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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辉:青春写作——网络与现实的“异质混成”


  导读:卢辉,诗人、诗评家、高级编辑、三明学院特聘教授,中国诗歌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有《卢辉诗选》《看得见的宽》《红色的碎片》《七层纱》《诗歌的见证与辩解》等七部专著出版,荣获福建省文艺百花奖、第三届诗探索·中国诗歌发现奖、第五届(2017-2018)中国当代诗歌奖·批评奖、第三届中国天津诗歌奖、第三届杜牧诗歌奖、中国(海宁)徐志摩微诗歌奖、入围第六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推优终评。
  随着中国“80后”“90后”“00后”“10后”诗人的崛起,近年来,这批诗人的作品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可以说,中国“80后”“90后”“00后”“10后”诗人都是在数字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很显然,这一代人,网络与现实的“混成场景”成了他们首选的“家园”。他们在网络时代“制造”出一种以虚拟替代现实,或是修复现实、反哺现实、重构现实的诗歌印迹,即诗歌的网络场景、现实气场与精神气象,形成了具有全球意识的“中国表达”,呈现出青春写作的精神风貌以及对未来的执着幻想。
  
  青春写作的拙气与灵气
  
  置身于网络的年轻诗人,他们的诗歌文本往往带有一点“网络化”的痕迹,试图从语言和行文节奏上对书面语言进行合理的改造,他们常常以细腻入微的现实观察,一面帮助读者在共鸣中宣泄,一面又提供了从芜杂的现实生活向轻盈的美学世界逃逸的手段,尤其是那些能让读者轻易体认和理解甚至带有点拙气的作品,满足了大多数当代读者对诗歌的浪漫想象与现实关照。在中国“00后”“10后”诗人队列中,像游若昕、姜二嫚、杨渡、海菁这样能“拙”到这么纯粹、干净、舒缓、本真、率性的诗歌着实不多,他们的诗歌节奏总能保持外在的“匀速”与内在的“萌动”,姜二嫚的《古诗》便是一例:“我把刚写的一首诗/放在太阳底下晒/想把它晒黄/像一首古诗/假装已经流行了几千年”。这样一首“古”诗,想必只有姜二嫚才能“造”得出来,而且“造”的是那么纯粹的“古”诗。由此可见,那时那地的“她”的确童真、稚气!我在想:童真是什么?稚气又是什么?除了纯净、本色、天然、随心、率性之外,是否还有“拙气”在纯净、本色、天然、随心、率性过程中“自得其所”呢?这不,姜二嫚的“古诗”要“放在太阳底下晒”“想把它晒黄”“像一首古诗”。可见,深得古文化之载体,即“宣纸”点染的姜二嫚,正是因为宣纸其颜色久远的韵味,是那么深得她的心,渗入她的骨髓。于是,她心目中的“古诗”才会萌生出那么“另类”的制造与式样,这种“另类”当然是在童真的纯净、本色、天然、随心、率性中“被合理”化了。不过,这样近乎“拙气”的“被合理化”,远远不会被现代浸透过的“00后”这代人所满足,因为在他(她)们身上散发的拙气远不止于“稚气”。特别是由她制造的“假装已经流行了几千年”的古诗,一个“假装”之叹!多么聪慧的理由,多么另类的理由,这样的古诗既把童真与拙气和盘托出,又让另类世界(自得其所的天地)昭然若揭。
