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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忘却文学的庄严目标
――对雷达先生《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的薄续


  导读:开 栏 的 话   著名文艺理论、评论家雷达的长篇文章《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本报7月5日刊发),提出了许多较为重大的理论、创作命题,学理性、现实性强,因而引来文艺界的热烈反响。为了将雷达同志文章中提出的观点和分

开 栏 的 话

   著名文艺理论、评论家雷达的长篇文章《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本报7月5日刊发),提出了许多较为重大的理论、创作命题,学理性、现实性强,因而引来文艺界的热烈反响。为了将雷达同志文章中提出的观点和分析引向深入,将讨论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并活跃文艺理论学术空气,营造健康的文艺批评环境,我们在此特开辟“当前文艺创作症候与发展问题讨论”专栏,继续就文章中提出或尚未涉及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今天我们首先发表王久辛先生的文章《不能忘却文学的庄严目标》。我们热诚欢迎广大读者踊跃赐稿参与讨论。来稿请寄光明日报文艺部“文艺观察版”收。   
  
   我们看到,中华民族正在崛起,中国作家正身处一个伟大的时代。躬逢盛世,三生有幸矣。伴随着经济的崛起,精神文化的崛起也必然随之到来。但是,这个到来并不是1+1=2式的逻辑推演,它是一个痛苦的羽化过程,是必然要经过反复的否定之否定式的淘洗,才能够让精神的光芒越来越亮,直至照彻整个天空。读罢雷达先生的文章,备觉神清气爽、痛快淋漓。这篇文章是对30年来中国文学的一次厘清式的总结,是以极大的勇气进行否定,又以极大的理性与睿智,为文学的崇高事业进行重建的黄钟大吕。他从四个“最缺少”谈起,纵横开阖,拨云见日,显示了中国文学评论家面对时代的不甘缺席,勇于担当的大无畏精神。他提醒中国作家,尤其是最优秀的作家与诗人们,文学不是游戏,也不是个人情绪的宣泄,它是关乎人的灵魂,关乎整个民族灵魂的不朽盛事。不能无立场写作,不能放弃责任与道义。作家当然要坚持审美的立场,但这立场之上的立场则是――对天良与公正的追寻,剔除芜杂的表面现象对真理的追寻,在人性美的比较中对人格重建的追寻。这篇文章,清晰地把握了作家与时代的关系,作家与正面价值的关系,作家与民族精神、人格重建的关系。这些郑重的、庄严的更是严肃的问题,是对每一位有所担当的作家与诗人“掏心烛照”式的警世之言。著名诗人公刘先生说:“诗是精神的稀有元素。”品读雷公之文,亦有“理论更是精神的稀有元素”之感。长期以来,“广告”式评论铺天盖地,良莠混杂,包装成为所有作品面世前必备的“新嫁衣”,仿佛只要有钱,谁都可以租来穿一穿,这哪是评论?这种租赁式的评论,是对文学尊严的亵渎,也是对从古至今优秀作家诗人的亵渎。雷公文章,捍卫了诗人、作家、评论家乃至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尊严。这篇文章,生逢其时,在我们民族精神文化正待崛起之际发表,是对文学的一次深耕土地,埋下去的是没有生命力的杂草,长出来的必定是壮禾绿秧。然细读雷公文后,似又觉言犹未尽,便不揣冒昧,狗尾续貂,薄续“四个最缺少”以就教于雷达先生及诸位大家。
  一、从纵向的历史角度来说,最缺少深邃的历史目光。我们说历史始终具有不间断的完成性,既是不断吸收、丰富的过程,也是不断扬弃、抛弃的过程。它是在这两个方面的动态之中完成历史递进的。就文学来说,它不可能背离这个基本的历史逻辑。因此,就需要作家具有一种不同于寻常人的历史洞穿力,以把握好、表现好历史前进的本质力量。在过去的30年里,大凡优秀的作品都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作品。而这些作品的创造者们,也都是在获得了这种纵深的、深邃的历史目光之后创作的作品,而这样的作品才具有不胫而走、不翼而飞的广泛的传播力量。像唐浩明、二月河、熊召正等优秀作家的创作,就具有这种洞穿历史本质的能力。它不是跟风似的创作,而是对历史严肃、认真,甚至是庄严、神圣的校勘、揣摸式的想象与创作。对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的人性深浅的把握、品质尺度的把握以及对其情趣品味简丰的把握,等等,都是放置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量与创造的。