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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延滨:书生意气笑看青山明月


  导读:叶延滨:判断好诗,不是一句两句话说得清楚,但可以有大体的指向。一是精神指向,引领读者向上、向善、向美。向上,多给人正能量,不鼓吹颓废厌世和极端思潮;向善,让人心存善念懂得善恶,不宣扬极端利己色情暴力拜金主义;向美,引领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不展示丑陋下流阴暗心理。二是艺术追求,在诗歌艺术上有创新、有探索、有突破,在继承传统的过程中为传统增加新的经典。

  叶延滨,现任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中国诗歌万里行常务副主任,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曾先后任《星星诗刊》主编,北京广播学院文学艺术系主任,中国作家协会《诗刊》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迄今已出版个人文学专著48部,作品自1980年以来先后被收入了国内外500余种选集以及大学、中学课本。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法、俄、意、德、日、韩、罗马尼亚、波兰、马其顿文字。代表诗作《干妈》获中国作家协会优秀中青年诗人诗歌奖(1979年——1980年),诗集《二重奏》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新诗集奖(1985年——1986年),其余还有诗歌、散文、杂文分别先后获四川文学奖、十月文学奖、郭沫若文学奖等50余种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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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莫言、余华访问比利时,2009

002

在艾青寓所与艾青交谈,1982

 

访谈:

 

  1、花语:您在哈尔滨、成都、西昌、延安、北京等地都生活工作过,这些丰富的人生经历,对一个诗人来说,是富贵的财富!您曾经说,延安和西昌,是最让您有故乡感的地方,延安的生活在您的诗歌中有很明显的印记,四川的西昌让人感觉气质神秘,在您的诗歌版图上,西昌是怎样的存在?您怎么概括西昌对您创作的影响?

 

  叶延滨:在西昌的那段日子,是影响我一生的成长时期。我是因为母亲下放到西昌,而从成都到西昌陪同母亲生活。我的母亲出身于一个东北大富商家庭,日本占领东北后,流亡到北平求学,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算“红军时期”老干部,建国后,先后被错误处分,开除党籍,降级下放。母亲下放大凉山当了老师,一年后,回省城无望,于是我也在小学六年级时,到了西昌陪母亲生活。从此我从“高干子弟”变成一个有“政治问题的下放老师”的孩子。当时的大凉山刚完成了废除奴隶制的民主改革,十分落后,我到西昌的前一个星期,门前的小路上发生了抢劫杀人案,学校旁的村子里金钱豹进农舍被关进猪栏,真是前有盗匪后有豺狼的蛮荒山地。我和农村孩子一起上学,穿草鞋,干农活,在乡村的川兴初中度过三年饥荒,在西昌读高中也经过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武斗。我在西昌完成了我的中学学业,最为人常提起的是,我在那个时期,曾和三个同学,步行六千七百里路,历时四个月,从西昌走到了北京。简言之,西昌让我知道并认识了中国底层,并且开始身为一个底层孩子靠自己打拼,闯自己的路,西昌造就和完成我一生所需要的训练——作为一个男人应有的”自信“和”自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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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插队在杨家岭留影,1970年

 

  2、 花语:您曾经到延安插队,听说这与您在某一特殊历史时期冒死救父的经历有关,能讲一讲这个故事吗?

 

  叶延滨:1966年的运动,首先是从批斗大学校长开始,各大报纸上,北京大学揪斗陆平,南京大学批判匡亚明,重庆大学批差距郑思群,《四川日报》六月上旬在头版也用几乎整版批判成都大学一把手叶某某。后来武斗发生了,局势危险。省城武斗越来越升级,军管会把各厅、局和各大学的“走资派”集中在锦江宾馆办学习班。学习班外“武斗”,学习班里“文攻”。硝烟浓烈。不久就传出医学院的院长和一位大学副校长跳楼自杀了。听到这消息,一连好几天我都围着锦江宾馆散步,我希望父亲万一也推开了窗,会看到我。我希望他活下去。

  连连发生跳楼事件,学习班也办不下去了。上面叫各单位派人把自己的“走资派”领回去。一群造反派,拥着父亲出来,刚迈出大门,立即反扭父亲双臂,按着头,哈着腰,按倒在卡车驾驶室顶篷上,大喇叭狂喊乱叫,大卡车急驶而去,我一路骑车紧追,紧追慢赶,追进大学的校医院。只见父亲牙齿脱落嘴角出血,浑身青紫的伤痕,一位穿着白大褂戴着大口罩的中年医生,抬手递给我一张诊断书,上有一行检查结论:长期缺乏锻炼所致劳损。这个医生的这张薄纸,让我明白父亲的处境。如果不想办法,父亲不能活着走出这个地方。大学在城西郊区,距城区六、七里路,校门前是一条省道,也是造反派扼守省城的要地。学校变成了“军事据点”,校门堆满沙包工事,持枪的武斗队员日夜站岗。父亲被关押在学生宿舍大楼里,同房有三个造反派大学生同住,24小时值守。要把父亲从这样的地方救出来,是件难事。大学的一位中年女老师,找到了一位姓张的工人帮助我,此人在部队当过侦察员,参与讨论的还有一位姓黄的技术员。讨论产生了一个长达数月的计划,主要实施者是我和父亲两个人。

