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触到诗歌，大约9岁左右。家里的小书柜书不多，随意摆放着。我会时不时隔着书柜的小玻璃门，好奇地往里张望。

　　里面最显眼的，当属几本大部头辞书和倚靠着的几本小书。从体形上它们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小书是那个年代特有的一类书，俗称资料书。基本见不到装帧，是当时人们畸形的精神食粮。年纪渐长后，闲暇时，我会忍不住打开书柜，反复且无目的地翻找什么，像在下意识找寻什么人们压在心底的秘密。

　　终于有一天，我发现了一本书，书名叫“红岩”。我有点惊讶地随即翻看了一下，好像还匆匆读了几小段。接着我似乎还做贼似的，从头至尾快速翻阅了几遍整本书的格局。陡然我的目光，猛然被文中几幅插图吸引住——其中一 幅是几双向前伸出的手!那几双手是血淋淋的，像似朝我的脸直接伸来，吓得我四处躲藏——恐怖的想象丛生。接下来的日子是漫长的恶梦。直到哪天我的好奇心终于彻底被打住，代之以朦胧的疑惑与期待：“这些被迫害的，到底是些什么人呢?又因何种动力，他们甘愿去冒牺牲性命的危险，去追求“理想”?我似乎最终也无法从中发现清晰的答案，或者他们为什么要绕过这些，而惟有这些残酷的插图，外加更残酷的描述让我止步。

　　如果某一天我将成为作家，我发誓一定首先要将这一切背后的真相与事实弄清楚。再往后，当恐惧的印象渐渐远离，我家的小书柜，又恢复了对我惯常的吸引力: 从此，我开始对书柜所有的书逐本检视。而其中一本我确信一直在那儿、却长期被我忽略的书——五烈士诗抄，突然进入我眼帘。诗集的名称，顿时让我产生一种触电感。于是我迅速翻阅起来，内心伴着某种莫名的激动。我记得那是一首革命烈士柔石的诗，名叫“为奴隶的母亲”。当时是似懂非懂的。但诗歌所蕴含的情操与传递的情感，还是深深打动了我。我察觉到自己对诗歌的特殊感觉和喜爱: 诗歌的语言方式，仿佛上天为我准备的礼物。当时我急切想做的事是，趁长辈不在或并未察觉我的“秘密”，赶紧收起这份特殊礼物，留待家里无人时独自阅读。

　　直到我第一次考上大学。虽然当时只有十五岁。我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文学专业，还是外国语言文学专业。而一番大学学习与探索氛围，与西方浩瀚人文和文学经典的熏陶与浸润，终于使我困惑的心灵，得以豁然开朗:文学不单向我展示了人类心灵与精神的璀璨风景，更似那穿透黑暗的理性与激情的光芒，将我整个生命彻底照亮。我原以为的全部世界，我身边的这个世界，原来是如此狭窄，封闭与现实。而另一个超越的世界，在这之前，我似乎全然不知，甚至全然不知道它的存在——而这个并非遥远的世界，西方世界，已诞生了如许这多堪称思想与文学巨擘的大师们。这个世界有如许这多正直又智慧的伟人们，正用他们深邃，高贵与充满理性和爱的目光与视野，照亮我们整个地球黑暗的同时，也将人文的种子，播撒到我意识深处，从而也最终铸就我诗歌创作的灵魂支点，成为我文学实践的出发点与目标。

　　应该说，新诗发展到今天，各种技巧业已成熟，并且在世界范国内，也都各自诞生了最高成就的作品。那么诗人创造力的高低，究竟凭什么判断呢?答案似乎很简单也很复杂。简单就是凭作家作品的创造性：即作品所蕴含的思想力与艺术力。以及它们之间完美结合的程度。

　　关于诗歌的修辞，我的理解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浪漫抒情式，另一类就是理性隐喻式。但它们之间并非没有交叉的第三类。或N种交叉的形式。每一类别还有诸多相近或相反的衍生方式。即同样的审美对象或主题，因了创作者思维与联想方式的不同与差异，作品还会呈现出另类不一样的审美结果，尽管于主题内涵与视野上，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一般说来，由于新诗在形式上举起了自由的大旗，有人便误以为，只要将普通的句子分成行，就可以声称为诗，这应该是对新诗修辞形式的极大误解。当然比之古诗，新诗于形式的解放，使得新诗于对象领域是大大地拓宽了，但这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将任何分行的句子，或者诗歌的审美对象或素材，直接拿来当成诗。类似比如口水诗或垃圾诗，便是其中最为恶劣的一例。