  按照网络格式的逻辑,就算作者保持了纸质载体的思维,而网络世界里的那种纵横恣肆、散漫无际的客观存在,却能很轻易地将纸质载体的思维覆盖,并迅速启用那种格套化的起伏和路径来唤起读者的情绪,有时,哪怕一声叹息式或另类式的抒情与察识都能成为人们的关注点。的确,中国“00后”“10后”的诗人,不管是不经意间的叹息,还是不经意间的偶得,他们在乎的叹息或偶得的是那一种“我觉得很好”、不必去厘清的“第一感觉”。正是有了这“第一感觉”,使得他们的诗歌保持着一种熟悉而又陌生的美丽。以游若昕的《冠军》为例:“我是精子/在妈妈的肚子里/和别的精子们赛跑/我奋力奔跑/第一个/到达终点/成了冠军/如果我不跑/快点/如果我不是/冠军/这世上/就没有我了”。这是一次别样的“赛跑”,这样的“赛跑”成绩与分析,若不是被现代“浸染”的一代人,是很难有如此的熟识与灵气。在这样新奇的世界里,因为有了顺势的“赛跑”,反而十分吻合这个年代人的“顽皮”相,在这个看似“熟识”又不乏天真的语调里面,我们非但没有去理会这样的“熟识”来自何方?反而觉得诗人的“顽皮”有着“灵光乍现”的灵韵。此时此刻,我们会心一笑之后又肃然起敬,并在游若昕营造的那种匀称、松弛和新奇的氛围里接收到一种突如其来、“被洗涤”的惊觉感。
  文学到了网络时代,其创作的可能性已经十分丰富。尽管网络是敞开的,而暗喻的“逆思维”仍然为年轻人所把持。他们往往很便捷地借助暗喻——那种古老又安全的排遣与抚慰的方式,在网络世界里自由穿行。比如“10后”海菁的诗歌《人》:“我想知道/镜子那边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令人玩味。这样一个年龄段的孩子,就想知道“镜子那边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可见,在他们的身上集合了这一代人的“入世”与“出世”的双重性:说“入世”,有直面,有沉浸;说“出世”,有叛逆,有反思。面对着新奇、繁复的人间,这一代人有这一代的“入法”与“出法”。的确,在某种情况下,暗喻起到相当重要的启蒙作用,它是灵性的、激进的。一方面,暗喻则可能反过来成为现实的反制力;另一方面,暗喻正好是在说理、反讽、写实等都没有得到充分地发挥之时,给人们在网络世界以隐遁的途径。不可否认,传统的语文教学,像这样逆思维的现代诗并不多,老师和学生对诗歌的审美认知还停留在古典诗歌或以抒情见长的新诗范畴。所以,像游若昕、姜二嫚、杨渡、海菁这一批会写后现代诗的小诗人们,他们的诗意天成,他们的诗歌天赋,恐怕一下子难以被现行教育机制所关注。不过,他们就像“小荷才露尖尖角”,有朝一日,他们必定是中国诗坛的“映日荷花别样红”。
  