  我每周从城里到城郊的大学去看望父亲两、三次。骑自行车,背一大包食品和必需的日用品。每次进校门,武装人员都要检查所带的东西。进到宿舍楼,通常都是有人与父亲同在屋里。每次我都带四份食品,给父亲一份,药品和咸菜、水果,给那三个同屋的学生点心和水果。我的努力是让父亲保持与外面的联系,而父亲的努力是用耐心争取一个逃走的机会。

  和看守的学生关系得到了改善,父亲就提出每天早上到锅炉房打开水,顺便也散步放风在校园里走一圈。原先是每天下午出去放风走一圈,每次都有一个看守陪着。现在改成早上六点起床上锅炉房打水同时放风散步。看守者睡不成懒觉了,不乐意。多说几次,多吃几次我带来的东西,同意了。秋天的六点钟,天已经亮了,走一圈回来,正是吃早饭的时间。天天不变,清早六点准点起来,天色一天比一天越来越暗,天气也越来越冷。终于有一天轮值陪同者不想起床了,父亲独自一人,照常去锅炉房打水,然后提着热水瓶再沿着校园围墙走一圈,七点前回到住处,打那以后,早上起床后没有人跟着父亲了。六点出去,七点回屋,正点正常。十一月的一个晚夜,工人老张和我,住进了学校墙外一户农家。早上五点,我俩推着自行车,来到校园围墙外一道小铁栅门等候。雾气浓重,寒意透心,六点三十,父亲走到了小铁栅门前。我把一架小竹梯从铁栅间塞进去。父亲把竹梯搭在围墙上,爬上围墙,又抽起竹梯递了出来……成功了!从秋到冬,就为了这一刻!两辆自行车一前一后,沿着小道冲进了浓浓的晨雾中!

  父亲被救后,造反派在成都和大凉山搜找我,我从成都躲回大凉山,在街头突然被一群人围殴,正置“上山下乡”开始,我便到延安插队了。

 

  3、花语:您的《干妈》在三十年前轰动了诗坛,引起了不少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读者的共鸣,直到现在还深深影响着一大批人。作为作者,您自己认为《干妈》这首诗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魔力?您现在还会去到您曾经做知青的地方回忆过往的岁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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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房东的小闺女还有邻居伙伴在住过的破窑前合影,2005年

 

  叶延滨:《干妈》写于1980年。这是我插队延安农村曾经的一段真实经历。父亲得救后,我无法在成都和西昌立足,于是远赴延安“插队”。我在延安有一个亲哥哥。父母当年在延安,抗战胜利后,奉命立即北上与蒋军抢东北。军令如山,只好把不足一岁的哥哥,送给了当地农民曹守科做儿子。我到延安插队是“投亲”,但我不想寄人篱下,在延安的第一年,我哥替我找到一对老贫农,照陕北的说法是“受苦人”,我与他们共同生活了一年。老汉是饲养员,老婆是小脚女人。他们叫我“干儿”,我叫他们“干妈”和“干大”。这是陕北最穷的人家,只有一孔没有窗户的土窑洞,他俩睡在窑洞最里边的大炕上,大炕上有个大尿盆,我睡在门边的小土炕上,小土炕上有个小尿盆。这就是整个家的全部布局。一年后,北京派来干部管理知识青年,我回到了知青点,因为能干所有的农活,不久我当了生产队副队长。我在延安的两个村子曹坪、中庄和军马场一共生活了四年。和两个老农同居土窑的一年,让我接够了地气。这孔土窑,关上门就像坟,开了门就叫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我在中国最穷的“受苦人”家中生活了一年,我自信没有什么比这一年更难更苦的了,就像掉进深坑里,只要敢迈步,无论朝哪方,都是向上。

  十年后,我在北京上大学,得到了两位老人先后去世的消息。我写下了长诗《干妈》。内容基本是回忆共同生活的细节:老汉用我的毛巾擦汗,干妈跑了三十里路去公社给我买一盏煤油灯看书,夜里给我在衣缝里找虱子,给我留馍,他们悄悄吃糠。诗歌写出来当年有影响,我想有二个最重要的原因,一是真实的写了知青生活,几千万插队的知青从中找到自己的命运影子;二是写出了农村真实的穷困,诗中写道“如果大地贫瘠得像沙漠像弋壁,任何种子都会失去发芽的生命力”,算是为民一呼,喊出了部分人的心声。

