时期，高门大族繁多，王、谢、桓、庾四大家族皆曾执掌朝政权倾天下，其他袁、萧、朱、张、顾、陆等家族亦人才辈出，极一时之盛。陶氏一族当然及不上那些门阀高第，但陶渊明的曾祖陶侃曾因平叛有功，成为显赫一时的地方实权人物。陶渊明的祖父也曾位居太守之职，家境依然殷实，只是到了陶渊明父亲这一代，才开始零落，因他父亲是个“寄迹风云，寘兹愠喜”的人，所以在官场并不得意，然因为历代所积，生活应是无忧的。所以陶渊明小时家境尚好，得以受到良好教育。传称其“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陶渊明亦曾在《五柳先生传》中自述：“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可见他从小就有高致，好读书，喜静处，轻荣利，这么一个高迈出尘的人，自是难以合群。其任真之性从小就已显露，在他的诗文中也极少与人相和之作，说明他来往的朋友较少。他也曾身入名利场，却不喜欢势利之人，倒是隐居后常与农人村夫为伍。他有自己丰富的内心世界，这个世界清淡本真、纯朴自然，人不必显要，物不必繁华，正如他所描绘的桃花源，人言物态中处处透出的都是朴实纯粹、自然美好。他所造出的桃花源，也正是他追求的神仙境。我猜想，为何苏东坡最为欣赏和仰慕的不是李白、杜甫，而是陶渊明，一定是陶渊明自身的清新纯粹和他桃花源中的沉静美妙倾倒了苏东坡。苏东坡在宦海沉浮的人生思悟中，不断地给自己寻找慰藉，正是陶渊明设计营造的桃花源给了他无穷的力量，让他内心变得强大，也因此在心中种下了一座桃花源，用以抵御尘俗间的一切雨雪风霜，从而让他的人生无往不快、浩然从容。

　　能造出桃花源的世外之境，绝非庸碌之辈，更非势利之人。只有拥有始终如一、表里如一的清新纯真本性者，才可能在尘土飞扬的俗世想象出一个世外美境，引人入胜，令人向往，这跟设计者是否富有无关，也跟他是否闻达无关，只与他的初心和坚守息息相关，陶渊明的任真造就了桃花源的洁净，而桃花源的洁净也印证了陶渊明的清新纯真。他的心思就像那山野一般纯净，像溪水一般明亮，他说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心中始终装着山水自然，装着田园风光，这无异于怀揣美好，怀揣天真，在他的心里，筑起了一道防尘墙，配备了一台灭俗器，一遇到凡尘俗事，魑魅魍魉，他的任真便要化为利器，将那些流俗龌龊荡涤得一干二净。这么个眼底揉不进一粒细沙的高洁之士，在东晋末年的腐朽官场，他无疑是待不长久的，甚至进入都很困难。

　　陶渊明是名将陶侃之后，受到先祖影响，兼具少年心思，从小他就有胸怀天下、展翅翱翔之志，正如他所云：“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所以进入官场求取功名是他年轻时的必然选择。但他父亲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也给了他耳濡目染的言传身教，加上那时隐逸之风盛行，本性上又自然天真，是以归根到底，他是要做个隐士的。功成名遂身退便是最佳的人生途径了，这十分符合道家思想的成功者标配。可惜的是，陶渊明的仕宦之路并不成功，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那时没有科举考试，入仕的方式只能通过举秀才和举孝廉这种主观性非常强的推举办法，制度执行早期还有一定的公平性，也很能发现擢拔一些人才，但后来基本被世家大族所操持。陶氏家族在陶侃手上还能跻身名门，但每况愈下，到了陶渊明父亲时，早已凋零衰败，况他去世得早，其时陶渊明年方八岁，家境变得一贫如洗。他曾有诗自述道：“弱年逢家乏”，一生中，他从未以世家子弟自居，在诗文中一直坦承家中的贫寒和少年时的困境，这也是他的清新纯真之处。

