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论讲究知人论事，我想我与湖南甘建华兄是有缘的。一是乡缘：听说他的岳母是淮安涟水县石湖镇人，用我们淮安话讲，女婿是半个儿，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便是我的老乡了。虽然我们至今不曾见面，但情谊已不断建立，心已紧紧相连。二是诗缘：依稀记得他给“诗在线”公众号投稿的情景，依稀记得他把我介绍给北京诗人王爱红的情景，依稀记得收到他的新著《柴达木文事》的情景，依稀记得最近三年《中国微信诗歌年鉴》收录其佳作的情景。他在湖南衡阳，我在江苏淮安，相隔一千多里地，为什么于茫茫人海中能够相识，再到相知，一切缘于一颗爱诗之心。有了这两种缘份，谈论他的诗歌也就顺理成章了。

　　收到《甘建华地理诗选》文稿，首先想到“非虚构写作”，继而想到“民族志写作”。当我通读完诗稿后，觉得他的诗歌既有非虚构写作的元素，又有民族志写作的成份，但又不完全按照非虚构写作和民族志写作思路进行，这种独创新颖的艺术形式，姑且称之为“地理志写作”吧。

　　法国诗人阿波利奈尔说过：“诗人不仅仅是美的代表者，他们同时也是、而且首先是真实的代表者。”新闻记者出身的甘建华，注重纪实性是其“地理志写作”最突出的特色。综观他的整部诗选，或写人，或纪事，或观山水，或状风物，或从日常，或从社会，或从现实，或从历史，或从细小，或从宏大，基本上建立在写实抒情的基础之上。譬如《耒阳见袁隆平铜像》《蔡伦故宅考》《与妻散步忽闻卡拉OK》《送甘恬回沪上班》《上布冲：忆外公外婆》《祁曼塔格雪峰》《乌图美仁草原》等诗作，或描摹，或闪现，或纪实，或抒情，于写实的生活原型中，于“外物”与“心物”之中，于情境和氛围之中，于意境和感情的倾吐中，写出了“真”我之景、“真”我之情、“真”我之意。同时，甘建华格外强调亲历性，忠实地记录下各式各样的关注与体验，使作品具有超现实主义的个性化特点。例如，《己亥年衡阳之春》起首，写的便是电影大片《流浪的地球》热映之时。

　　地球流浪去了，太阳也流浪去了

　　只有雨母山的赤松子大仙

　　随手招来一片片云彩——疾!

　　2月25日：小雨，北风2-3级，5℃到10℃

　　2月26日：小雨，北风2-3级，8℃到10℃

　　2月27日：小雨，北风2-3级，7℃到9℃

　　2月28日：小雨转多云，北风2-3级，7℃到10℃

　　3月1日：多云转小雨，南风2-3级，9℃到25℃

　　3月2日：小到中雨，北风2-3级，7℃到10℃

　　衡阳市郊雨母山上有赤松观，供奉着神农、帝喾时代的雨师赤松子，据说他在古衡州一带设有十八坛祈雨，雨母山赤松子坛是其主坛。身为湖湘文化学者和地理诗人，甘建华用原生态、非虚构及零度抒情的笔法，如实、精准、科学、曲笔地记录下己亥年春衡阳的天气变化相关数据，摹写神仙作法时“随手招来一片片云彩——疾!”，突出了对地球环境日益恶化的忧思主题。在庚子年春世界性的疫难面前，甘建华的人文关怀意识更趋强烈。读过《地球的坏消息》“这首排山倒海的异质之作”(孙琴安《现代新诗的无限可能性——甘建华地理诗名目漫议》)，我才知道南北极“冰川正在加速融化”，“报复性大片上演”的惨剧骇人听闻，不得不日夜纠结于“这个世界还会好吗?”