  我先后几次回过那个村庄,一次是1990年,我和妻子到延安,回到村里,远远的在沟里打坝的人就高声喊:“延滨回来了!”连七、八岁的小孩都在叫,妻子说,你是这小村子的传奇了。2005年,我又回延安,当年的小伙伴变成老头老大娘,跑上来就抱着我,让陪同的《延安文学》主编也说你人缘真好。现在延安好了,我哥哥的儿子居然成了老板,一年前租了一辆大巴车,拉着一车乡亲上北京,北京烤鸭店里全是说延安话的农民,让我觉得在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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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西西里参加诗歌节朗颂作品,1987

 

  3、花语:著名诗歌理论家吕进先生说:“叶延滨在中国资历最长、最有影响的两家诗刊《诗刊》和《星星》都担任过主编,这是前无古人的。”您怎么看待诗歌杂志的作用?

 

  叶延滨:我在1980年参加《诗刊》首届“青春诗会”的时候,我说过,我曾梦想过当将军,也想过当科学家,真的没想过当诗人,更没有想过当什么主编。但命运使然,宽巷子走不了,逼到这窄胡同里了。那就尽职尽心的干好这份工作吧。回首往事,可以说一句,尽了心,尽了力。尽心者,办刊物,出于公心,不论亲疏和个人好恶,凡好作品,绝对给版面;办刊物,不谋私利,刊物是公器不是私产,主编在诗坛算公众人物了,一言一行,其实都在众人眼里。

  诗歌刊物对诗坛应该有引领作用。仅以《星星》为例,创办六十年来,就一直努力坚守诗歌精神。有人用体制内外,官办民办来区分刊物的作用,其实并非如此。没有诗歌精神的坚守,无论官办民办,都会让人感受到“圈子”的小家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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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其顿斯特鲁加诗歌节演讲,1997

 

  4、花语:现在有不少人喜欢在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一些诗歌,有的人喜欢用短诗的方式传递自己的情绪,诗歌好像又在大众中流行起来了,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我们作为普通读者,爱好诗歌的读者,看到网络上大量的诗歌,有时候也会迷茫,到底该怎么判别什么样的诗歌是好的诗歌?您有怎样的建议?在您看来,一首诗要具备哪些特点,才算是一首好诗?

 

  叶延滨:手机和自媒体的广泛使用,使大众重新喜欢这种形式的传情达意。自媒体上公众号大多数是卡拉OK级别的自我抒发,不因为有人唱卡拉0K,就说他是音乐家,这个判断力,无论是唱者还是听者,都是有的。但是一碰到诗歌,人们就晕了。其实,大多数只是在公众号里“卡拉OK”诗歌,友情点赞,只是说他人脉广,不能说他诗就好。明白了就好判断。多数人喜欢用诗传情表意,也表明了公众文化水平在提高。

  判断好诗,不是一句两句话说得清楚,但可以有大体的指向。一是精神指向,引领读者向上、向善、向美。向上,多给人正能量,不鼓吹颓废厌世和极端思潮;向善,让人心存善念懂得善恶,不宣扬极端利己色情暴力拜金主义;向美,引领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不展示丑陋下流阴暗心理。二是艺术追求,在诗歌艺术上有创新、有探索、有突破,在继承传统的过程中为传统增加新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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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台湾同青云大师合影,1999年

 

  5、花语:我注意到,叶老师您不仅创作诗歌,您还写过不少非常精彩的杂文。这在诗人中很罕见的。您对杂文写作有怎样的心得?有一篇采访您的文章《无风骨不可立身 无情致难成美文》,在您眼中,何为风骨,何为情致?

 

  叶延滨:我写杂文,要比诗歌晚,大慨晚十年。我是在《星星》工作期间开始写杂文的。我自当了《星星》的副主编后便不在《星星》发表自己的作品,也想在诗歌圈子外写点东西。二是自己的遭遇和经历,深感这个世界上不只是有诗和鲜花,丑陋和阴暗也充斥四周,有话可说,不吐不快,于是写起了杂文。一写不可收,成了杂文家。新文化百年之际,杂文界给我编了三本书。一是《杂文选刊》编辑百年杂文经典丛书,出了一本《百年杂文 叶延滨卷》,二是“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出了一本《请教马克.吐温先生》。三是作家出版社出了一本我的自选集《天知道》。我以为,写诗更多的是内心的表达,大概与情致相关,写杂文更多的是对社会的关注,大概与风骨相关,两者加起来,对我而言就是“书生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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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访台与郝伯村见面

 

  6、花语: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美国民谣歌手鲍勃迪伦,引发了文化界关于文学、诗歌、音乐关系的大讨论。您怎么看待诗歌与音乐的关系?您怎么看待当下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文学奖,颁给一个以音乐成就为主的人?