　　二十岁时，陶渊明开启了他的游宦生涯。《饮酒》其十可为征：

　　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
　　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途。
　　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
　　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馀。
　　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

　　诗中可以看出，他四海漂泊，寻找机会，但千辛万苦也仅能解决生计问题，并未能实现抱负，游宦近十年，最后依然毫无所成，只能息游西归。二十九岁时，他出任江州祭酒，不久又不堪职场纷扰，辞官回家。旋即州里召他做主簿，他不为所动，依然在家闲居。随后的十多年间，他曾入桓玄幕，先后做过镇军将军刘裕和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这几位都是一时之风云人物，陶渊明显然敏锐地察觉到了他们的政治雄心，不愿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且倦于官场的交道应酬，所以在出仕和归隐之间徘徊，岁月蹉跎，一去数十年，正如他所说的“一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那时的东晋王朝本就风雨飘摇，时不时有人想取而代之，政治的动荡、未来的不确定性没有给满怀壮志的陶渊明多大的用武空间，作为忠贞守节之士、任真本分之民，陶渊明始终难以适应危机四伏的东晋政场。即便是身在官场中时，他也时常想到山水田园，一方面是本性喜欢自然，一方面是在自然中才能恢复他的任真本性。

　　陶渊明的最后一次出仕是在公元405年，那时他正值不惑之年，屡次的仕隐让他早已对实现不存幻想，只是因为想积攒点隐居之资，才复出为彭泽令，他坦言：“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遗憾的是，他终是忍耐不了职场的弯腰谄媚。是年底，恰逢郡府派遣一位督邮来彭泽巡视，县吏告诉陶渊明：“应束带见之。”也就是说要穿戴整齐，恭敬迎接。他不由得感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决然挂冠解绶，并赋《归去来兮辞》，潇洒而去。在序言中，他解释了这次勉强出仕的原因，“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为了养家糊口，他在家叔的荐引之下，出任彭泽县令，但时觉羁绊，
　　志在归隐。适须拜迎长官，又逢庶妹过世，借机下定决心，从此心向林泉。所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辞官后的生活必然是艰苦的，但还原初心更加重要，对于一个自尊而高洁的人来说，有什么比自由自在价更高。这再次体现了他在官场上的纯真率性，物质其次，精神首要。读书人没了自我主导的空间，拥有再多的荣华富贵也是尘俗的奴隶。正是因为他的任真本性和高贵灵魂，获得了时人和后世的高度赞誉。

　　在《归去来兮辞》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一个解脱思想枷锁的人思绪万千、情感飞扬，他句句都道出了自己的由衷心声，几十年的疑虑困惑和徘徊犹豫一朝廓清，他仿佛做出了人生最为重要的一个决定，既是对官场的最后决裂，也是对过去自我的一个划清界限。他痛惜过去并自我慰藉：“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回到家中，回到田园，他才真正地放飞、真正地自由，“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无论如何都是舒适的，自在的。在看到“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的景象时，他既“善万物之得时”，同时有“感吾生之行休”。事实上，他已将自己完全融汇入山水田园之中。既然“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又何必对世间俗事耿耿于怀？人生在世，匆匆如过客，何不乐夫天命，乘化归尽！由任真而至豁达，又疑惑而至了悟，陶渊明是真正欣然于隐居乡野，远离尘俗。在他二十多年进出官场的生涯中，没有一次有这么强烈且清晰的愿望，要决心从此与山林为伍，做个世外闲人。他的这种毅然决然，让无数后人对他肃然起敬。苏轼就是其中最为仰慕的一个，苏轼在宦海沉浮的人生中，最喜欢比照的就是陶渊明，他敬佩陶渊明能够决绝而去，身赴桃花源，而自己只能在心中修篱种笆，自营一方桃花源，以此来消解一切俗世的一切侵扰。他做不到像陶渊明那般说走就走，不计后果，但能从陶渊明的诗文中汲取力量，以其豁达了然以慰心中长寂。所以苏轼将陶渊明的一百多首诗基本和了个遍，深受其思想和艺术影响。陶渊明如珠玉一般清新纯真的天性、如溪水一般洁净的情怀、如明月一般清亮的灵魂，影响和感染了许多官场中人，他们皆慕名而来。但陶渊明在与他们交往中始终保持着任真率性之风，不为官位所摄，不为流俗所动。王弘任江州太守时，想结交陶渊明，屡召不至。后来陶渊明欲往庐山，王弘托陶渊明的朋友于途中置酒招待，以偶遇的方式方才与陶渊明同席共饮，后两人来往颇多，王弘为陶渊明置鞋送酒，陶渊明常于菊花丛中醉酒而归。王弘作为地方最高长官，又是琅琊王氏高族之后，却不以贫富贵贱区别待人，对陶渊明尊之敬之，厚待三分，说明王弘也是个风雅高士，陶渊明不以王弘位高权重、名门之后而稍有俯仰，更是气清节高。