　　众所周知，诗之所以成其为诗，必须通过诗人的主观审美与特殊过程的精神劳动，并借助一系列独特有效的文学手段，对诗歌对象进行诗化加工，才最终获得的。奇怪的是，在我们这个特定的生存环境内，近些年文坛突然冒出，许多诗歌新口号和新标准。这种现象据观察，无疑是世俗权力强力介入并泛滥的结果。当权力者开始对文学光环，产生某种特别兴趣并日渐浓厚时，为迅速达至目标，他们已然放弃了以往传统费时、犹抱琵琶半遮面似的抄袭，或差人捉刀的方式，转而转变成对诗歌标准的直接篡改和颠覆。

　　而另一个高潮的来临，便丝毫不令人期待了: 即权力“作家”会一夜间，获得无数附和与追随者，并迅即催化出无数伪命题伪学术与伪标准，继而辐射、渗透，延伸至广泛的读者大众领域，并最终登堂入室弄假成真，进而化为文学领域的新宠或崭新的旗帜。而至此“造神”运动也宣告阶段性结束。同时更为可悲的是，与之相对称的民间诗歌生态，则呈畸形、自轻自贱和自我摧残的态势。

　　再回到纯诗本身。中国有句古话叫“文如其人”。它充分道出了精神产品与其制造者之间隐秘的气质联系。先撇开环境和‪后天‬因素不谈，诗人的天赋、兴趣和个性修养无疑铸就其个人的精神气质，而后者最终将决定其诗歌作品的风格和精神风貌。尽管作品所呈现出的最终气质，都离不开历史的传承交叉与融合，但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天赋和兴趣，会左右他的选择，让他所谓自主的选择，隐含着某种宿命的意味。

　　新诗之进入中国，正值中国封建王朝岌岌可危之时，但它的进入，无疑标志着当时人们于文化意识上某种程度的觉醒。尽管诗歌技巧可以通过模仿习得，可技巧背后的主题蕴含，和与之对应的价值追求和审美态度，却难以纯粹借助对技术的关注来获得。因而新诗给当时反思求变的中华民族的大脑，于精神风貌上带来的改观，是空前和全方位的。同时也更说明了新诗为何会在那时的中华大地，屡屡结出丰硕精神果实的缘由。只是好景不长。

　　纵观诗坛，我的总体印象是，拼到最后诗人们拼的还是独立人格和智力。诗歌创作中有种状态叫感觉，诗歌的感觉是很难学习和模仿的，它需要长期的文化熏陶和认识积累。这种感觉的生发，于阅读西方文学大师经典时感受尤甚。就拿诗歌修辞来说，无论是什么流派，塔尖的那几位诗人，无一不是修辞的天才或高手。他们于创作中有意无意呈现出的某种令人震撼的修辞选择和倾向，便是最为有力的证据: 诗人坚定地伫立在意义背后，仿佛无处不在却又无迹可寻。而诗人一旦被某种诗歌情绪召唤而进入创作状态时，多半时间诗人们是很难分清，哪些是形式哪些又是内容的。

　　另一个会经常被忽视的事实是，诗歌大师往往是，众多诗人仅有几个具备某种特殊修辞能力的人。 因为他们能极其自然驾驭某种具备高难度内在抽象寓意，与逻辑关系的修辞。当然这同样跟他们的大脑，对语言与语言对象之间，诗歌关系的确认能力有着深刻关联。从某种意义来说，诗歌的创造，同样必须具备某种高度理性与哲学视野。

　　此外，经大师们拓宽后的意象范畴与领域，之所以很难在短时间内，被后进者与大众智力了解和接受，皆因其内在蕴含抽象实质的修辞探索，拥有某种独立于世俗与现实生活惯性逻辑之外的诗歌信仰与价值追求，以及直抵事物本质的精神力量。

　　说到底，一切诗歌修辞都不过是内涵的修辞，是内在价值的意象探索与方向。相反，对作家而言，浅薄也是一种罪恶。因为浅薄与愚蠢的作品，会无意中充当邪恶的垫脚石。所以一切修辞必须是发自内心的认识与真相。缺乏认识或缺乏深度揭示的诗歌，与那些发诸错误或狭隘认识的诗歌，对文学灵魂的伤害是同等的。

　　思想好比血管，它伸展到哪儿，哪儿才会长出肌肉，哪儿才会呈现出诗歌精神之璀璨实质。而任何作家，倘若无法通过自我的文学实践，做到由近及远由表及里地传达某种普遍内涵的价值主张，进而将之上升为对人类灵魂的整体关照，一般来说，他们是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家的。即从本质意义上来说，作家的书写行为，必须具备某种自觉关照人类整体，及其终极命运的主观意愿与能力: 这是我对自身文学创作的要求，也是对我未来诗歌创作的核心指导思想。