 

  叶延滨:你的问题也就是我的回答——怎么一个文学奖颁给一个以音乐成就为主的人?赞成可以有一堆理由,置疑也可以有一堆理由。我不是诺奖评委,我不想替他们做解释。我也很喜欢鲍勃·迪伦,不过喜欢也不能成为我赞成或置疑他得奖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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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后二天访巴基斯坦与保护访问团的警官2001

 

 

  7、花语:作为一个诗人,作家,阅读他人的作品,对您意味着什么?您喜欢阅读哪一类书籍?能给读者列出十本你喜欢的书吗?

 

  叶延滨:选择对话朋友,也选择一个陌生的新世界。读书没有禁忌,但有选择。年轻的时候,读到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总想拍案而起,现在读到这样的东西,摇头一笑,放下而已。我从不给自已开书单,读书也讲缘份,因人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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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节目,1995年

 

  8、花语:您讲过您的三个点组成您的创作平台。正值新诗百年,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对写诗有很大的热情。但是要写好诗,是一个需要刻苦琢磨和学习的技艺。您创作过很多优秀的诗歌。一定积累过很多经验和独特的心得。以您的感受,在诗歌创作中,有哪些容易走入的误区?

 

  叶延滨:我说写诗并能坚持写自己喜欢的诗,只有两条,一是相知,二是相爱。相知者,要多读诗,读古今中外的名作,读多了就知道真正的好诗是什么,也知道自已适合写什么样的诗。相爱者,与诗有缘,不以诗谋取功名利益,真爱就能坚持,坚持者自然进入诗意人生的状态。爱诗并写诗进一种人生修炼,完善自我,是最主要的成功,能否写出传世之作,则是另一种机缘。我说的三个支点,也可以这么讲:处在何种时代,这是你的诗“运”;有无诗歌的天赋,这是你的诗“命”;能否得到更多读者的认同,这是你的诗“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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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戏剧家沙龙朗诵诗歌,2002年

 

  9、花语:我们当下处于一个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的社会,现实生活压力很大。作为一个诗人,您觉得,写诗与时代、现实,应该是怎样的关系?写诗需要纯粹的纯真的赤子心灵,可是诗人也是生活在现实各种利益纠结之中,尤其是诗人一般都有自己的工作、职位,有不少诗人还经商、从政,您觉得,诗人应该如何处理自己内心角色与社会职责之间的关系?

 

  叶延滨:在1980年参加首届青春诗会时,我说过,一个诗人要找到在这个时代的人生坐标点,要找到与民众心灵的相通点,要找到诗歌艺术的新的探索点,三点决定了我的诗歌创作的平面。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觉得无论成功还是失败,这是我坚持写作的支点。

 

  和小说写作,戏剧写作等不一样,从古至今,基本上大多数诗人都是业余写作者,专业诗人极少,现代社会更是如此。因此,一个诗人首先应该是一个社会上能自立有担当的人,经商在职场是老板或员工,从政是领导或者是下属,在家庭是父母或子女,这些角色是社会身份,每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中不断转化自己的角色,以尽自己的职责。只有在进入写作状态的时候,才摆脱这些社会身份,成为一个对全心面对诗歌的诗人。所以一个现代社会真正的诗人,应有健全人格,应有健康诗风。过去有的诗评家推崇的某些名诗人,有的是社会角色失败,有的是人生精神失常,以至形成一种误判,以为真正的诗人就是那些一事无成,只会吟风弄月的疯子癫子或吃软饭者。这种误导至少对绝大多数优秀的诗人不公平,也是对诗歌功能的歪曲,对诗意人生的抹黑。

 

  诗歌从一开始就引领着人类向上向善向美,正是这种引领,中国人从《诗经》开始,走过了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至五四新诗的情感历史长河,展示了这个东方伟大民族的大美精神世界。无论我们能否成为一个诗人,热爱诗歌者,其短暂一生是在与一个古老而伟大民族,精神同行,灵魂同在!

 

简介
叶延滨,1948年11月生于哈尔滨,作品以诗为主,兼及散文、杂文、小说、评论。历任四川《星星》诗刊主编、中国作协《诗刊》杂志主编、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中国作家协会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鲁迅文学奖一、二、三、 四届(诗歌)评委会副主任,第五届(散文)终评委员。已正式出版有诗集54部。作品自1980年以来被收入了国内外450余种选集以及大学、中学课本;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法、德、日、意文字,作品曾获中国作家协会(1979-1980)优秀诗歌奖,中国作家协会(1985-1986)第三届诗集奖等全国及省以上文学奖五十余项。
责任编辑: 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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