这种洞穿与沉入式的创造,摆脱了文学时尚的干扰,以其独特的历史把玩表达了作家对历史的审美认知,是极为难得的。而在他们之后,又刮起的仿效之风,就均因实力不济而难成大器。再比如,当年莫言创作了《红高梁》系列作品之后,便立即催生了一系列仿冒之作。这里且不说佳作《红高梁》作品的价值几何,单就这种跟风似的创作,就决定了这一系列仿冒之作的浅薄与速朽。上世纪85年前后,文坛刮起一股股模仿西方各种文学流派之风,作为文学普及、启蒙、乃至作为一种探索与尝试,未尝不可,事实上也确实提升了中国文学整体的审美水平,但很快便被时尚化了。一段时期以来,如果不仿艾略特、尤利西斯、博尔赫斯、米兰・昆德拉等等,似乎就很不“文学”。我们说,对于任何先进文化、先进艺术的借鉴与吸收,对于有志向的作家来说,都是不言自明的自觉选择。但是,并不是所有作品都需要吸收与借鉴这些表现手法,即使借鉴也是化为血肉的借鉴,而不是简单的模仿。我认为,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吸收与借鉴,永远是观念的吸收与借鉴,而不是思维方式、语言习惯的吸收与借鉴。不论外国文学多么的卓越与伟大,它都是用他们本土的语言在表达他们对世界的认识。相反,我们一些作家写的作品,仿佛是捏着鼻子哼哼,阴阳怪气说话,基本上是用翻译文学的方式表达中国人的思想与情感。读者读的别扭,所以就不愿意读,何谈引起共鸣,传之久远?所以说,要获得一种深邃的历史目光,就必须有主心骨,就必须有对本土历史文化的深刻理解与认识,弄清楚哪些是最起码要坚守的,哪些是要坚定不移捍卫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不仅要有创造的极端化追求,还要有绝对不能突破的底线;再换句话说,不管你鸡毛飞到九霄云外,也要把根留住――别忘了我们是用方块字写作。
  二、从横向的现实角度来说,我们不缺少“水落石出”的回望式创作,最缺少对现实“水涨船高”的把握与创造能力,换句话说最缺少洞穿未来的前瞻性、牵引性作品。如果要罗列的话,我们不乏写过去时的优秀作品,建国50多年来,像《红岩》、《林海雪原》这样回溯历史的作品层出不穷,但写“现在进行时”的优秀作品,像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康翟的《春种秋收》(短篇集),王汶石的《风雪之夜》(短篇集)等等,就乏陈可言。今天,我们都在说中华民族正在崛起,但这崛起中难道不包括文学的崛起吗?这里,我引用“崛起”一词,来表达我对文学成就巨大者的嘉许与赞叹,以表达我渴望文学要耸起三山五岳――成就一代大家的强烈愿望,而并非要将文学与其它可以崛起的事业硬拉在一起。近年来,我欣喜地读到了几部写“现在进行时”的优秀作品,例如柳建伟的《突出重围》、《英雄时代》、《石破天惊》,张平的《抉择》、《国家干部》等等。我认为,这两位作家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的形势,在与时俱进地把握着现实。柳建伟成功地把握了中国军队在高科技进程中的本质力量――即中国军人保家卫国的时代天职。他排除了内外干扰,内,担心于不自觉之中,将作品写成简单的颂歌;外,担心被人误解或曲解为“左”。而张平的创作,则是对现实中国光明与阴暗的人性理析,是对“国家干部”的拷问,是面对世风渐沉现实的无畏迎击。他没有在意一介书生的单薄力量,却以精卫填海式的创作,写出了独出机抒的优秀作品。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像周立波、柳青、康翟、王汶石、柳建伟、张平等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始终伴随着时代而创作的优秀作家,毕竟数量有限。如果再把他们的作品质量定在经典的高标上来衡量,这些作品距离经典都还有一定的距离。换句话说,他们作品的感染力、塑造力、征服力等等,都未能达到雷达先生渴望的那种伟大的经典式作品的高度。在我看来,即便如此,他们的创造无疑是高贵的创造。理由是:当经济异峰突起,伴之而来的各种价值观念的变异与更新,这样的作品,既具有扼守人性底线的固执与坚韧的价值,又具有与人、与时代同步发展的开拓与牵引的精神。这样的作品,不仅在文学史上可以浓墨重彩地留下一笔,亦对净化人的心灵、纯洁社会空气,起到不可估量的精神鼓舞的作用。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水涨船高”式的作家怎样来完成“水涨船高”式的经典作品?我仍然以为,还是不能急功近利,还是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还是要有一点固执的“定力”才行,决不能随波逐流,决不能因形单势薄而失去自信。我认为,文学是开拓之学,没人开垦的土地,才是真正的文学巨树生长的精神沃土。我想,解铃还须系铃人,只要我们的作家不放弃对民族、对国家有所担当的追求,不放弃对时代生活的热忱投入,写出当惊世界的伟大作品并不是天方夜谭,而是迟早的事。