　　据说南极北端西摩岛，温度首次超20℃

　　地表的血雪，大量繁殖着红色藻类植物

　　冰川下含铁元素的水，氧化生锈为血瀑

　　光秃秃的巉岩之上，旧日家园惨不忍睹

　　企鹅们不再一摇一摆，沿着冰雪路回窠

　　遍地横尸中，母亲试图寻找自己的孩子

　　父亲但求一死，脱离队伍掉头而往内陆

　　通过具象和抽象的相互转换，甘建华将大众的一般知识提炼为诗歌传神的意象，即南宋诗论家严羽所说“诗的妙处如镜中之象”。想一想吧，在茫茫无际的风雪冰原上，那些母企鹅焦灼寻觅亲子的呼唤，公企鹅不愿活命但求一死的决绝，作为人类的我们又何尝不是感同身受?诗人最后一连敲响十记“丧钟为谁而鸣”：“保护地球，保护共同的家园，刻不容缓!”——的确是时候了，我们“谁又能置身事外”呢?

　　再如《西湖开了一朵白莲花》《雨中别石鼓书院》《陪同日本学者访湘西草堂》《衡阳保卫战后传——纪念方略先生》等诗作，诗人作为一个在场者，娓娓道来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写出了人生独特的感悟，诉说了至深至切的痛点，透出了对乡贤和前辈的崇高敬意。英国诗人托马斯•艾略特说：“诗中有两种乡土感情，一种乡土感情使其诗只能被有相同背景的人接受，而另一种乡土感情则可以被全世界的人接受，那就是但丁对佛罗伦萨的感情、莎士比亚对沃里克郡的感情、歌德对莱茵兰的感情、弗罗斯特对新英格兰的感情。”甘建华诗中的这些“衡阳映像”，他们“孤独守望家园”，最终也成为了“融入我们集体记忆的脸”。

　　甘建华地理诗的另一个特点，与地域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使他的诗歌充满湖湘文化意蕴和崭新的审美情致。“衡岳湘水”这个地理学名词，始自西晋陆机和东晋罗含，中间经过1700来年的不断湮没与顽强传承，直到今人甘建华庚续文脉，并使之得到进一步深化，成为衡阳15310平方公里大地山河的代称，也是湖南区域最重要的文化地理版图之一。在《甘建华地理诗选》中，“衡岳湘水”“茅洞桥记”两个专辑，充分展现了衡阳的山水之美、历史文化、名胜古迹和风土人情。从酃县、南岳、衡山、湘江、耒水、蒸水、栗江、茅洞桥、荞麦皁、上布冲、柘里渡、晴好居、龙溪湖、福严寺、红星村等一个个地域标志的意象中，能够感受到诗人已把生命与血液，融入到广袤的红土绿树之中，在袍衣之地找到了灵魂的皈依。如《马鞍山听秋》一诗：

　　观景台在山头的另一面

　　可以凭栏远眺八方

　　万亩竹林如海

　　见不到人家与炊烟

　　群山奔突如马

　　夕阳辉映出

　　西斯廷教堂圆穹的图画

　　吾妻与小女

　　指点着各处山脊线

　　争说哪处像马鞍

　　哪处像狮头、天狗、睡佛

　　极尽各种想象之能事

　　山在金风中奔跑

　　近处竹林中

　　倏地传来一阵喧哗

　　似有三两只野兔驰过

　　侧耳倾听

　　大地山河的诗意

　　承载不了一只鸟的忧伤

　　两年前在母校青海师范大学，甘建华应邀做了一场精彩的专业学术演讲，《地理学让我们拥有诗和远方》如是坦承：“尽管毕业以后，我并没有直接从事与专业相关的各种教学与研究，但我充分运用了地理学的背景，始终保持了对这门学科的温情与敬意。”当他来到湖北西部的恩施大峡谷，“马上意识到站在最神奇的北纬30度，而身旁著名的‘胡焕庸线’(也叫‘黑河-腾冲线’)，则将中国东西部分成了两个不同的地区，禁不住为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而慨叹。”因此，他的诗歌有着非常清醒的专业思维，也就是抒情主体作为地理学意义上的存在物。在“青海在上”这辑精彩的诗歌中，无论是《湟水河记》《日月山辞》《柏树山引》《阿拉尔河小唱》，还是《祁曼塔格雪峰》《乌图美仁草原》《托拉海胡杨林》《闻柏树山出现雪豹》，都让主体获得反观的空间，表达出地理诗特有的艺术风格，婉转阐释了地理学的三个核心问题：“它在哪里?”“它是什么样的?”“它意味着什么?”这也是他的诗歌与时下他人作品最大的不同之处，“地理诗”因而成为湖南甘氏的一个显著标签。

