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以“诗的人”自期，而未以“诗人”自命。盖一生读研教评，未尝稍辍，亦偶有诗作，新诗旧诗与散文诗兼涉。近十余年来，尤热衷推敲平仄，效颦古贤，学步旧体诗耳。
 

　　一、缘何亦耽于旧体诗

　　我之学做旧体诗，乃为裨补治诗之专业也。

　　行近知天命之年，始调入高校授业，兼治唐诗，尤邃研摩诘之学。所研涉及篇什，多为不落言筌、不涉理路而妙义深邈者，若能会心深悟，已属不易;欲探骊得珠，得窥摩诘诗之禅道心，殊为难得。缪钺先生曰：“评论古人诗词者，如不能自作，则无从识悉其中甘苦，亦难以探索古人作品之深情远旨，精心妙诣。曹子建所谓，‘尽有南威之荣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泉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者也。”(《迦陵论诗丛稿·题记》)缪钺先生极重“自作”，以为研究者须先有“南威之荣”，复得“龙泉之利”，方可中肯诠解诗之工拙美恶，此乃切肤之言，得珠之论，对当下学者现状亦具针砭意义。王水照先生尝言：“钱钟书那一代是从研读大量的原典入手的，相比之下，我们则有些‘先天不足’。从面对文献的身份而言，他们既作为一个研究者，也是一位鉴赏者，又是一位古典诗词的创造者，这三种身份是合一的。”所谓“三身合一”之说，核心在知行相契之躬行。昔之研治唐诗之硕儒，鲜有不擅“自作”之辈。窃以为，治古诗者，非必尽擅古体诗创作;然若能亲操笔翰，而于研治之事则裨益良多也。

　　故而，若无“自作”之躬行与造诣，终为治古诗者之学养阙失。自涉旧体，我对唐诗之解读亦渐异于以往，愈重文本“细读”，沉潜涵咏而含英咀华，更多关注诗之切题取意、撷象设境之妙，乃于起承转合、措辞遣句之上多所留心，敏于鉴赏，易得“理解之同情”，进而将理性之知解与情性之感发以互为考察与映照，循迹探心，而时见胜义也。

　　简而言之，我之学做旧体诗，虽缘起诸端，究其要者，是为“下水”实践之需也。
 

　　二，缘何诗多纪行酬答

　　出于应酬，乃我学作旧体诗之又一要因也。

　　忝为教授，侧身学界，交游者渐多学术鸿儒、骚坛雅士，其间不乏雅擅旧体诗之士。每遇雅集宴谈、赠答往还之际，辄逢场作戏，随缘附和，聊作酬唱应答之什，以通情愫、以增友谊。诚如宇文所安《盛唐诗》中所言：唐诗于唐朝，“很少被看成是一门独立的‘艺术’，而主要被当作一种社交实践。”诗歌关系，亦即人际关系。彼时文人墨客，或宴集赋兴，或临别赠言，或遥寄相思，诗之所及，无非人情世故。夫若王维者，素耽静境，雅好闭关。其性如孤云出岫，不恋尘嚣;心似寒潭映月，难容俗扰。其存诗凡四百篇中，尤半数酬唱赠答之什。唐诗既为当时交游之纪实，亦为后世考镜之凭据。今人学作旧体诗，其“应酬”之功能，焉可或缺?

　　诗之应酬，实为时代风烟之实录，亦人际往还之津梁。我素寡交游，接触面窄，日常活动之所涉，不外授业、赴会、采风三端。故而，生活多与诗融：或纪行涉远，或研学论道，或赴会宴集，或嘤鸣求友。盖诗于我而言，非独寄情抒怀之具，更兼社交沟通之媒。故此编中“应酬”之作居多，亦势所必然矣。

　　夕吟一集，虽为应酬，然所作亦乃肺腑真情之自然流露，个我心曲之隐秘私言。较之于新诗，旧体诗极具“私人性”色彩，乃自写性质的文学体式。刘熙载有言：“《诗》，自乐是一种，‘衡门之下’是也。自励是一种，‘坎坎伐檀兮’是也。自伤是一种，‘出自北门’是也。自誉自嘲是一种，‘简兮简兮’是也。自警是一种，‘抑抑威仪’是也。”(《艺概·诗概》)昔人制诗，不外自乐自励、自伤自警、自誉自嘲。斯数端者，涵盖旧体诗之“纪实”“酬答”之本质。