  网络场景的无形与有形
  
  理论上说,网络的空间是开放的,其对象可以是既成的事物,也可以指向对未来的孕育。因此,不论情感色彩如何,不论是赞叹、感伤还是反讽,网络世界总是充满了现实与未来的交织,呈现出变幻多端而又错落有致的“共情”体验。可以说,中国“80后”“90后”“00后”“10”诗人都是在互联网普及以后出生,属于“数字原住民”。比如曹僧的作品《切!》。这首诗以“切”为中心,并置了这个字所散发的反讽原始气息以及同音字“窃”“怯”相关的时事新闻、古典学术等诸多话语体系,用这一个字及其相关的话语体系,对社会某一侧面进行速写,这样的写法,正是与网络环境的发展有关,也形成了网络与现实“异质混成”的反讽特性。正如著名诗人、小说家帕斯捷尔纳克曾旗帜鲜明地指出:“语言的音乐性决不是声学现象,也不表现在零散的元音和辅音的和谐,而是表现在言语意义和发音的相互关系中。” (1)其实,这里的反讽正是处在帕斯捷尔纳克所说的语义与发音的相互关系中。不过,这里的“反讽”跟通常有所针砭的“讽刺”不同,反讽作为一种具有反叛乃至颠覆性的原始气息和美学取向,在文本特征上更常体现为“戏仿”或“互文”。而诗人曹僧将其他文本系统中的谐音文字直接纳入诗歌创作,不仅表达出某种趣味,而且揭示出目标话语所隐含的某些谬误或意义。无独有偶,曾以诗句“我的孩子都快出世了/而我昨天还是个小孩”引起广泛共鸣的阿斐,被认为说出了“一代人的精神特征和特殊命运”。而这一个引起共鸣的网络诗句,正是运用了“反讽”手法,为读者打开了这一代人的现实与精神世界,也为诗人自己所热衷的网络找到了重新认识世界、重构精神价值与现实意义的机会与载体。
  当然,网络离不开文字,网络语言也讲“词性”(人文气息)。比如“动词”的运用,即用动词作诗题常常会有一种诗意勃发的人文气息。因为,这种动词的“人文气息”往往不是对核心诗意的直接钝击,而是对核心诗意的弥漫。这样的弥漫,会使诗歌写作获得更为廓大的思维疆域,蒋志武的《解禁》一诗就应验了这个观点。一是“禁”(动词):“暗处的人都有复杂的道理/如果全部呈现出来会变得诡异”;二是“解”(动词):“文身的人/你的血液里爬满青色/文身与你相互依赖/并敞开了自己”。这首诗的动词“词性”所产生的人文气息无不渗入到诗意的内核,又从诗意的内核散发出源源不断的人间气息,这一禁一解的《解禁》自然而然产生了诗意的“弥漫”。由此可见,当网络语言也讲“词性”的时候,这让我们联想到,网络兴起时最让人追慕不已的“共情”时刻,诗歌完全打破地域与身份的限制,在“共情点”上洋溢出“一切皆有可能”的大氛围。特别是青年写作的修辞主型会从网络的快捷中萌生出从反讽到口语的演变,打通生活经验与语言元素的壁垒。更进一步,诗歌的内在形式本身呈现出网络肌理,形成了与各种艺术式样“同频共振”的格局。
  由于网络世界的存在,如今,年轻一代不再苦苦索取社会的期待而毅然选择内心的价值,这样的趋势恰恰是比较典型的文学现象,这与越来越发达的亚文化现象形成了合流。对于这些青年来说,小红书、抖音等网络交互平台为他们提供了选择内心价值的媒介。偏偏在这个时候,大多数人以为那些书面文字“艳词”终于可以“告老还乡”了,而中国“80后”“90后”“00后”“10后”诗人却执着在网络世界里为“艳词”造势。我这里所说的“艳词”不是情色和华丽的“艳”,而是精神维度的“艳”,是一个无法靠经验的占有、只能期许天上应有的“精神客观”。由于“艳词”的切入,这批年轻诗人以“心灵总态度”的内视点介入网络世界,使得他们繁复的思维方式与精神取向得以实施。可以说,他们的“艳词”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网络世界进行写意般的着色。在他们看来,一个好的诗人,应该拥有四通八达的网络通道,可以用“艳词”趋近微物之神。同时,在自成一格的“艳词”语言体系里,不管是混合的句式,还是杂糅的意象;不管是意绪纷呈,还是词网交错,这些年轻的诗人所选择的写作路径,既不溺于“网络联通”,也不落入“词的陷阱”。他们善于把“艳词”的层次感和信息量一一摆开,像是进行一场诗歌的“临战状态”,将各种先验的、直观的、虚拟的、现场的人间万象融为一体,形成另一种网络维度的自由王国。
  
