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梁平是一位创作的多面手，他的诗歌具有高度的延展性，能够在多个切面中搭建阐释空间。笔者试从《重庆书》这一经典文本出发，以人文性为研究的基本视点，探讨梁平诗歌的“史诗”内涵和构建方式，并由此引申出梁平多样化的城市书写，挖掘其中所包含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现代性反思。

　　关键词：梁平，诗歌;城市景观;历史性;现代性;人文性
 

　　自地理大发现以来，“城市的崛起”成为引人关注的历史现象和焦点议题，与城市相关的文学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上个世纪前叶，以《恶之花》为代表的城市诗歌尤为瞩目。城市或曰都市既是现代文明的滥觞，亦是腐败与罪恶滋生的温床，城市不是一个纯粹的地理空间概念，而是负载着政治经济文化的集合体，它的背后有着庞大而复杂的意象群体，它所构建的形象序列揭示了现代人在不同情境下的生存际遇。城市书写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刘呐鸥、穆时英等人光怪陆离的“都市风景线”，还是曹禺笔下陈白露式困境，抑或是逐步走向成熟的现代性诗歌，这些作品借用不同形式打开了城市书写的历史格局;而在当代文学中，城市的面孔大多出现在小说中，诗歌对城市的介入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1986年的上海诗界讨论才正式对“城市诗”的内涵和外延加以厘清，发现或重估城市书写的诗人无疑是我们应当重视的问题。当代中国诗坛，以城市为主要书写对象的诗歌作品并不多，而专注于城市书写的优秀诗人更是屈指可数，梁平即在其中。本文从历史性、现代性、人文性这三个维度探查梁平诗歌中独特的城市景观，希望藉由个案研究拓展中国当代城市诗歌书写的疆域。
 

一、“城市的血型”：人与城的历史型构
 

　　“城与人”是一个经典的文化命题，城作为背景性的存在对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赵园先生在《北京：城与人》中通过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发掘出北京所携带的乡土基因，她从老舍的“京味小说”管窥北京特殊的文化符码，最终发现城的品格与人的气质须臾不可分割。较之小说家、散文家和戏剧家，诗人在处理“城与人”的题材上确有独特的视角和见解，宋琳、杨克、邰筐等诗人的创作都在不同程度上切中了城市书写的议题，学者翟月琴将“城市意识”作为城市诗歌的核心，它以“都市人的精神生活状态的呈现”[1]为特征，要求“诗人以其独特的书写方式去介入这种都市关怀，营造一道城市的诗意空间。”[2]从主观上看，梁平同样具有为历史文化赋形的冲动，他倾注饱满的热忱、秉持自觉的责任感，在新世纪接下了城市诗写的接力棒，并将此作为磨练诗艺的一次挑战。梁平着意于用个人化的方式讲述一座城市的兴衰史，用历史性的表述完成重庆与成都的现代双城记或曰巴蜀文明的现代改写。

　　诗人的骨血里混同着城市的经脉，梁平个人的成长史与城市的发展史构成了一种微妙的互文。梁平在离开家乡45年之后，于2003年完成长诗《重庆书》，他为此筹备了将近两年。长诗在叙事容量和艺术架构上实现了多维度的拓宽，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容纳诗人的现代性思考，体现诗人驾驭体裁和处理题材的能力。梁平的见证诗学既是缺席的，又是在场的，他利用历史的不在场性丰富当下书写的在场性，藉由历史的介入和参照多方位体认生命的价值。《重庆书》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梁平以诗人的身份重新回到这片生养他的土地，历史的波澜壮阔与个人的命运浮沉紧密相连，他写出了个体所遭逢的苦难，也写下了一草一木的沧桑和疼痛，他用巴文化[3]的历史因子解码了一座城市的现代寓言，长诗唤醒了诗歌所具有的古老品格，诗歌作为最早诞生的文学样式，勾连出人类早期的文化记忆，历史与诗歌以“史诗”的形式耦合，凝聚着深厚的文化基因以及富有时代感的人类反思。