  三、从纵横之间寻找合点的创造来说,最缺少铸造人格精神的创造能力。如果我们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会引起争议的话,那么我们说作家是铸造人格精神的创造者,我以为,并不为过。在我看来,这主义、那主义,这潮流、那潮流,这手法、那手法,万变不离其宗――写作或创作,终究是要“经世致用”的。以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来说,哪一部不是如此呢?从中国的四大名著、唐宋诗词,到国外的雨果、巴尔扎克、普希金等等等等作家的作品,如果探究的话,这些大家的每部作品,都有灌入其中的思想内蕴,都有干预生活的巨大激情,都有对美好生活的浪漫情怀,都有人格塑造的坚定信念。就我国当代文学现状来说,我认为,从历史现实的聚焦来看,当代文学最缺少的作品,是对与时俱进的崭新人格的塑造式的大作品。近30年来,我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人的精神世界更是日新月异,成五彩缤纷的状态向外扩散,这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也令人担忧。因为,在五彩缤纷的背后,是无根飘萍式的精神流散。尤其是上世纪末以来,文学在消解崇高、淡化理想、崇尚享乐、热衷小资、玩味感官、追逐时尚等等思潮的左右下,文学作品的思想性越来越弱化,作品中的人物不仅严重缺钙,而且看不出历史传承过程中的品德传承与递进,更谈不上人格魅力与精神升华。屈指算来,从1976年10月粉碎林彪、“四人帮”至今,时光已过去了整整30年。这是一个不短的时间跨度,又成长了整整一代人。但是,从文学作品中所弥荡出的对人格的追求来看,我们却鲜见前扑后继的继承性作品,更难见到血脉相连的精神传承的史诗性作品的诞生。无论是从历史的纵向,还是从现实的横向来看,聚焦今天,我以为,是到了该出大作品、大作家的时候了。值得肯定的是,虽然这些年没有出现人们渴盼的那种经典式作品,但佳作、力作却也不胜枚举,有些力作甚至已初具史诗雏形。在我看来,徐贵祥的以描写革命历史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就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作家沿着人物性格的逻辑与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来开掘,把偶然与必然,把可能性与必然性交织起来,使这部小说的人性深度有了较大的跨越,打破了过往半个世纪以来,军事文学中敌我双方人物塑造上的左的樊篱。作家不仅把我军写得英勇高大,把敌军也写得高大英勇;不仅敌军人物有缺点有失误,我军人物亦有缺点有失误。尤其令人感佩的是,徐贵祥在人格取向上,不仅写我军讲人格,敌军亦有人格,他把两种理想的追求与一种高尚人格的向往融合了,显示了作家徐贵祥卓越的创造力,并与其作品的强烈感染力,引起了读者广泛的共鸣并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但是,这样的作品毕竟凤毛麟角,且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无论是从作品内蕴的丰厚程度,还是从人物心理与命运的精微状态,也无论是从超越意识形态的本真追寻,还是从人格铸造的深刻与丰富程度来衡量,我以为都还“稍逊风骚”。这也正是我强烈呼唤作家站在历史和现实的交汇点上,写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格魅力、人格精神、人格风采俱佳的时代英雄的大作品的理由。
  四、从发展趋势来审视作家的素质来说,最缺少那种学贯中西的学者化作家的深厚积淀与精神储备,以完成百科全书式的大创造。早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著名作家王蒙就提出了“作家要学者化”的呼吁。虽然和者盖寡,但这个“作家要学者化”的概念,却无疑提醒了中国当代的作家与诗人。事实也证明,真正的优秀作家,必定是大学问家。像唐浩明、二月河就都是当之无愧的清史专家,而熊召正则是当之无愧的明史专家。读他们的作品,真有如读清史百科全书、明史百科全书之感。他们是对清史、明史研究到了往外横溢的程度,才开始创作的。据我所知,唐浩明先生是在编辑完成《曾国藩全集》后,才开始写作《曾国藩》长篇历史小说的,可见作家唐浩明先生学养之丰厚。