  现实气场的整体与局部
  
  网络时代,孤岛与海洋并存,舆情与碎片同在。因此,进入网络世界的逃逸术可以看成年轻人进行自我调适而获得自洽的手段。疲惫的现代人在一个个幽微隐秘的世界里徜徉,在主动隐遁中获得一种自我陶醉的幻象,而如果出走所带来的只是物质环境的变化,却没有导致内在主体性的某种顿悟和嬗变,这种出走不过是从一种琐碎走向另一种虚妄,解脱之道依然无处可寻。那么,面对着这一悖逆的现象,对现实的“反观”成了中国“80后”“90后”“00后”“10后”诗人们“有处可寻”的意愿和动力。以杨庆祥《伟大的结局》为例,“灵魂从嘴里出来/灵魂不相信你会哭”“谁会在秋天不相信果实”“父母亲都已经死去了/接下来该是我们”。可见,结局的“宿命”化,越发让“一个一个的灵魂”获得“出窍”的“方向感”。是的,在网络时代,像《伟大的结局》这类诗,因为它分享了人类命定的情感结构和共同诉求,重建了一个具有理性精神的现代自我,容易获得许多人的内心共鸣。聚焦时代本相、扪摸宿命脉动、精雕灵魂刻度,这也是年轻诗人的创作“走势图”。正如雅各布森归纳道:“诗歌组织的实质在于周期性的复现。”(2)这个周期性的复制,不是“同质化”的复制,而是对人类情感结构和共同诉求的“定制”。的确,他们置身于驳杂繁富、悲欣交集的人间不会无动于衷。同样,对凡俗、对现实、对故乡、对亲情的介入,他们采用“有根”的诗歌写作,在叙事推进与叙事抒情中依靠“典型化”的人本细节,找到一条明晰的创作路径。特别是他们的家乡,他们的族群,他们的亲眷留给他们的,有血脉的根,有人文的根,有代代相传的灵魂与信仰,这一切都深深地烙刻在他们的骨髓里。应该说,观察人世,俯仰人生,审视自身,反思自己,寻找自赎的路径,让诗歌承担起一份良知和责任,使精神得以返乡和回归,这是中国“80后”“90后”“00后”“10后”诗人们的共识。
  的确,人的精神得以返乡和回归,仅仅仰仗于网络的逃逸姿态且不加节制或无所反思的话,这都是需要警惕的。因为,理想的文学作品不能只满足于为读者提供一剂抚慰剂,而是要在介入虚幻与现实中尽可能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为此,如何在“嘈杂声中的轻跃”之下有着足够的智性和深度?不少年轻写作者开始倔强、执着地“沿着与生活相反的方向奔跑”,他们以一种原始的力量感与悲壮感书写着哪怕是一次偶然的小概率事件。可以说,中国“80后”“90后”“00后”“10后”诗人们都有一种冷察时运与关注命运的习性。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存现场,他们的内心既是无力的又是强悍的,他们能够大胆地将自己的希望和绝望、孤独和不安、臆想和夸张都一一说出来。不管是探究世间万物的“命脉”,还是挽留繁富现实的“元像”,他们都在技艺追求的过程中力图保持文本意义的高度完整,并对写作的题旨、构架和速度进行有效控制,从而避免了由于文本实验而导致文本的虚化。正如严彬《中秋临》中的“老女人”,诗人一方面给予这个女人各种角色化、戏剧化的场景和故事;另一方面,严彬擅长在灵魂的废墟上进行写作,塑造出一种奇异的美感,这两个方面,其实就是一种世像与内心的互相拉扯,就是命运与时代的相互交集。而 “我”一旦被置入繁富、驳杂、炎凉、爱欲、希望交叠而成的大千世界,靠的是真诚的“我”来串联,即恢复“我”的尊严、时代的尊严、时间的尊严和生命的尊严。
  透过网络世界让我们看到了琐碎、祛魅的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的惊喜、偶然和意外。对于年轻人而言,现实世界并不是一成不变地在那里等着被发现,而是一个复杂的涌现的过程,一种变化的经验展开,一种被召唤、揭示的存在的方式,这就要求他们要不断地更新认知与观念,去书写丰富、微妙的现实世界,从而召唤出人们对身处的生活世界的实感体验。在当下的青年写作中,不少人从美丽、轻盈、寂寞的青春型写作转向更为成熟、宽广、强劲的写作。不可否认,当诗歌的情感有了“小我”“大我”之分,年轻诗人都怕说自己的诗是“小我”之诗。不过,当那种带着信仰、伦理、亲情、宿命、时光的“小我”,你能说这首诗仅仅只是“小我”的咏叹吗?以肖水的《阳山关》为例:“那次祖母病重,我千里迢迢赶回去。她被扶起靠在床头,青衣红裤,/白发一丝不苟。但手是软绵绵的,留下不少针孔。她偷偷嘱咐我千万要去/找巫师帮她喊魂。”很显然,《阳山关》已改变某种情感的单一“状态”,任由多种纠集、杂糅的感情一一“活着”,给人一种彼此纠葛后的紧张与空蒙状态。同时,让“火把上的火星”与“繁星满天”进行不可名状的对视,寻求在“小我”伦理过程中的短暂解脱,进而由亲情与时光带出了“大我”的普世情怀。
  
