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寅年的春天，新冠疫情反反复复，甚是闹心。好在已经退休，时间完全可以由自己支配，加上又喜好文学艺术这一口，正好可以借机静心读书写作。
　　前些天，著名文化人张况寄来了五卷本大部头长篇历史小说《赵佗归汉》。我将张况定位为“著名文化人”，是因为他不仅仅是一个诗人，又是个书法家，还是个文化活动家。这三个方面，在广东，甚至在全国的业界都是人所共知的。就诗歌来说，张况除了平常的创作外，前些年还创作出版了洋洋十万行的《中华史诗》，为此我给他写了一篇《“张狂”的真文人——张况和他的<中华史诗>》。这次，他更为“张狂”了，还写小说，一开张就搞了个二百万字，而且还是历史小说！了得！
　　今年是香山建县870周年，我从去年底开始就想着要做点什么事情，经过春节前后一段时间的谋划，已经形成一定的影响。近期，有几个民间机构与我一起开始筹备活动和项目，更有几个媒体将这个项目列入今年重要的人文项目来做，邀约我给他们义务做策划。因此，这几天只好边做策划、组织和协调，边拜读张况的小说，这样陆陆续续读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边读边与张况交流意见，边记录心得，昨天晚上读完之后，笔记上就出现了这么一段话：“大时代，大历史，大背景，大人物，大制作，大意义”。“六个大”，概括了我对张况长篇历史小说《赵佗归汉》的评价。
　　张况这部作品，注定是要载入广东文学史的佳作。
　　我从2015年底开始介入赵佗这个人物的研究和写作，创作了大型交响史诗《南越王赵佗》并公演，还在广东电视台播出。这是全国第一部表现赵佗的交响乐作品，成功塑造了赵佗的音乐形象，反响很大。
　　此外，还撰写了一些赵佗主题人文社科论文，联系广东和河北两地策划组织了一些活动。几年来我对赵佗形成了自己的理解和看法，但我不是文艺评论家，也不是史学研究专家，加上叶延滨、张陵、邱华栋、谢有顺和十品等大咖，此前已经对《赵佗归汉》有了非常专业而到位的评论，因此不敢班门弄斧、轻浮造次。
　　在这里，就结合自己的对赵佗的研究以及张况的小说，谈一谈《赵佗归汉》的文本意义，以及对赵佗文化的地位和意义的认识吧。
　　
　　一、赵佗及赵佗文化的定位和意义
　　
　　2015年，我在主创的大型交响史诗台本并于2016年公演的《南越王赵佗》中，是用这三句话评价赵佗的：中华统一英雄、岭南人文始祖、海上丝路先驱。可见，赵佗和赵佗文化不仅是龙川的、河源的，更是广东和整个岭南的，还可以说是全国的，甚至是世界性的。这，就是赵佗文化的核心要义所在。而这个定位，与张况《赵佗归汉》的主题也是完全一致的。
　　基于赵佗和赵佗文化的这一定位，决定了对赵佗和赵佗文化要站在更高的高度来认识、来推介。
　　