　　颜延之任始安太守时，路过浔阳，每与陶渊明酣饮致醉，刺史王弘三番两次想宴请颜延之，却总是找不到人。颜延之是朝廷重臣，也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他与陶渊明十分投契，全然不顾及身份，彼此长话痛饮，随地而醉，都有名士风范。陶渊明其时只是个田园隐士，即便为官之时，官职与颜延之也相去甚远。但他从无巴结奉承之意，不卑不亢，自然率性，也正是因为他始终保持了天真和任性，才赢得了当时一众名士的尊敬和仰慕。名将檀道济任江州刺史时，也慕名前往拜会陶渊明，其时陶渊明正贫病交加，檀道济劝他入世为官，既解生活上的燃眉之急，又能发挥自己的满身才华，陶渊明却婉言拒绝了，显然他一方面不赞同檀道济所谓的正值“文明之世”，另一方面，他早已厌倦人事而情系园田，归意已决，任是泼天富贵、宇内盛名，对他也毫无吸引力，在金钱和权势面前，他完全能做到如如不动，因为他当年出仕为官，并不是为了权力地位，而是要实现远大抱负，这方面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功成名就以后，他必是选择身退，这方面他又兼具道家思想。所以一旦报国无门，他决计不愿在官场虚与委蛇、蹉跎岁月。即便是躬耕田园，家徒四壁，他也丝毫不会后悔焦虑，“但使愿无违”，其他皆不足虑。所以当檀道济以言语相劝时，他根本无动于衷，只是淡淡地表示了谦逊之意，并未接受檀道济的劝告，甚至连他带来的粱肉都没有收下，想来他对檀道济的言论甚是不以为然。后来刘宋朝廷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还下诏起征他入朝为官，他依然是无心于此，任真之性下，名利根本不值一提。陶渊明就是这么真性情，喜怒哀乐完全存乎一心，从不屈己从人。表现在为官方面或与官员的交道上，一直都是耿介高洁，不为流俗所污，所以即使没有遭受来自官场的排挤打压，光习惯官场的那些规矩和束缚，他也是受不了的，所以辞官对他来说只是迟早的事情。某个节候的变化，某个场景的触动，都有可能唤醒他心中对田园的强烈思念，“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可以说园田山泽始终都是他心中美好的图画，时不时就要拿出来欣赏和惦念一下，但凡在官场上稍有不畅甚至是费神，他便要告诉自己“不如归去”。性格如此清新纯粹，不能稍折其腰，肯定是在官场待不久的，所以他二三十年间，反复在仕与隐之间摇摆，外界的影响绝非主要因素，内心的犹豫才是关键。他过去的幕主多是雄才霸主，跟着他们干，未必没有远大前景，只是终非他少时梦想那般模样，所以只好舍弃志向放下理想，寄情山水之间。陶渊明在生活上是极简主义，不好荣利，清贫乐道，曾自云“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他从不避讳自己生活的贫寒，一如既往地展示他的任真本色。在《自祭文》中他自述道：“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絺绤冬陈。”在《五柳先生传》中这样描绘隐居生活：“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自小他就面临生活的压力，后来反复出仕也是为了稻粱谋，最后勉强入世做彭泽令，也是为以后隐居储备点物质条件，但终究是拗不过内心的自我，还没来得及做好准备，就自断了生活之供。生活虽然清贫，但他始终淡然欣然。只要有酒，清寒的生活也会变得有滋有味。他坦言自己“性嗜酒”，“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在彭泽令任上，他甚至想将一百亩公田全部用来种植酿酒的秫，后在妻子的极力劝诫之下，才拿出一半田地用来种粳。颜延之与他聚饮，临别曾给他留下二万钱，结果他全部寄存在酒家，时常前往取酒，其好酒如此。也许在醉酒的状态下，他可以真正忘却世情，忘却不平，忘却前世今生。在他家中，他留有一张无弦琴，每次喝得兴起，就取下抚弄，以寄托其意。萧统在《陶渊明传》中称其不解音律，事实上，他“少学琴书”，应该通晓琴乐，只是弹着无弦琴，不过取其意而已，会不会弹其实并不重要。朋友们到他家做客，无论是官员还是农夫，只要家中有酒，一定会拿出来招待客人，在他心中，来的都是客，从无地位之别、贵贱之分。情感方面，陶渊明从来都是真诚的。他事母至孝，与妻同志，挂念庶妹，对孩子也是关爱有加。在彭泽令任上，他给孩子送了一个劳力，并谆谆教导道：“你在家务农，难以自给自足，我能做到的就是给你派个助工者，可以略为减轻你的生活之压，但别人的儿子也是儿子，你要珍惜劳力，善待于他。”他的仁慈之心，不以贵贱亲疏有所分别，在那种历史背景下，他能对一个奴仆待以人道，给予关怀，非大慈大爱之人难以做到，他的初心本性可见一斑。因为好酒，陶渊明常在家置酒待客，如果陶渊明喝醉了，就会直接请客人离去：“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可爱如此。朋友之间，他认为就应该想什么说什么，不必顾忌世俗礼法场面，喝多了还要勉力支撑挽客，实在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如此看来，陶渊明的任真本性反而容易赢得真正而长久的友谊。后来李白在《山中与幽人对酌》有句云：“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便是源出于此。走向隐逸之路，是陶渊明人生的不二选择，主观上思归田园，客观上俗世可厌，归去只是迟早的事，只是因为年轻时的志向和梦想，他一直挣扎在仕隐之间。当他最终意识到世事不可为时，他便毫不犹豫地回归田园了，真正地放下后，他的心情是坚定的、轻松的、坦然的，那时他才做回了自己，找到了自我。他曾在《与子俨等疏》自谓：“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意浅识罕，谓斯言可保。”一个如此纯净敏感而又富有山野情趣的人，岂能在烦琐而危险的官场久居！好在他回到了最初的轨道，摒弃了功利观念，转而放开怀抱拥抱大自然，融入田园中。而这时，他找到了真正的快乐，获得了打破桎梏的自由，欣喜之情由衷散发，在他的作品中处处可见快然自足的表达。

