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向鼓吹行吟诗创作的，一方面鼓励人家写，因之推动了数届“黄亚洲行吟诗歌奖国际大赛”；一方面也鼓励自己写，因而常在国内外颠来颠去，落笔成章，无论美丑，只管自鸣得意。
　　我坚信不疑的判断就是，这类诗作不但有个人主观情感抒发的生命力，更有地理本身的生命力，得江山之助，尤根深叶茂。
　　此次见湖南诗友甘建华热心倡导地理诗，且身体力行，出版地理诗选，便心生欢喜，知道行吟诗与地理诗，在概念上，乃是心曲款通的。
　　地理诗概念的提出，也是有根有据的。20世纪70年代末，古典文学大家周汝昌在《范石湖集》序文中就提到，南宋名臣范成大除了广受世人好评的田园诗，“还有另一类诗，即描写行旅、山川、风物、民情的地理诗，反映面非常广阔，又写得真切、细致、清新、多样。祖国的壮丽山河，人民的生活面貌，展卷如见，可以看作他的田园诗的延展和补充。”
　　地理诗，也可以看作是山水诗的另一种叫法。
　　从山水诗的缘起看，脉络就更加清楚了。孔老夫子《诗经》名篇《关雎》中，“在河之洲”的描述，即有明确的地理方位指向。战国时期屈原、宋玉写的《楚辞》，浓墨重彩地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便很有点山水诗的意味了。当然，东汉末曹操登临碣石山写四言诗《观沧海》，将自然景物作为主要审美对象，我们才算看到了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山水诗。
　　直到山水诗鼻祖谢灵运的横空出世，这才在概念上正儿八经定型了山水诗。他在我们浙江永嘉为太守一年，却不坐官衙，只钟情山水，在浙南翻山涉水，既言山水奇趣，又以山水“言志”，其中“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等名句震动朝野，人们争相传颂，可见生活在大自然中的人民是多么喜欢生动描写大自然的句子。
　　之后，陶渊明的田园诗兴起，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文人，他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直到如今都是我们热爱得要死的名句。再之后，山水诗的发展便更加生机勃勃了，诗仙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诗圣杜甫的“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韩愈的“瞰临渺空阔，绿净不可唾”，至今使我们心驰神往。唐代的边塞诗也是独树一帜，自然景观多是大漠戈壁、黄沙白云、冰川雪山、北风劲草；地理区域多是葱岭、楼兰、龟兹、安西、敦煌、天山、祁连、昆仑、阳关、青海、河西、塞外、漠北；异域风物多是羌笛、胡笳、琵琶、战马；人物多是征夫、戍卒、单于、胡人、蛮女；用典多是飞将军李广、李陵爷孙；乐曲多是与边塞军旅生活有关的《梅花落》《折杨柳》《关山月》《行路难》。这些作品，我们都是读得热泪涟涟的。
　　再后来，我们的杭州市长苏东坡，在疏浚西湖之后，也是颠沛流离，他的“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句子，尽见中国的地理。南宋范成大，更以行旅诗闻名，他的近两千首诗，超过三分之一是纪行诗。当代研究家认为范成大是“地理诗写得最多也是写得最好的一位”。
　　我们现在说地理诗，可能还有一个界定得更为准确的概念，那就是姜立新《地理诗歌选辑》上说的：“重视写实，追求准确、生动地再现自然山水，让多姿的山水和读者直接见面，在追求文学价值的同时，兼重真实描写风土人情、山川地貌、文化遗迹的诗歌，即为地理诗。”
　　那么，我们权当这个概念，是目前最具权威的吧。我这样认为，我的诗友甘建华也同样这样认为。只是他不仅理论上赞同，而且在地理诗创作的实践上，虎虎地冲在了前面。
　　甘建华早年间毕业于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系，多年后被聘为母校地理学客座教授，据说这在他的母系可算是第一人。他在20世纪80年代写诗并创办诗社，汇入了中国大学生诗歌运动的洪流，后来竟有二十多年没有写诗，专注散文、文史笔记的写作。直到2014年夏天，在睽违青海高原22年后重返故地，才又重新燃起诗情，组诗《西部之西：重返梦境之旅》一下子就引人注目了，不少报刊转载，入选了海内外好些选本。
　　在诗歌写作上，他爱上了地理诗。
　　甘建华去年来杭州，不仅兴致勃勃地走访了我的设在大运河支流畔的书院，而且灵感顿现，浙江的山水与风貌一下子就凝结成了15首地理诗，先后扑到了他身上，诸如《晨登北高峰》《灵隐寺偶见》《钱塘苏小小之墓辨诬》《随金光中老师访鲁迅故居》《在乌镇听评弹》《白乐桥1号的笑脸》等等。这些诗题，都冠有一个地理名词，显示他动笔之前即有想法，他是目标明确的。
　　甘建华在他的地理诗中，既重客体的描述与解说，也注重培植主体的精神气候，并且努力使两者达到统一。如写《断桥意象》，既说“这禽类的嬉戏如此优雅迷人”，也有“四望不见那伞那人/也不见传说中的那场残雪”，只希望“清风徐来/做一个南朝北朝的梦”。短短十二行，将眼前景与古时梦交融在一起，给读者提供了相当大的想象空间。《雨中游兰亭》，则借一羽白鹤游弋于之江上空，联想到书圣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反讽中国书坛的“之”字：“而这个简单的汉字/一日千载之后/从未有人得其半分神韵”。
　　读甘建华的地理诗，我很自然地就想到了“江山之助”四个字。
　　南北朝的刘勰最先提出这个论点，历代诗论家和画家也都好谈论它，陆游的“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更是被人广为引用。所谓“江山之助”，就是说诗人受自然地域景观的熏陶，受“水土”和“地气”的感召，从而产生一种与地理风貌相似的审美理想，使其创作呈现和自然风貌相似的风格。山川地理形势固然不能对诗人的创作起决定性的作用，但不能不说它是形成诗歌多样艺术风格的重要因素之一。
　　甘建华的诗歌创作，受“江山之助”大焉。
　　地理，是地理诗人的福气。
　　地理，也得益于地理诗人的神思。
　　甘建华这本诗集分为4辑，共计211首，其中写家乡衡岳湘水、茅洞桥这个部分有93首，写第二故乡青海高原的有54首，写四海八荒的人事有64首。一方面，这些作品证明了甘建华阅历丰富、眼界开阔，这些都是诗人必要的修为；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地理学者，他通过地理诗，也很自然地反哺了大自然的恩宠。辛弃疾的名句“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就是这种双方精神融洽的写照。
　　地理诗大有可为，地理学教授甘建华继续跋山涉水，也必大有可为。
　　这对我继续鼓吹推广中国行吟诗，自然也是一个莫大的推动。“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我也应如此多走走，多写写，多多努力。

　　2020年2月22日，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