　　故而，拙作浅吟，多以纪实为宗、应酬为用，自不违缘情体物之古训矣。
 

　　三、缘何但做七言律绝

　　夕吟一集，但收七绝七律二体，我亦只做此二体，是乃我旧体诗创作观之反映。

　　刘孝绰曰：“属文之体，鲜能周备”(《昭明太子集序》)。因此，“人各有能有不能，固不必一一求全矣”;“人各有能有不能，固不必事事第一也”(《四库全书总目》)。“唐人诗无论大家名家，不能诸体兼善，如少陵绝句，少唱叹之音”(《唐诗别裁集·凡例》)。纵使诗圣杜甫，也短于七绝;即便诗仙李白，也绌于七律。“盛唐长五言绝，不长七言绝者，孟浩然也。长七言绝，不长五言绝者，高达夫也”(《诗薮·内编》)。就古律而言，“韦应物古诗胜律诗，李德裕、武元衡律诗胜古诗”(《临汉隐居诗话》)。常人臻于一体，已非易事;才擅李杜者，亦难“周备”诸体。故而，我惟务实，潜心专攻一二体矣。

　　若论旧体诗创作之要，七绝实为入门首选之径。王夫之于《姜斋诗话》中直言：“自唐以后，不能作七言绝句，直是不当作诗。”七绝体式精悍，辞约旨丰，于片言只语中蕴千回百转之思，在起承转合中藏天地宇宙之大。为诗者必备锻炼、凝聚之功，尤重灵光捕捉，以刹那间之情感爆发力而臻于审美极致。而七律庄重典雅，骈俪正大，既要对仗工整，又要使事用典，讲究起承转合之章法。许学夷论七律曰：“初唐气格甚胜，而机未圆活;大历过于流婉，而气格顿衰;盛唐浑圆活泼，而气象风格自在，此所以为诣极也。”(《诗源辩体》卷十七)故为诗者，需统筹全局，于既定法度框架内展现艺术自由，以奇正相生的美学意识，而实现变化灵动与规整匀称之平衡美。胡震亨《唐音癸签》曰：“诗自风雅颂以降，一变有离骚，再变为西汉五言诗，三变有歌行杂体，四变为唐之律诗。诗至唐，体大备矣。”唐人虽诸体兼擅，然近体中之律绝，实为唐诗正宗嫡脉与主流，亦乃唐诗研究之要津。故我之学步旧体，唯专七绝七律而已。

　　然律绝虽长于缘情言志，而短于铺陈叙事，是以每以组诗为体，且冠之以小序，冀补其叙事之阙也。
 

　　四、缘何一发而不可收

　　我之为文，虽非臻“语不惊人死不休”之境，亦属“为人性僻耽佳句”之类。自涉旧体，深契文字淬炼之癖习，推敲之过程，既为精粹文辞、周密思致之途，复得静心养性之助也。

　　由是益发潜心耽溺此体，譬若善饮者而耽于醇醪，以为新诗、散文诗不过瘾也。

　　或有学者以为：“旧体诗作为一种社会化的诗歌行为，再怎么热闹，其创造性也是有限的”。“旧体诗无论怎么活跃，但其审美创造性远远不及当下的优秀新诗”。(刘川鄂：《新世纪“旧体诗词热”的冷思考》)诚不敢苟同也。持此论者，若非唯见“老干体”等非文学之肤廓篇什，即为无躬行之实践、更无登堂入室之体验者也。诚然，旧体诗与新诗，皆有良莠杂陈之弊、佳作难觅之憾，然旧体诗之生命力不可限量，其创造力亦不可小觑矣。当下旧体诗未趋式微，反益焕新，自文学边缘重返诗坛中枢，新旧二体遂成双峰并峙、二水分流之局。

　　我虽得觅门而入，似亦窥堂奥之妙，而有此应酬诸什之编，非为趋时逐热，亦非炫才邀名，洵以应事济用、自遣幽怀耳。

　　潘德舆《养一斋诗话》曰：“诗最争意格。词气富健矣，格不清高，可作而不可示人;格调清高矣，意不精深，可示人而不可传远。”拙诗难“争意格”，故而，一直未敢结集“示人”。十年前，著名书家胡抗美先生尝为题签书名，壮行勉励，然蹉跎至今，始腼然结集付梓;更未敢请序于何永康先生(自注：南师大文学院原院长，江苏省红楼梦研究会原会长，有旧体诗集《咏康集》《康小集》等。十年前先生鼓励我出书，允我为序，今先生年岁已高，不敢惊动，亦不便另请他序)，遂自为序言矣。

　　有诗自勉云：

　　老来诸好渐皆休，深宅遂成平仄囚。
　　语不惊人聊遣兴，赋难胜意尽赊羞。
　　且随摩诘耽禅寂，遂逐少陵歌壮游。
　　世相纷繁何足道，只将素志付春秋。

乙巳初春初稿-秋冬之季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