　　梁平从“城市的血型”写起，意欲写出“人与城市的胶着关系，人与城市的抗衡关系。”[4]在第一章《以前，人与事件》中，“巴将军蔓子”的出场唤醒了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梁平将其设立为城市精神的内核与支撑——“巴蔓子将军没死/成为这个城市的灵魂”，诗人借用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彰显了巴文化血性的底色，古代英雄巴蔓子将军与近代英雄邹容[5]在历史的长河中逆流而上，交汇于民族史册间，光荣的历史和屈辱的历史交织在民族解放的进程中，当“‘人民解放纪念碑’取代了弹壳/城市在那一天才真正有了身份”;第二章《现在，羊皮笔记》，诗人将视野拉回到“现在”，这个“现在”是以诗人的生日为起点的，1955年12月12日是诗人在这座城市诞生的时刻，他的童年与城市的变化组接起了“人与城”的同构关系，过去和现在穿插而过，历史和现实的非线性交错打破了通常史诗惯有的连续性，诗人对城市的记忆就是对个人经历的回望;第三章《还是以前，相间黑白》，梁平再次回忆起这座城市中跃动着生命感的历史细节，他反复摩挲着这些烙印着历史记忆的城市景观——白象街、小龙坎、朝天门、沙坪坝，它们逐一牵涉出重庆在政治史上所遭遇的诸多劫难，藉此不难看出，诗人对城市的把握是涉足每一寸土地的，每一寸的土地都渗透着他所掩埋的深沉的痛与深厚的爱;第四章《还是现在，城市森林》，梁平开始凝视当下的现实生活，他用无奈的口吻讲述着今昔巨变的落差，现代性批判的底色渐渐浮出地表，他将舒婷的《神女峰》与毛泽东的《水调歌头·游泳》这两个文本化用到诗歌中，通过戏仿来消解个人心中难平的意气，对于城市的乱象，他以诗人的名义作出预判：“我不知道/如果有一天这个城市突然失语/长了翅膀的耳朵/是否还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最终，诗人在独白里饱含深情地写到：“城市对于一个人的一生/至关重要/这是我敬畏产床上剥离/每个胎盘的理由/我在这里生活，或者离开/我在这里快乐，或者忧伤/始终无法扔掉母亲给我的那件胎衣”，诗人将城与人的关系生动地比喻为“胎衣”和婴孩的关系，重庆始终是诗人无法割舍的故土，它在诗人身上打下了深深的文化烙印，也留存下他的生命气息。

　　2003年9月,《重庆书》在《诗刊》上发表后，引起学界关注和讨论，在一次专题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就《重庆书》的艺术形式和精神内涵展开深入探讨，大家不约而同地肯定了《重庆书》在当代文学史中独异的诗学地位：“中国诗歌界对长诗有一种期待。我是做文学史研究的，我自己对长诗也有了20年的期待。我期待的长诗它应该是一种醇厚的诗歌，同时又是强烈、真诚、介入民族精神的提升的诗歌。看完《重庆书》一直还不想放下，因为我的某种期待，可以说在《重庆书》里得到了。我要说的是，2003年的中国诗歌会记住这件事，长诗《重庆书》会进入文学历史的书写。”[6]《重庆书》从多个层面满足了读者对城市书写的阅读期待，一方面，它对中国诗歌传统中的史诗书写给予了现代补充，使古体诗与新诗在形制上构成了一个有机互补的整体;另一方面，它极具地域性的人文表述使重庆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在当下视域中绽放出古朴的文化魅力。

　　对于《重庆书》的诗学价值，蒋登科曾做过如下评价：“在当下诗歌思潮多样，诗歌探索缺乏方向的时候，梁平的探索是具有先锋性的，但他的先锋性不是那种制造诗外效应的先锋，而是求实的先锋，是在既有的诗歌艺术规范中寻找突破的先锋。”[7]《重庆书》是梁平创作生涯的一座丰碑，也是他写作旅程中崭新的起点，它开启了诗人以先锋之姿探索城市诗写的不同维度和可能范式。梁平实验性地将历史与现实融为一炉，以整饬的结构完成了历史/当代史的诗学想象，诗人通过史诗宏大的题材描摹出众生的侧脸，这不仅是“小大之辩也”的矛盾辩证法，也是梁平诗学立场的彰显，他提到：“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我努力坚守的是全诗的现代品质，这个品质就是现代经验和现代精神的重逢。人和城市、城市和人、历史和现实、现实和历史、这些对应关系中的隔阂和亲近、血缘和变异所呈现出来的情愫，就不再是一个具体的城市、一个具体的人。它的所指，正是一种真实的生命意识和捍卫人性的尊严。”[8]梁平并未止于对城市历史根脉的开掘，他试图通过对历史的梳理和回望来开掘并反思人与城的现代性关联，将诗思回落、驻扎到当下的现实问题，“人与城”在文学互动的过程中彼此寻找，互相召唤，人与城市之间主客二分的界限逐渐消弭，城市被注入诗人主体的文化反思，印染着人文化的伦理导向。自觉于历史意识的指引，梁平以城市为基点，开始解剖和透视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寄予自身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他在处理城市题材的过程中，始终秉承着“介入使命”，他的诗学观里单荷着责任的重担，他的城市诗不单纯为创作实践，还交融着人格践行，由是，他的城市诗写比之相同题材的诗歌更为厚重并具有根基。