  精神气象的景别与走势
  
  毋庸置疑,网络给年轻人的锐智以出路,更确切一点说,是给其精力的残余以出路,而他们的精力残余又要经受时间和表达规律的考验。不难发现,中国“80后”“90后”“00后”“10后”诗人们有一批善于在繁富时尚与戏剧情理、生命元气与神秘宿命、心智幻在与精神现象的互联中来确立自己的审美架构。他们的文字一旦置于网络场景、现实气场、精神气象之时,总能迅即将其抽离为一个个关键词语,通过语义的重新编码,使之在繁富、悖反、激越、还原的逻辑推衍和修辞演绎中,呈现出似是而非、光怪陆离的幻影。这些年轻诗人的作品最基本的创造物就是一种“有机”的精神空间,而这个空间,就是那种运动着的、勃发着的、激越着的、扩张着的、绵延着的灵与肉、现实与虚拟的“混合物”,它属于异质混成的,作用于知觉感观,却具有一定的方向和一定的能量,揭示出生命“内宇宙”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客观性,最终展示出精神空间的意蕴。同时,他们善于把驳杂俗务与网络场景、古典音律与现实气场、心智幻在与精神气象在互联中确立自己的审美架构。另外,他们不去简单复述汉语的古典语境,而是把汉语古典语境作为清澈的文化幻象,参与网络场景与现代气场的生机启动,并以纯正的汉语写作而又充满个性的触角,努力恢复汉语在网络时代依旧保持青瓷孤品的属性。
  在年轻人的心目中,那些可以被事物唤醒的感情,他们认为是事物本身的性质。那么,在返回这一自然混沌的过程中,由于自然界不停地为诗人效力,于是,年轻人清楚地意识到,只有自然界才能拯救自己,只有自然界才能恢复和净化人类经验的各个阶段。为此,致力于寻求自然的生命内在,呈现自然的精神气象,一直是中国“80后”“90后”“00后”“10后”诗人们向诗坛挺进的“砝码”。康雪、葭苇、陆辉艳、夏午、余幼幼、熊曼的诗,素朴、安静、持有、不燥,她们的超常心力从来不被闻风而动的情绪所左右,即使面对“断崖式”或“决绝式”的世态人情,她们或坦然或隐忍或容纳或放旷,这种海纳悲欣人生的姿态,使她们的诗格变得阔大而深邃。同时,她们善于捕捉万物的精神投影,将自己的良知、怜爱、敬畏加入其中,与万物心心相惜、相生相伴,让读者感受到她们诗中的那份神秘感及精神气象。此外,“过客”作为哲学命题,常常也被年轻一代的诗人广为吸纳。他们在创作过程中从来不避讳自己的“过客”身份,善于将自己与生灵万物一道置身于广袤的大世界,正所谓:“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为此,他们的内心总是心存谦卑,执意抵达。
  不错,网络相当大的作用,在于人们对精神与物质双重需要的时刻能迅速激发人们感知这一需要,使处于需求中心的客体能在心理光线下“被看见”。在中国“80后”“90后”“00后”“10后”诗人队列中,大都讲究物质与精神双重需求的预见与分析,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诗歌常常能串联出:主体意识—现实经验—精神欲望等“精神景别”。应该说,年轻一代诗人都很注重为心灵的真实而“立法”,特別是他们为心灵真实所执意构筑可见、可听、可感、可思的空间,完全摆脱了为某个理念而陷入逻辑法则的误区。整体而言,这些年轻诗人,为了心灵的真实,他们比较注重诗的象征和隐喻功能,西方的文理与东方的精脉在他们的诗中都能得到合理的变奏与组合。不管是涉及理念的光芒还是经验的印迹,他们都善于运用疏密有致的语言气息、意韵与节奏,呈现出为心灵“立法”的诗意案底。在当下,随着数字网络的高速发展,虚拟与现实、内在与外在难免会产生冲突,人的内心被切割、被碎片化的迹象并不鲜见。作为年轻一代的诗人,一旦被置入繁富、驳杂的大千世界,怎样才能从常规通向高处而不至于沦入琐碎,这就考量着他们如何在智性与良知的驱动下,在“网络场景”与“现实气场”中实现最大程度的公众呼应。正如玛佐(Krystyna Mazur)则分析到:“图景、词语、概念、形象的重复可以造成时间和空间上的节奏,这种节奏构成了巩固我们的认知的那些瞬间的基础”(3)的确,中国“80后”“90后”“00后”“10后”诗人们深知自己不同于印刷文化中的前几代作家,他们的立足点在网络,变化点在现实。为此,一方面,他们牢牢扎根于虚拟场域,与世界交流,与世界对话,敢于催化传统文学机制的嬗变;另一方面,他们置身于现实疆场,亲近人间,敬畏自然,勇于开拓后现代全新的创作理念。与前辈作家诗人相比,这批年轻诗人作为“数字的原住民”,他们没有一味地沉湎于信息网络与虚拟空间,而是将它们与现实浑然交融,特别是这一代诗人的“数字经验”使得他们的精神资源非常丰富。有时候,他们到更遥远的文学故乡去寻找灵感,甚至,他们干脆不在意文学,绘画、音乐、电影、游戏也成了他们心灵的故乡。于是,这一代诗人在诗中所表现出的创生力,都有一种新奇的东西:空间遥远的东西,时间久远的东西,人性中深奥隐秘的东西,这些东西催生了他们的诗歌创生力的“合成”。
  
注:
  (1)帕斯捷尔纳克:《空中之路》,转引自:瓦・叶・哈利泽夫:《文学学导论》,周启超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1页。
  (2)瓦・叶・哈利泽夫:《文学学导论》,周启超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6页。
  (3)Krystyna Mazur, Poetry andRepetition: Walt Whitman, Wallace Stevens, John Ashbery,New YorkandLondon:Routledge, 2005, p. xi.
责任编辑: 叶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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