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作家不要说像唐先生那样成为专家学者了,就是作为一位作家来要求,阅读量也远远不够。许多作家不读书,或者读书也是急功近利式的读法。常常是写不下去了,临时抱佛脚式的找来相关的书籍读读。没有探究,没有系统,更很少有丰富的储备。满足于会码字、能挣钱、会编故事、能改电视剧。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这样的“成功作家”虽然“成功”了,但自身的文化、素质、修养、人格并没有提高,甚至滑坡。对社会缺少基本的责任感,对人没有起码的关爱心。有利就上,没利就撒丫子走人。说心里话,有些作家、诗人在文坛混了几十年,然而你真不敢相信他是作家、是诗人,人品之下做令人所不齿。还有些作家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当做作家,作为谦虚为人的操守,这也无可指责。问题是:如果写作时也用这么一种心态来写作,其写出的作品就很令人生疑了。我们说,社会需要决定社会存在,如果我们仅只是单纯的指责,而不从整个社会的机制来考量,那么,我们的指责就难免偏颇。现在,生存压力越来越大,而稿酬又低的可怜。如果作家要进行神圣的、庄严的文学创造,要完成“学者化作家”的必修功课,就不能不考虑其的生存需求。但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为生存的压力大,才愈显得那些穷且愈坚的作家更难能可贵。当前中央倡导各级党委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这事实上,就将中国整个领导阶层提升到精神文化的高度,来要求提高执政的水平了。权力已不再单纯是权力本身,而是多学科知识托举之上的公信之权,它有了科技文化、政治制度以及民主法律的复合各种知识储备与运用的理性精神。在我看来,形势喜人,形势也逼人啊。打个比方说:作家们的创作不可能不写到各级党委政府,那么怎样表现科学决策?又怎样表现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我们说要作家成为学者,正是从这个层面上来考量,不是要作家去背诵科学原理、民主程序、法律条文,而是要作家从对这些方面的学习与研究中,获得一种科学的、民主的、法律的目光,从而把握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情感,进而实现把握时代,从更高的层面上来启动创造激情、创造智慧,从而写出无愧于时代的百科全书式的伟大作品。我以为,今天重提“作家要学者化”,吁请作家自觉扩大知识视野,是极为迫切的要务之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看到了真理,我看到并且懂得,人是能够变得美好幸福的,而且绝不会失去在世上生活的能力。我不肯也不能相信,邪恶是人类的正常状态……即使根本不存在什么天堂――我还是要去传道。” 在我即将搁笔之际,我还是将陀氏的这段话引在了文尾。我坚信,真正有为的作家,决不是放弃了对真理追寻的作家,他必定是要发现真理,并为传播真理而奋斗的作家。让我们期待吧,我相信这样的作家已经开始写作了……
 
                                                                2006年7月15-17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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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王久辛:首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获得者,首届方志敏文学奖诗歌奖获得者,中国作家协会诗歌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先后出版诗集《狂雪》《狂雪2集》《致大海》《香魂金灿灿》《初恋杜鹃》《对天地之心的耳语》《灵魂颗粒》《大地夯歌》等8部,散文集《绝世之鼎》《冷冷的鼻息》,随笔集《他们的光》,文论集《情致 •格调与韵味》等。2008年在波兰出版发行波文版诗集《自由的诗》,2015年在阿尔及利亚出版阿拉伯文版诗集《狂雪》。曾任《西北军事文学》副主编,《中国武警》主编,大型中英双语《文化》杂志执行主编,编审。
责任编辑: 周占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