　　近年，梁平持续关注城市问题，对于后现代社会中城市日益被符号化、商业化、讯息化的现象，他敏锐地抱持警惕、反思态度，他的城市书写不是简单关注后工业时代文明创造给予城市的资源或不断制造的创伤，而是在回顾历史的过程中完成一部人性化的地方志，将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统一到线性的文明进程中，去撰写城市发展的精神史书。与其说诗人在为城市编年，不如说他为城市的人文精神立传，为历史留下城市绵延不绝的时间故事。
 

二、城市景观中的心灵跋涉：游弋诗学的建构
 

　　梁平笔下，长诗厚重，短诗轻盈，诗人各取所长，依据主题内容“量体裁衣”。梁平跨越不同城市空间，借助诗歌语言绘制文学地理版图，他所经之处皆可成诗：在《进入我身体的海南》里，沉睡在诗人身体内部的海南记忆再次苏醒，红色的种子变幻为五指山，所有隐秘的往事都无处遁形:“我的私心杂念渐渐长成一座山，/山长出了五指，五指敲出的文字，/在半个世纪以后的岛上，/泄了密。”;在《北京是一个遥远的地方》中，诗人谈到自己曾多次在成都估量到北京的距离，他拨开北京外围的迷雾，一路绕到了历史中心的紫禁城，再渐次回到边缘：“我确定我认识他们，/而他们不认识我。/于是继续向外，走得筋疲力尽，/北京真的很遥远。”;在《去阿姆斯特丹的飞机上》里诗人远渡重洋，在诗中插入电影《三个广告牌》的桥段，自我与角色的代入和拉扯使他拥有了一次惊心动魄的体验：“追凶母亲米尔德里德点燃的那把火，/更像是我自己身负重伤。”，在心灵的几度撕扯后，诗人反而意外地收获了平静：“即使季节模糊，/遍地落英，/走出来，居然身轻如燕。”

　　诗人在移居成都后，就以成都为坐标轴，在诗歌中建立起新的文化原点。2013年，距写下《重庆书》十年后，梁平创作《成都词典》，这组诗是他架起的又一座文化浮桥：《燕鲁公所》里，他将燕鲁公所的前世今生铺陈开来，历史苍凉的遗迹与如今被遗忘的命运形成遥远的呼应：“曾经隐秘的光鲜，/被地铁和地铁上八车道的霓虹，挤进一条昏暗的小巷”，喧哗的都市不断挤压历史的生存空间，诗人在哀感这种现象的同时，也在警醒着忙碌的都市人; “灵泉就是一脉山泉，/驿站一千年的气节与名声，/让这清冽的水荡涤污浊，显了灵，/还真是水不在深。/有龙则灵”(《龙泉驿》)，这首诗再现了龙泉驿煊赫的过往，在这条重要的古迹驿道上，曾是万家灯火，车水马龙……组诗《成都词典》中历史与现实交叉并行，文本显现出丰饶的气象：“成都盆底里的平原，一口大锅，/煮刀光剑影、煮抒情缓慢，/一样的麻辣烫。”(《少城路》)梁平的诗里时常展现出世俗的繁华和热闹，这种“热闹”的感受源于其诗歌中再现的各种博览式的历史奇观，仿若《清明上河图》一般进行了精心的雕刻和细致的布局;同时，他对历史抽丝剥茧式的剖析也让人惊叹，在历史与城市的对照中，诗人既痛感当下城市无序扩张的流弊，也因人性被商业浪潮裹挟而深感悲哀——“我告诉他也不重要了，/牛有牛的气节，一条腿也能立地，/而现在的人即使两条腿，/却不能站直。”(《惜字宫》)