1. 　　赵佗是中华统一英雄

　　
　　赵佗（？～公元前137年），河北石家庄正定人（古称真定），秦代将领。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和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14年），赵佗两次出任南下副将进军岭南，平定岭南后，先任龙川令六年，曾是南下主将的任嚣病逝后，赵佗接任南海郡守之位。秦始皇驾崩后，秦二世矫诏继位，由于他的暴政激起了秦二世元年（前209年）的陈胜吴广起义，反抗秦二世的残暴统治，四方诸侯、豪杰互相争夺，中原陷入战乱。此时，赵佗按照任嚣的临终遗嘱，脱离秦朝的统治，继续坚持“和辑百越”的战略方针，保证了南越地区的平安和稳定。
　　汉高祖元年（前206年），赵佗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在当地士民的拥戴下，建立了以番禺为王都、占地千里的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从而为存在95年的南越国奠下基石。南越国的疆土，与秦设三郡辖区相当，北、东、西三面分别与长沙、闽越、夜郎三国交界，东及南面濒临南海，东西万余里”的广大地域。北至南岭（今广东北部、广西北部和江西南部一带），西至夜郎（今广西，云南的大部），南至南海（今越南的中部和北部），东至闽越（今福建南部）。都城在番禺 ，即今广州市。
　　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汉高祖刘邦派遣大夫陆贾出使南越，劝说赵佗接受汉王朝的封王归化中央政权。在陆贾劝说下，赵佗接受了汉高祖赐给的南越王印绶，臣服汉朝，使南越国成为汉朝的一个藩属国，并向朝廷称臣奉贡。此后，南越国和汉朝互派使者，互相通市，赵佗接受刘邦的和平方式而归顺，使得南越地区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赵佗的一大历史贡献。
　　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汉高祖死后，吕后临朝，开始与赵佗交恶。吕后七年（前181年），吕后发布了和南越交界的地区禁止向南越国出售铁器和其它物品的禁令，并规定卖给南越的马和牛，只能是公的，不能是母的。赵佗与吕后当政的汉朝中央政权关系一度紧张，汉朝与南越国的矛盾激化。吕后随即派遣大将隆虑侯和周灶前去攻打赵佗，但由于中原的士兵不适应南越一带炎热和潮湿的气候，纷纷得病，军队连南岭都没有越过。赵佗觉得吕后可能会通过长沙国（汉朝的另一个藩属国，位于南越国北部，现湖南省境内）来吞并他，担心和愤怒之下，赵佗宣布脱离汉朝，自称“南越武帝”。
　　汉文帝元年（前179年），吕后死后，汉文帝刘恒即位，他派人重修了赵佗先人的墓地，设置守墓人每年按时祭祀，并给赵佗的堂兄弟们赏赐了官职和财物。接着汉文帝在丞相陈平的推荐下，任命汉高祖时曾多次出使南越的陆贾为太中大夫，令其再次出使南越说服赵佗归汉。陆贾到了南越后，向赵佗晓以利害。赵佗再次被说服，决定去除帝号归复汉朝，其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又修好始昔，从而维护了岭南的社会稳定。一直到汉景帝时代，赵佗都向汉朝称臣，每年在春秋两季派人到长安朝见汉朝皇帝，像诸侯王一样接受汉朝皇帝的命令和统治。
　　由此可见，赵佗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华统一英雄。至于他两次脱离中央，完全是无奈之举，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帮助了朝廷中央，使得南越地区免遭战火燃烧，不让百姓遭受战争涂炭，不让已经统一的领土免遭外邦掠夺。有些人片面认为赵佗是闹国家分裂、搞独立王国，这当然是一种求全责备，也超越了时代的要求。在秦汉时期，在国家意识、政治制度、军事体系、社会治理、文化认同等方面，国家大一统的基础还非常薄弱，赵佗称帝称王的统治行为是很正常的。汉代之后中国分裂为魏蜀吴三国，再后来又有魏晋南北朝等，就是很好的例证。
　　毛泽东主席当年对赵佗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曾经给予很高评价。他于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3月25日），由西柏坡进京的“赶考”路上，在河北涿州对准备前往广东主持工作的曾生说：“你们广东开化很早。秦始皇世代广东就是秦朝管辖的地方。河北人赵佗在广东作官，他对地方治理的不错。秦朝末年，天下大乱，他乘机扩占了粤西、海南岛等地方，自立为王。汉高祖平定天下后，派人去见他。他表示臣服，接受汉朝的管理，维护国家统一”（转引自《曾生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据说，毛泽东还说过赵佗是“南下干部第一人”。

