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进《陶城报》
 

　　1994年4月至1997年7月间，我在佛陶集团《陶城报》编《陶然》副刊。三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一千来个日日夜夜，续写了我与《陶城报》难以忘怀的一段缘。

　　眼睛眨一下，十二个年头就过去了。时至今日，我依然很怀念在《陶城报》度过的那段舒心日子快乐时光。于我，于我的文学之路，它都可圈可点。那是改变我人生路向的三年，把《陶城报》理解成我文学创作的加油站或起飞之地，也无不妥。

　　当时的总编辑张永农对当时的佛陶集团党委副书记霍锐锦说：“小张是块好料，烦你做做厂长工作，把他让给我吧，报社急需用人”。

　　就这样，我成了报社一员，并被安排在副刊部工作。

　　后来，我辗转才知道，当时倘没有二位领导的直接关心和过问，也许人家厂长就不会把我“让”出去;不把我“让”出去，我也就只好继续呆在工厂跑龙套。顺理，我也就成不了“诗人”、“书法家”、“市作协副主席”，我的命运也就得改写。最终慢说养家糊口，也许因身无长物成为自顾不暇的下岗工人也未可知。

　　及今想想，还真有点后怕。

　　好在张总是爱才惜才的作家，霍书记是有包容心有远见的诗人。他们都是业余耍笔杆子的好领导，认可我当然缘于我的诗文。说实话一辈子能遇上这么几个好人，那是幸运的。也许我那些不雕不饰敝帚自珍的文字确曾打动过他们的内心。我不认为，没有力量的文字会给我带来这样的好运。凭我当时非汉语非新闻专业毕业的尴尬角色，要过度为带“CN”号报纸的编辑记者，即使不是痴人说梦，也属傻子说笑。

　　我娘喜极而泣，从乡下来电话说：“祖宗保佑，烧高香了，我儿子遇贵人了!”。

 

　　“陶然”副刊编辑札记
 

　　总编辑张永农是一位令人心生敬畏的严肃长者，平日里不苟言笑，一脸的风霜甚少有融化的时候，堆在眉宇间的刚毅与倔强，述说着这位老报人不寻常的人生经历。

　　“在海南插队时我也只编过农场小报，跟你一样，也不是科班出身。你还年轻，别怕苦，要有信心，多向同事们请教、学习。”张总对我语重心长。

　　我对他古板的教诲忍俊不禁是因为他卷舌音太重且又咬字不准的“广州话”听得我云里雾里。在他面前，我不住地点头，意在表明我听懂了他的话，让他放心，并且表示一定会按照他的教诲去做的。

　　从空气有些凝固的总编室出来，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同事们以为我受什么刺激突然傻掉了。听我解释之后，他们都说我像孩子。

　　“我简直受不了张总的‘广州话’，非驴非马!那话音显然像杂交水稻……”我说。

　　同事们闻言也笑，大家七嘴八舌告诉我，张总其实是一位外冷内热、和蔼可亲的好领导，至于他那四不像的“广州话”，你听着听着你就会习惯的。

　　初出茅庐，我放开了手脚甩开了膀子，干得不亦乐乎。颟顸愣头青一个，了无牵绊的，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试图把副刊弄出点名堂来，不知天高几许，竟在张总面前夸下海口：“誓将本报副刊弄得比日报晚报高出几个档次来!”

　　“初生牛犊不怕虎，有此抱负，那是好事!”张总淡然一笑，耸肩道，“写诗的年轻人，得点香，立马飞鸟化凤。”

　　我于是仗着自己在文学界的一点小名，开始厚着脸皮写信与名人名家约稿。

　　刚开始时自然碰得一鼻子灰。十天过去了，音讯全无;半个月过去了，全无音讯。撒下去的一厢情愿的网，几乎颗粒无收。弄得我心里发怵，甚至有点想打退堂鼓了。

　　二十多天后，终于盼来了一棵救命稻草：本土名作家安文江答应给我供稿。回信时怎一个“谢”字了得?我高兴得几乎都想拥抱他了。

　　随后的日子里，叶延滨、程树榛、赤皇吟、张同吾等一大批外地著名作家、诗人也都乐意为我赐稿，且不忘在稿屁股上谦虚地附一句：“供你补白!”。

　　那时我就感觉到，真正意义上的名家，其实大都没什么架子。

　　光阴荏苒，我已记不清有多少名诗人名作家为“陶然”副刊题过字赐过稿了。印象较深的有国家文化部原代部长、老诗人贺敬之，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忠实、《诗刊》原主编张志民等名家，他们对“陶然”的关心，使我内心不免有些“陶然”。那感觉，我是一辈子不会忘记的。冰心、贺敬之、张志民、张同吾等文坛名宿后来还陆续为我的拙著题写过书名呢。