　　2019年，梁平在《文苑》上发表《成都词典》，它由《宽窄巷》《又见桃花》《黄龙溪》三篇诗作组成，这组诗充溢着灵动的文化气韵，交融着现代与古朴并存的城市景观。《宽窄巷》中诗人以游人的视角进入这个著名的街区景点，他以悠闲的姿态打量着宽窄巷，细心环视着周围的游客，欣赏着一朵无名小花，诗人的观看视角是全方位的：“宽窄巷天天密不透风，眼花缭乱的任何一个动静，都是风景。”他在用心感受空气中的灰尘和杂质，这些微弱的气息正是生命的表征，接着他不紧不慢地写到“我坐在小木凳上，闭上眼，听凭挖耳师傅的摆弄，满世界的嘈杂就这样被掏出来，耳根清净了。”采耳是成都的特色文化，也是诗人笔下信手拈来的一处细节，他通过鲜活的生活细节来把握城市的心跳和脉搏，生活的乐趣就藏在脚下的土地——“下午茶可以泡软阳光，啤酒可以点燃黑夜，伸手摘一颗天上的星星，这里就是浩瀚的星河。” 宽窄巷中的成都充满热情和活力，张扬着青春的气息，而《又见桃花》中的成都则婉约含蓄，宛若一个古典的梦境——“又见桃花，起句如文火，煲连绵的春夏秋冬，所有的季节都含了颗蜜桃，花瓣雨纷纷扬扬，一滴就可以泛滥。”诗人似乎在追忆些什么，但一切又如梦似幻，不可考证，像年少时未做完的梦，是想象的现实，现实的想象。《黄龙溪》一诗执意向历史更深处漫溯：“末代蜀王最后的马嘶，以及剑影刀光，遗落在水面上的寒，痛至切肤” 诗人的笔尖流淌着一股凛然豪气，但他又未将历史处理为一种高悬于人之上的宏大叙事，而是以“我”的口吻为历史拂尘，以诗歌细节打开进入历史的大门——“这是细节，我无力更改，只能一饮而尽。”这三首诗由现代逐步退回到古代，三重视野像卷轴一样缓缓展开;三首诗风格迥异，《宽窄巷》闲适俏皮，《又见桃花》深邃凄美，《黄龙溪》壮阔豪迈，这三种截然不同的异质性的风格收归于成都多面的城市形象中，呈现出成都在不同历史进程中的侧面，诗人通过唤醒历史想象，提纯城市风韵，缝合了历史与现实的缝隙，由此使得成都的古今灵魂自在穿梭在诗歌人所塑造的情境和画面之中，形成洒脱飘逸的美学效果。

　　成都既是梁平诗意栖息的所在地，也是异族文化的参照系，他以成都为圆心画圆，以想象力为半径，不断扩展城市诗歌文化地形图的边界。想象力能够到达的地方就会产生诗歌，诗歌所产生的地方就会成为梁平城市诗歌版图上的一处坐标。通过分析《重庆书》和《成都词典》，我们可以发现梁平的城市书写存在两种文化向度：一种是诗意的文化溯源，另一种是理性的文化批判，前者以追忆、触摸历史脉络为依托，后者以反思当下，揭露城市乱象为旨归，这两种文化面向往往统一于一个文本之中，在意象的选取上，古典和现代兼而有之，地名的罗列与内涵的挖掘交错进行，历史的自然沉淀与城市的现实形变交替出现，梁平自如地切换时空，为我们打开了一个被折叠的文化空间。