　　他遗留的诗文并不多，诗仅百余篇，文仅十余篇，但篇篇皆是精品，其中诗分《饮酒》《归园田居》《杂诗》《读山海经》《拟挽歌辞》等数个专题，情感有放有收，景致有疏有密，思想有儒有道，但整体体现的风格是“清真”，诗文如其人，其本性任真、格调庶几相近。这种清新纯真特征表现为写景的清淡，抒情的真挚，意境的玄远，体悟的深邃，手法的朴素，用语的自然。无浓烈之情感，无庸俗之功利，无说教之虚伪，无华美之语言，无刻意之雕琢。读他的诗文就像暑天畅饮一杯清泉，就像醉后闻到一阵花香，就像初秋披了一身月光。给人清隽爽利、置身事外的感觉。其中的《归园田居》组诗多写田园生活的美好，回归自然的愉悦，生活虽然质朴，却粗淡有味，涉世虽然未深，却精神洁净。其代表之作当数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看起来，诗人在漫不经心地将隐居处的田园景致一一摆放在读者面前，像是一幅真实的农村生活图画，画中有田地，有草屋，有果树，有村庄，有狗吠，有鸡鸣，事实上，这些都是经过诗人精心设计并选取的意象，组合在一起，既形象生动，又自然美好。农村的生活看起来简单朴素，景物也真实天然，其中却透露出无限的欣然怡然，诗人把离开官场后的自己比喻为冲出樊笼的鸟儿，找到了天空，拥有了自由。那种心情是激动的，是飞扬的。全诗真情流露，境界疏淡，以一贯的白描手法、清新文字，却写出了人间的大自在。作为他最脍炙人口的作品《饮酒》其五，其实诗中并未涉及酒，却贯之以饮酒之名：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采菊望远这一经典而永恒的形象定格在这首诗中，一个生活堪忧的野老，一个不问世事的隐士，却在心远地偏的田园，有着东篱采菊的闲心，更有悠然远眺的情致，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能在氤氲的山气中，在飞鸟的自由翱翔中悟出生命的真意，悟出人生的大道，而这种道和意在获得的瞬间，却又淡然忘却，一切皆了然于心，一切又难以言说。风格是素有的清淡，情感是素有的真切，而意味却隽永玄远，味之无穷。语言上如水银泻地，清空中带着绚烂，简洁中透着神韵。毫无雕琢之感，可谓浑然天成。尤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最为精准清奇，引无数诗人竞折腰。