　　注重湖南日常民俗生活的抒写，是甘建华地理诗的又一特点。《栗江谣》写出了诗人故乡的风情之美，也牵涉到一个新诗“及物”的问题。“及物是一种言语的区域混乱，因为言语就是‘我’的言语，如果‘我’没有个体语言的话，那么在哲学意义上，‘我’是不是一个独立存在，就打了问号。”(傅元峰《新诗地理学——一种诗学启示》)甘建华作为抒情者和叙事者，诗的言语竭力逃离了公共语汇，“尽量让自己写下的句子，不是可以从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中翻找到的意义”。

　　风笛和埙偶尔在清夜响起

　　自此下行十几公里

　　是水库调节的栗江中游

　　数万亩良田深受其益

　　几千口池塘鸢飞鱼跃

　　踏歌的后生们英武有力

　　妹子的双颊天然酡红

　　屋后橘园和门前的香柚

　　堪称衡阳最佳出产地

　　烧饼、拎豆腐和黄皮草鱼

　　世代相传的美食三宝

　　在渔鼓、灯影戏和花鼓戏中

　　令远方的游子频频回首

　　常言道：“酒好不怕巷子深。”常言又道：“好事传千里。”《衡东土菜》从遥远的高原古城西宁市区兴海路写起，将“全国唯一的‘中国土菜名县’/江湖哄传的‘湘菜扛把子’”，用细腻节制的笔触呈现出独具特色的美味佳肴——鲜、辣、美、土。看得出诗人也是精通厨艺的，不然不会对大浦血鸭、石湾脆肚、新塘拆骨肉和黄鳝炒蛋，“生炒烹炸”得如此令人舌齿生香。最后一句也是全诗的诗眼：“我最忆县城一家小店/青辣椒炒肉和鱼头炖豆腐/每每思念打嗝也来香”。据说，如今在衡阳地区城乡街头，“打嗝也来香”成了衡东土菜最醒目的招贴，令南来北往的食客眼睛为之一亮。

　　晴好居是甘建华夫妇的别塾，也是他的书斋名，年过五旬后自号晴公。看看《晴好居听蝉》这首诗，他从“这只俗名知了的虫类/栖息于吾斋前院的桂花树上/透明的双翅在阳光下一闪/被我准确地找到了/发声的位置/它一动不动地望着我/我则屏住了呼吸/天地间顿时趋于岑寂”的蝉的“物境”入手，由此转入到“你就是从三国曹植赋中/从南北朝王籍若耶溪/飞来的那只蝉么/见过唐人虞世南、骆宾王/李商隐的那只蝉么/是苏东坡音乐中的那只蝉么/齐白石画中的那只蝉么/洛夫诗中的那只蝉么”的蝉的“情境”，最后再升华为“蝉犹禅也。今日大暑/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且再往树枝人工降雨/听蝉鸣夏/这清脆嘹亮的高歌/无异于/人世间最美妙的音乐”的蝉的“意境”之美。王昌龄在《诗格》中说到：“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极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用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甘建华正是通过这“三境”，从蝉的物境达到心物相应的情感之美，隐喻自己的心理预期及后世关照。这也就难怪著名文化地理学者周尚意教授说：“从《甘建华地理诗选》的字里行间体会诗意栖居，只有中国读者才能体会《晴好居听蝉》的地方之美。”

　　“诗人是语言的工具，而不是反过来语言是诗人的工具。”这话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说的。其名诗《黑马》末句“它在我们中间寻找骑手”，“骑手”就是他对诗人形象的指认，他认为诗人就应该是一个骑手或者骑士。著名作家韩少功最近在《创造优质的汉语》中也说到：“我们如果没有优质的汉语，就根本谈不上中华文明。”那么什么是优质的汉语呢?他认为“一是要有很强的解析能力，二是要有很强的形容能力。前者支持人的智性活动，后者支持人的感性活动”。甘建华《罗帅纪念园往事》一诗，运用写实和白描的手法，通过筛选运用精致的言语，展现出一个特定的历史场景和神圣时刻。此诗结构匀称，感情充沛，文字简约，蕴含着对历史人物的审美理想和敬仰之情，写出了罗荣桓元帅的形象之美、气概之美和精神之美，也写出了后来者的威仪与人民群众的血肉相连。