　　梁平城市书写的辐射面极其广阔，古今中外的城市铺展开其诗歌中广袤的文化腹地，在诗歌《卢浮宫我没去见蒙娜丽莎》中，他以对照和蒙太奇手法让想象行走于两座城市之间：“我在这里看她，和在成都看到的她没有区别。/近在咫尺，丢失的是想象，/没有了想象的蒙娜丽莎，/最终的结局，在卢浮宫无疾而终。” 而《成都与巴黎的时差》一诗中，成都则以古典的姿态登场，“我看见另一个我，在河边，/与杜甫老先生把盏，醉眼迷离，/红，湿了锦官城。”杜甫之于中国是“诗圣”，之于诗人则带有技艺探索的隐喻，梁平对杜甫的亲近不仅是地缘上的与有荣焉，也是对其诗歌理念的认同，是其对“诗史”理想的现代追求。梁平在摩登的巴黎回想起古朴的成都，两种文明的冲撞在文本内部形成了中西对话的语境，文本的内在张力在中西文化的磁场中释放，在跨文化的交流中，梁平再度拓宽了城市书写的场域。

　　梁平在诗里记叙着自己在城市中的见闻，他的脚步遍布中外，穿梭古今，大到天南地北，小到城市里的某一个街道，知名景点和不知名的巷道都在他的点染下焕发光彩，他以地域性为横轴，以历史性为纵轴，在地域的横向平面上舒展开历史的纵向空间，由此建立起一个立体的城市形象。诗集《家谱》中的大量诗篇更是直接以地域命名，地道风物在梁平的笔下摇曳生姿，诗人将城市的基因细化为一处处名胜古迹，同时将历史掌故和民俗风景娓娓道来，其中《蜀的胎记》和《巴的血型》这两章则再一次印证了成都与重庆对诗人的深刻影响。城市因为有了这些历史性的存在而变得底蕴深厚，历史因为有了城市的激活而变得富有生命力，另一方面，将视域锁定在地域性本身上，我们可以看出梁平在诗歌中有意区分了“巴”“蜀”这两个地理概念，重庆和成都之于梁平的特殊性就在于一个是养育他的故土，一个是他长久定居的家园。借用整体性的视野重观梁平的城市书写，他对城市的关注虽然不断拓宽，但重庆和成都之外的其他城市只是其文学版图中的一个板块，并未构成一个系统的形象体系，梁平对重庆和成都的偏爱自是不言而喻，甚至带有福克纳式的诗学理想，这种集中的地域书写是梁平在城市书写中打下的两座地基，也是他区别于其他城市诗人的独特标识。

　　在梁平所创造的城市形象序列中，历史/现实的二项对立总是引人注目，梁平写得那么“新”，又那样“旧”，他用城市的“新瓶”，装着历史的“旧酒”，品咂一番，却是满满的人情味，他不喜欢将注意力放在高楼大厦的符号价值上，或有意去雕琢城市的现代气息，而是注重在人化的自然中构筑现代与历史的连接点，用历史的思考穿透现实的迷障，其诗歌具有丰富的人文症候，彰显出城市诗写的突出能力。
 

三、“人的文学”：主体性的介入与再造
 

　　诗歌评论家陈超提出“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这一概念：“诗人从个体主体性出发，以独立的精神姿态和话语方式，去处理我们的生存、历史和个体生命中的问题。”[9]梁平的诗歌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这种诗学观，在他的诗歌中，人、城市、历史是三位一体的，他时常以城市为写作背景，以“我”的角度进入，最终步入到历史的甬道中，城市与历史的结合是一处别致的书写景观。梁平在书写历史时，时常有意让自我显形，让文本以下的影子浮现于文本之上，而不是借由他者来完成对历史的回应，“我”的主体参与使历史有了可知可感的细节，“我”在与历史的互动中，找到自己的来处，看到自己的归处，梁平始终让人回到历史中去，人文性和历史性交织在一起，这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反击，它使现代社会的读者能在阅读的某个时刻有幸聆听到那不曾断绝的呼吸声，读者在与“光晕”相遇的瞬间反观自己所身处的时代，窥见未来的种种可能。