　　难怪苏东坡高度赞誉他说：“渊明诗初看似散缓，熟看有奇句。……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造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远离官场，隐居田园，大多数时候陶渊明都是快乐而恬然的，正如他在《读山海经》其一中所描绘的：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
　　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
　　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
　　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
　　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
　　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
　　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万物得宜，我亦无忧，读书耕种，饮酒摘蔬，细雨好风，仰观俯察，一切都恰到好处，一切都各得其所。这种自然和谐、人物相融的境界非等闲之人所能拥有和道出，诗人究得宇宙奥妙天地精神，早已超越了俗世那些所谓的达官显贵、英雄人物。他是孤独的，独自得道于田园，他又是充盈的，凭一己之力超拔世外。诗中保持了一贯的清新纯真风格，景是清奇的，境是高迈的，喜是由衷的，悟是透彻的。一千多年后的今天，读到这篇美文，我依然能够想象一个伟大的人物在天地之间卓然独立、恬然自足。当然，陶渊明也不是一直都是这么欣欣然，有时在夜阑人静之时，回忆往事，追溯前缘，仍会意难平，情动荡，这在他的《杂诗》其二中表现最为充分：

　　白日沦西河，素月出东岭。
　　遥遥万里晖，荡荡空中景。
　　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
　　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
　　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
　　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
　　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日月的轮换，季节的变迁，总能引起敏感诗人的情绪起伏，特别夜色清冷、万物寂寥，想到岁月不居，而有志难遂，诗人有些悲凉、有些不平，是以久久难以入眠。诗人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更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读书人，在寂静之时，在落寞之际，难免不起身世之叹。脱离窠臼后的欣喜，不能遂志的苦闷，同样真挚自然，只是前者写景时景色带着自然流彩，而后者写景时景色带着湛然寒意。陶渊明的诗以清丽为主，有时也偶露峥嵘，有金刚怒目之威。像他的《读山海经》
　　其十：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
　　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