　　庄严地行过军礼后

　　在元帅的目光注视下

　　他们集体转身

　　有序地散开

　　一个上将

　　四个中将

　　八个少将

　　缓缓地步下台阶

　　走向鱼水相依的百姓

　　《茅洞桥夏日故事》是甘建华在56岁生日，这个特殊写作背景和心理结构与情感积淀之下，忆及少时乡镇顽劣之事而作。诗人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把客观历史与主观情感结合在一起，对自己的过去进行一次回忆和升华，既是个人史、青春史、情感史，也是生活史、生命史、精神史。与通常所见的口语诗大有不同，这首诗读来有趣得紧，而且能令人再三回味。事实上，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们只能在深夜的雨雾中，遥想那一张张模糊而生动的面孔。

　　因此说，甘建华地理诗的历史感，建立在过去与现在并存的基础之上，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向度的。思考历史就是对自我生命的总结与提升，这是甘建华地理诗最本质的内核与梯度。

　　其他如《衡山白糖李》《南岳簕杜鹃》《在衡南县城听渔鼓》《茅洞桥九章》等作品，诗人抓住具有地域特色的四时风物，不仅写出了对衡岳湘水的情有独钟，甚至在抒情之外的情致幽微，让人“不难感到一种虚虚实实空空落落的无言的禅境”(洛夫《感受诗歌之美》)。

　　日本著名风景画家东山魁夷在《中国风景之美》中说：“风景之美不仅意味着自然本身的优越，也体现了当地民族文化、历史和精神。”甘建华是一个海纳百川的学者型诗人，地理诗注重物象与情境的结合，注重思想的高度和深度。近作《晏家湾》是为其岳家、岳父而写，这个地方在大巴山区，具体地说就在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恒口镇。甘建华曾经先后两次去过那儿，写这首诗时酝酿了好几个月。最终，它如杰恩·帕里尼《诗歌为什么重要》所说：“诗歌本身体现了那个自然，并成为自然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庞大的内在世界，用形象和短语占满了空间，为个人生活提供了现实的基础。”

　　深藏于大巴山中，常年铅灰色

　　天空下，几株珍贵的黄檀

　　迎宾村口，远山奔涌而来的

　　清溪，从拱桥下浅浅地淌过

　　长长的青石板道上，细雨斜风

　　总有匆匆而过的背影，披着一袭

　　如战袍的蓑衣，落寞如汉水刺客

　　遥远的早春二月，从这儿出走的

　　王姓青年，没有来得及回望

　　母亲的泪眼，远方的昆特依盐湖

　　在招手，许他一个天大的前程

　　多年以后，我提着骨灰盒

　　送他回到晏家湾，草木含悲

　　我与他的女儿跪在坟前：岳父!

　　总而言之，甘建华地理诗是对地域文化、地域诗歌一次自觉地坚守，是其心灵和精神上的还乡，也是对精神家园、灵魂归皈、生命本源的深情吟唱。地理诗作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在这本诗集中得到了很好地呈现，初步完成了开风气者的使命和担当。因此，我在江苏淮安遥祝湖南衡阳甘甘建华，在中国地理诗的形式和内容上拓展得更宽更广，创作出更多更好具有文化生命力和情感意趣力的作品来。

　　作者简介：月色江河，本名张晓林，诗人，文学评论家。江苏省作协会员，淮安市作协副秘书长、文学评论工作委员会主任。迄今已在中国大陆、台港澳地区及海外近200家报刊发表诗歌、散文、评论作品，入选数十种诗歌、散文选本，部分作品被译成外文，多次获得各种文学奖项。著有《淮安文学批评与研究》及诗集《迟到的玫瑰》《七星瓢虫》，主编《江苏网络诗歌选》《中国微信诗歌100家》及2015年至2021年连续7年《中国微信诗歌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