　　在城市书写的命题上，梁平曾发表过独到的见解：“很多诗人之所以还在复制农耕文明的虚拟抒情，实际上，还是诗歌缺乏一种进入城市的能力。一个诗人应当给自己设置难度，有责任理直气壮地去抒写城市。”[10]在写作态度上，梁平提倡“尤其需要诗人对城市的精神代码、文化符号以及城市人与城市各种关系里的消极与积极、融入与抵抗、享受与逆反的辨识与思考。”[11]梁平的文学创作有一种强烈的主体意识，这使他处理历史问题时总是以“我”的沉思切入，面对城市问题时又能以“我”的姿态介入，在“城与人”的结构议题上，梁平既受限于城市思维和城市品格对人的塑造，又能跳脱于城市既有的框架，站在一个“中间”的位置去检阅自我，环顾周遭。在农耕文明破裂解体的过程中，田园与乡土的书写传统也随之进入了漫长而曲折的转型期，从现当代文学的历史语境来看，城市/乡土/农村这三个语词指代着不同题材的文学作品，并逐渐在政治话语的钳制下，滑入单向度的文学呈现;单从诗歌史的内在流变来说，1930年代的“现代派”主动将都市纳入到文学的写作范畴，主张抒写现代人的心理情感，他们不遗余力地展现着现代文明对原有价值体系的冲击，这不啻为一次现代经验的有效展示，但真正的现代性诗写还要等到1940年代穆旦等人的登场，“中国新诗派”的诗学素养和抗战经历使他们能在本质上更接近现代人的生命体验，更完整也更深刻地表达自我的生存困境;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特定政治背景下，城市书写则一度被遮蔽，当“城市”再度获得书写的合法性时，城中人的主体性往往被遗忘或被忽略，梁平是不多见的极为关注人“进入城市的能力”的诗人。

　　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一书中谈到：“真实的世界被优于这一世界的影像精选品所取代”[12]，居伊·德波沿袭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立场，向我们展现了世界正在被影像所殖民的事实，这种高度资本化的景观视域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与消费主义合谋，不断切割着人的主体性。在当下，后现代的语境已然成为一种风尚或某种共识，人与城市和谐共生的局面早已被打破，人们围困在资本入侵的牢笼中，迷失在欲望的深渊里，诗人们又应当如何抵御外界诱惑，完成精神成人的命题?质言之，我们该如何在后现代的思潮中再次回到现代性建构的基本命题上来，穿越资本的幻象，追求人之为人的意义和尊严。梁平的城市书写或许是一种答案，他的诗歌既是一种浪漫的文化想象，又如镜像一般折射出城市的幻影，他是站在反思现代性的高度来审视笔下的生灵的，他将“介入”作为一种自觉的诗学承担。《城市的深睡眠》一诗则深刻地揭露了城市中的诸多问题，文明与其阴影盘旋于城市的上空，它们相互争斗博弈，幽灵再度复返。
 

　　眼见为实越来越不可信，

　　看见一堆笑，

　　看不见笑里藏的刀。

　　十字路口目睹一只蚂蚁，

　　横穿斑马线，看见肇事的车辆，

　　看不见血。

　　我看见和我看不见的，

　　都不能指认。
 

　　这样的情形已经很久了，

　　让我自己给自己纠缠不清。

　　在城市进入深睡眠以后，

　　我的另一个我，游离，

　　我的灵魂出窍。

　　我就是埋伏的天狼星，

　　在天上看，看城市揭开面膜，

　　看赤裸裸的人。
 

　　如果诗歌只是赞颂的祝词，我们不会称其伟大，诗歌的崇高就在于它始终对异化现象抱有批判，梁平的现代性反思是对抒情性过分蔓延的反拨。城市的睡眠带有麻痹的意味，清醒的人一直醒着，蒙昧的人一直睡着，诗人的灵魂出窍是现实主义基调下浪漫主义的笔法，他在与道德良知的缠斗中醒来，他乐于记录人们友善的面孔，也不耽于在黑夜中直刺虚伪的面具。

　　梁平是一个善于寻找并揭示文化症候的诗人，他不屑于用炫目的语言去增加城市虚假的繁荣表象，他爱憎分明，直言不讳——“我不喜欢北方，所以北方的雨声与雾霾，/胡同与四合庭院，冰糖葫芦，/与我没有关系，没有惦记。”;“而珠江的三角，每个角都是死角，/都有悄然出生入死的感动。”(《隔空》)另一方面，他赤忱率真，常常牵挂着远方的人与事：
 