　　话虽如此，但好的诗歌作品，并不排斥任何读者，从任何个人狭义与广义的角度，对作品进行任何形式的解读与结论。这种审美的包容性，我认为应该是成熟作品的显著标志: 即杰出文学作品，应该具备某种对时空与读者的广泛性、辐射性，概括性与穿透性。

　　如果说诚实也需要能力的话，在某个民族的范围内，面对日益增长的伪作家群，即那些严重缺乏文学天分，只会借助林林总总非文学策略与手段，疯狂地沽名钓誉的所谓作家，我着实无话可说。而我理解的真正美好的诗歌，应该是艺术殿堂里最炫目的精灵，是飞翔的哲学，言说的色彩与冥想的音乐。

　　中国历来被称为诗歌大国，但大部分爱好者，多为表面技术的模仿与迫随者。他们将诗歌创作简单理解为某种修辞游戏，且丝毫不了解所谓修辞，不只是审美表达的工具。诗人籍此来需要建立的是，某种眼睛看得见的现实表象，与看不见的精神实体间的内在联系。因而任何一种缺乏指涉或准确形象赋予的修辞，都是虚无和毫无意义的。他们即算偶有所得，也纯属运气。对诗歌之整体内涵而言，仍然是虚无混乱和贫穷的。因为面对这类诗歌，读者依旧是很难判断其内涵，遑论判断它们是哪种意义上的诗歌了。而独立思考的缺乏，继而又会影响到作品的人文立场与价值尺度，并在多重价值缺失的情形下，诗歌最终只剩下躯壳，而躯壳的华丽与否，是不具备任何文学讨论与关注的意义的。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也是思维的外在呈现。诗歌可能是众多语言形式里最为广义和特殊的一种。而诗歌呈现的成败，有赖于诗歌的原创程度。任何创造包括诗歌，偶尔见到的某种作为创作动力出现的“疯狂”状态又是必需的。而这里作者所论及的“疯狂”，是一种审美和再现意义上的思维犯险和突破状态，而非物理或生物器质层面的疯狂。后者所显示的那种全面生理的不受控制性，已不具备任何最终达致理性与心灵目标的可能。

　　文坛的另一严重乱象，便是资源的垄断与作家称号的全面造假，二者均发展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近年来，国人还出产这么一类大师，他们实际都是些假大空诗人或伪大师，其成名皆源于他们在国家文学和学术机构长期盘踞蹲伏或另类耕耘: 这些人懂得充分利用体制赋于的特权，垄断了属于社会全体大众的平均文化资源，甚或国际文化交流资源，同时借由残酷的岁月，以洗脑的方式，将自己可悲地包装，经营或炒作成大师。

　　如果说这类“大师”的创作，仍有可取之处的话，便是他们的“创作”于形式与内容上只有逼真的仿制。并在某种体制静态循环的长期豢养下，他们勇敢地出来充任伪大师。当然，他们的创作面貌是将死或退步的。而其文学修辞，也只狭隘地呈现，且丝毫不涉及建构某种相对独立的审美意象系统，更不涉及大范围的蕴含人类普世价值的审美理想，以及呼应或共鸣。

　　有哲人曾经说过，理性产生逻辑，混乱诞生生命。从自然生态的角度来看，精神洁癖，对任何创造都是有害的。文学实践一定程度的“乱相”或“混乱”，对整体文学生态来说，是有益而无害的。正如生生不息的河流，尽管它们沿途一定会裹挟一些泥沙腐败与污秽，但它们那看似随性的流淌，毕竟哺育了沿途万物的生灵，只要不泛滥成灾。

　　然而令人欣慰的是，由于电子媒体和新媒体在短时间内的迅速崛起，文字或创作文字的发表或公开，似乎已变得不那么困难或神圣了。虽然旧体制的垄断格局，给作家已然带来的某种世俗光环，仍坚不可摧。但这种趋势终将成为强弩之末。新媒体给传统出版和发表行业，带来的某种冲击与全新定位，是不容忽视的。而所谓传播方式的“混乱”局面(按某些权威人士的消极描述和界定)，实际就是指已然生发的全新环境下的全民写作态势。

　　这种由人类科技文明带来的某种创作和发表的准民主化趋势，如果说已然给文坛带来了某种“混乱”的话，我以为这种“乱”是具备积极健康意涵的，亦即很浓的开创意味。这种“混乱”(非我文章前部所斥责的那种垃圾写作和伪创作)，而是本质意义文学创作的肇始与春天，且极有可能催生出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大师，更可能同时培育或呼唤出人类心智日渐成熟的读者。

　　或许惟有如此，人类信念的阵地——诗歌，才有望世世代代坚守下去。

　　04/2013于广州

　　(此文收录北京线装书局2014年出版的《空气的情绪》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