　　诗人借用精卫填海、刑天舞戚的神话，表达自己“猛志固常在”的精神，他只是有志不获骋而已，并非素来胸无大志。时运不济，他最终选择退隐泉林，虽有遗憾和不平，但终归是得自由了，这于他更有价值。

　　陶渊明文章不多，却内容丰富，最以《桃花源记》和《归去来兮辞》为著名。《桃花源记》中的世外天地，既是现实中的真实存在，更是他诗意的想象构筑。那个淳朴美好、和谐自然的世界代表了陶渊明的内心向往，也代表了他的理想社会。那里阡陌纵横，那里落英缤纷，那里关系和美，那里人们纯朴，那里容不得世俗的打扰，更容不得物质的想象。那是一个人与山水皆纯净的圣地，也是一个人与山水皆融洽的圣地。文中的特色非“任真”二字不能概论，而诗人的主旨则非“神往”不能道明。

　　《归去来兮辞》则是陶渊明另一篇绝唱，文中将辞官归故里的欢快和自由写得淋漓尽致。特别是回到家中，息交绝游，种花饮酒，溯流观云，棹舟寻壑，弹琴赋诗，无往而不快。通篇都在道着一个“快”字，这是陶渊明压抑了数十年情感的全面迸裂，是心存了数十年愿望的最终达成，也是人生大彻大悟后的由衷欢喜，文章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倾吐出来的，根本无须雕塑、无须形容，每一句都如那晶莹剔透的珍珠，圆润而饱满，生动而清丽。情景境意高度地融合，堪称完美。欧阳修曾盛赞道：“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绝非虚言。性格上始终任真，情感上始终任真，官场上始终任真，生活上始终任真，尤其是诗文里始终任真，他既是隐逸之宗，又开创了田园诗派，而其缘由和特征皆是任真，他的任真之性影响了后世几乎所有的文人。自晋以来，政坛文苑的士子学人对他好评如潮，每个朝代的代表性仕子没有不对他顶礼膜拜的。钟嵘《诗品》评道：“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孟浩然《仲夏归汉南寄京邑旧游》诗云：“赏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王维《偶然作》认为：“陶潜任天真，其性颇耽酒。”李白《九日登山》赞他：“渊明归去来，不与世相逐。”杜甫在《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中期盼：“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白居易《访陶公旧宅》羡慕道：“不慕樽有酒，不慕琴无弦。慕君遗容利，老死此丘园。”苏轼更是无上推崇道：“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黄庭坚《宿旧彭泽怀陶令》很欣赏这位同乡：“潜鱼愿深渺，渊明无由逃。彭泽当此时，沉冥一世豪。”王安石高度赞许道：“然则渊明趋向不群，词彩精拔，晋、宋之间，一人而已。”杨万里《西溪先生和陶诗序》比喻道：“渊明之诗，春之兰，秋之菊，松上之风，涧下之水也。”辛弃疾《鹧鸪天》感叹道：“若教王谢诸郎在，未抵柴桑陌上尘。”元好问《论诗》谓：“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李梦阳《刻陶渊明集序》评价道：“渊明，高才豪逸人也，而复善知几，厥遭靡时，潜龙勿用。”归有光《悠然亭记》誉言：“靖节之诗，类非晋、宋雕绘者之所为。而悠然之意，每见于言外，不独一时之所适，而中无留滞，见天壤间物，何往而不自得。”胡应麟《诗薮》评云：“陶之五言，开千古平淡之宗；……陶之意调虽新，源流匪远。”顾炎武《日知录》辩言：“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于世，而感愤之怀，有时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者，真也，其汲汲于自表暴而为言者，伪也。”以上便是历代大家对他的赞美之词，而类似的评价举不胜举。在人们心中，陶渊明本就是个任真率性、不事功利之人，而他又把田园、饮酒、隐逸这些文人喜欢的人生选项做到了极致，所以他能赢得巨大的身后之名。斯人已去，而精神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