　　副刊一热闹，捧场的人和读者来信就多起来，在多次的读者问卷调查中，我编的副刊均名列前茅，所推荐参加国家、省、市评比的文章也屡有斩获。张总因此在不少场合颇有几分得意地对人说，他当初没有看错人。

　　知道他在夸我，内心有几分窃喜也很正常，幸福感也就自然被我按下不表。

 

　　编余琐忆
 

　　随着弟妹考上大学，我除了经济上尚不轻松之外，编之余有友、友之余有诗、诗之余有酒，我觉得自己一个寒门出身的孩子有此造化，挺满足的，活得也挺舒坦的。在报社工作，最堪留恋的也许是繁杂的编务之余，与张总、李重光、许学锋、杨晓明几个打“拖拉机”了。编辑部主任李重光顾家，一下班总是屁颠屁颠赶着去买菜煮饭带孩子。为此，报社女同胞们给他封了一个雅号“二十四孝老公”。平时每到下班时间，我们几个不用急着回家的大男人就揶揄他道：“李大记，今晚有冇‘自由’呀?一起切磋切磋?”。

　　大多数时候，李大记都红着脸堆着苦笑，摇摇头腼腆撤退。大家对此虽然惋惜，但也表示理解。

　　有几次他破天荒应允陪打，一时间，满屋子都是开心的笑声，或佯装啧啧称奇：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或说反语夸张挖苦：翻身农奴得解放矣。弄得李大记只有傻笑和点头的份。那廝也因此而经常出错牌挨扣分，接着你就能听到与之搭档的许叔怨声道：“李大记心不在‘马’，这局又该被张总画‘乌龟’了!”。

　　一阵讪笑遂又响起。

　　跟大伙吱一声，我们几个玩牌，从来不赌，谁输就在谁名下画一个大“乌龟”以示警戒，也顺便带点“羞辱”的味。

　　一次周末，张总与李大记搭档，许叔与我配对，对垒双方打了一下午，彼此旗鼓相当，杀得难分难解。双方都被画了六七个大“乌龟”。天黑了，家里催饭的电话此起彼伏，大家只好罢手，约定改日再战。一干人等在电梯里还沉浸在刚才的输赢里七嘴八舌，说谁出错了几张牌，谁又浪费了几个“主牌”。

　　梯到五楼停了，管电梯的池师傅一进来见我们喋喋不休，就逗张总道：“又输了吧?老张!”。

　　“开玩笑!他们输惨了!”张总指指老许，答的干脆。

　　许大记马上来气：“谁说我们输了?!不服再来?”。

　　张总也不示弱：“再来就再来!谁怕谁?”。

　　于是一群大男人将手机直接关掉，趁着周末，直干到深夜，弄得陪看的池师傅呵欠连连也不好意思早退。最终我和老许愣是让张总和李大记抱了一大堆金钱“龟”回去才罢。

　　据说他们三人回去都不同程度受到夫人的数落和虐待。周一上班时财务小姐李志锋说了一句：“重光的耳朵上起泡泡了!不知膝盖红了没有?”。大家闻言哈哈大笑，直怀疑他没有被老婆拧耳珠子罚跪搓衣板才怪呢。

　　还好，我那时还住集体宿舍，尚属“光棍”一条，再晚回去，也没人敢把我怎么样。

　　说实话，张总的牌技确实不咋的，谁跟他拍档谁输，还老爱唠叨别人出错牌。他可是个不认输的主，“乌龟”被画多了他就干脆自嘲：“退休后，老汉开养殖场去，赚个盆满钵满，眼红死你们，老张丑话说在前头，你们可别指望跟我借钱!”。小老头嘿嘿嘿笑得像个老顽童。

　　编余的洒脱，简单的快乐。那年头我瞅不上女孩，女孩也瞅不上我，无牵无挂，无忧无虑的。真感谢《陶城报》赐予我的那段幸福时光!

　　多少年过去了。每当忆起那些已经远去的有趣场景，我还会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没有人知道，我缘何而笑，笑些什么。这一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时候我真的很快乐。

　　幸福是心灵的感受，能时常感觉到它的存在，我的内心感到温暖、富足。
 

　　2009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