　　南斯拉夫没了，

　　中国大使馆的旧址拆了，

　　建筑工地一角，一块大理石，

　　正在被黑色幽默。

　　一段碑铭，两个年轻人的名字，

　　比生命站得更凄冷。

　　天下着细雨，

　　几束枯萎的野花挂满泪珠，

　　惨淡的黄，格外刺眼。

　　没有遮挡的大理石不说话，

　　没人驻足，没人多看它一眼。

　　贝尔格莱德面无表情，

　　比鱼的记忆更短暂。

　　我蹲下身去，听那年的炮火，

　　跨洋飞落地下室的精准。

　　我从我的祖国远渡而来，

　　在这里看不见多瑙河的蔚蓝，

　　只能小心翼翼地擦拭，

　　碑铭上的泥泞、凌乱的枝叶，

　　害怕我翻江倒海的伤感，

　　触碰到它的痛。
 

　　《在贝尔格莱德的痛》里梁平写出了历史肉身消失的苦楚，实体建筑的拆除使凭吊无所附丽，人们逐渐淡忘曾经的硝烟与战火，淡漠地奔赴了一往无前的未来，但没有历史的民族真的会有未来吗?梁平的悲悯意识向全人类开放，他对历史的思考不拘泥于一时一地，这种担忧植根于当下，扎根在“以史为鉴”的历史传统中。

　　回归到梁平人本主义的立场来看，他的历史叙事或抒情从不是空洞无物的，而是有一个明显的价值指向——“我是人民在这里听诗人朗诵/我是诗人在这里给人民朗诵”(《在陵水，为人民读诗》)，梁平明确表明了自己服务于人民的宗旨，并对诗歌的不良倾向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性——“之后/在诗人扎堆的地方抽身出来，说人话，做人事，以人民的名义/甄别和指认装神弄鬼/以人民的名义/判处自恋、自慰的诗歌/死刑。”(《在陵水，为人民读诗》)梁平诗歌的语言平白却充满力量，他不断思考着如何在历史中打捞人性，如何用诗歌的言说方式抵达或靠近人本位的价值观。

　　在诗歌流派迭起的1980年代和1990年代，梁平不属于任何一个阵营，正如他在诗歌《投名状》中自我指认的那样：“我不相信还有江湖，有团伙，/即使有也绝不加入。”新世纪以来，如果说真的要将梁平归入某一面旗帜下，那应当是“人”这面大旗，大我和小我都归依于这面旗帜下，无数个单数的“我”构成复数的“我们”，“我们”连接为命运共同体，“人”的概念是梁平诗歌的多重能指，而“人”的内涵恰好就是现代性议题的终极所指。

注：

　　[1] 翟月琴：《失语与发声：构建城市诗歌的理论框架》，《文艺评论》2011年第9期。

　　[2] 翟月琴：《失语与发声：构建城市诗歌的理论框架》，《文艺评论》2011年第9期。

　　[3] 巴文化是中国古代西南及中南地区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及其社会结构的总和，它的具体所指包括达州巴渠文化与重庆巴渝文化、巴楚文化、巴蜀文化等。在梁平的诗歌中，巴文化的含义缩小为重庆的巴渝文化，“巴”指代重庆，“蜀”指代成都，“巴”“蜀”并置是其诗歌中一道独特的景观。

　　[4] 梁平：《<重庆书>:一次经验和精神的重逢》，《星星》2003第10期。

　　[5] 邹容(1885年—1905年)，中国近代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原名桂文，留学日本时改名邹容。四川巴县人(今重庆市)，出生在一个商业资本家家庭。梁平在《重庆书》中用欣赏的口吻讲述了少年英雄邹容写下《革命书》，在狱中坚贞不屈的英勇事迹。

　　[6] 蓝野：《穿行在城市时空里的灵魂：梁平长诗<重庆书>学术研讨会纪要》，《诗歌月刊》2004年第2期。

　　[7] 蒋登科：《一座城市的精神抒写:来源与去处——解读梁平的长诗<重庆书>》，《诗探索·理论卷》2004年第1期。

　　[8] 梁平：《<重庆书>:一次经验和精神的重逢》，《星星》2003第10期。

　　[9] 陈超：《先锋诗歌20年：想象力方式的转换》，《燕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10] 梁平：《良好的气节与风范——2013年中国诗歌印象》，《阅读的姿势》，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32页。

　　[11] 梁平：《良好的气节与风范——2013年中国诗歌印象》，《阅读的姿势》，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32页。

　　[12]【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