　　2、赵佗是岭南人文始祖
　　
　　史书都说，秦朝统一岭南之前，南越是蛮荒之地。
　　《粤记》中说：“广东之文始尉佗”。
　　赵佗在开发边疆、传播文明方面，是引导岭南百越部落从原始社会迅速走向文明时代的文化先驱和伟大的政治家。南越国建立伊始，赵佗实施“和辑百越”政策，引入中原农耕技术与先进文化，使岭南地区从落后的刀耕火种进入农耕文明时代。在经济上，推广使用铁农具和耕牛，改变以前的“刀耕火种”和“火耕水耨”耕作方法，大量发展水稻、水果和畜牧业、渔业、制陶业、纺织业、造船业，并发展交通运输和商业外贸，促进了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他还出动官兵助民凿井，修渠灌田，推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在文化上，首先是中原汉文字的使用，在南越王墓和其他的出土文物中发现了不少汉字。百越还是一个能歌善舞的部落，有越舞和汉式舞。还有编钟、铜乐器和各式饰画、壁画等。
赵佗治理南越，非常重视教化工作，“以诗书而化国俗”，利用中原先进的文化和伦理道德教化、诱导越人，教育他们赡养老弱、废除群婚。还运用行政手段推广中原汉字，教育越人“习汉字，学礼仪”，从而使“蛮夷渐见礼化”。迅速推动岭南地区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从“共来百越文身地”、“越人未必知虞舜”，到“蛮乡今有汉衣冠”，再到“一奏薰弦万古风”。“广东之文始尉佗”这一说法，完全符合赵佗是岭南人文始祖的定位。岭南或者说是南越，第一次在史书上有“传”的人物就是赵佗，即《史记·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列传·第五十三》，这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赵佗是岭南人文始祖。我在《报文帝书：岭南史上第一文》中说，考古证明，赵佗的《报文帝书》，应该是目前所能看到的岭南最早的文章，也是赵佗的代表作，是岭南进入文明的标志和生命信息，是岭南进入文明初期阶段重要的文字注脚。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需要重新认识《报文帝书》的文化价值及其在岭南文化中的地位的理由和依据所在。
　　《报文帝书》除了是一封岭南最早的书信，要作为岭南文明的标志予以重视外，还完全可以将它看作是一篇价值非常高的文学作品，我认为应该将之列入岭南文学史的第一篇文学作品来对待，甚至还可以列入中国文学史的范畴来对待。如此，岭南文化史和文学史就必须重新审视、重新评价，在中华文化版图上，岭南的文化地位和作用才能回到她应有的位置。
在这里需要补充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历史上称南越地区是蛮荒之地是不够准确、不够科学的，其实古南越地区也有自己的文化，只不过缺少记载和考古，缺乏学术支撑、缺乏发掘宣传而已。这是本文主题之外的问题，在此不予以展开讨论。

　　3、赵佗是海上丝路先驱

　　赵佗在传播中原文化的同时，又将异域文化和海洋文化、航海技术等带进岭南，从另一端即海上丝绸之路开启了岭南文明。
　　据考，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有多个，比如徐闻、合浦、广州、泉州、宁波等。但史载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港口则是徐闻。徐闻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
汉武帝曾派人招募海员从徐闻（今广东湛江市徐闻县）、合浦（今广西合浦）港出海，经过日南（今越南）沿海岸线西行，到达黄支国（今印度境内）、已不程国（今斯里兰卡），随船带去的主要有丝绸和黄金等物。这些丝绸再通过印度转销到中亚、西亚和地中海各国。《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有黄支国……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这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记载，表明徐闻是汉代中西方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同时也说明“海上丝绸之路”最迟兴起于南越国时期，古代广东地区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巨大贡献由此可窥一斑。
　　史书上记载“海上丝路”起始于汉代，但从以上所述，则可以推断赵佗很早就已经与异域有了交往，西汉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墓的发掘，其所出土的大量的异域文物，更颠覆了“海上丝路”始于汉代的认识与说法。
　　虽然考古方面尚缺乏直接的文物依据，但我们可以想象，赵佗为了南越的经济发展，加之已经主动向西南方向扩展了疆土，因为主要除了依靠中原，一定会积极加强与异域的交往。特别是到了吕后执政时期，吕后采取了“别异蛮夷”的政策，关闭了边境上的贸易，对南越国进行经济封锁与制裁。赵佗为了南越国生计，自然不得不另辟蹊径，大力扩展海上贸易，以弥补西汉经济制裁，带来物资不足，甚至扩延至海上，不但捕捞业走向发达，而且交流伸展到了更远的地区，远达今天的东南亚甚至非洲东岸，这也就是习惯所称的“海上丝路”的开辟。更为可贵的是，赵佗还吸纳了许多的海洋文明并多方面影响了中原传统的中华文化。这些都表明了很可能海上丝绸之路，并不是汉武帝时期形成的，是在南越王赵佗时期便已经开辟了。如此，赵佗是“海上丝路先驱”的说法是站得住脚的。
　　南越王赵佗成为中华统一英雄、岭南人文始祖、海上丝路先驱，真可谓煌煌后土，赫赫功绩，文昌武运，源远流长。赵佗统治的南越汉代盛世时期，与欧洲的罗马帝国并列，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强国。
　　赵佗最早是在龙川担任县令的，因此，我们所说河源的“源文化”，除了是东江之源之外，还是第二个“源”：岭南人文之源。
　　然而，我们如果仅仅从龙川、从河源来看赵佗和赵佗文化，却是远远不够的。从公元前214年开始，赵佗任龙川令达六年之久，在此他已经基本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方面的发展理念、思路和基本框架，为后来对南越的统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他成为岭南人文始祖做了根本的铺垫，逐步形成了从龙川人文之源、河源人文之源，到岭南人文始祖的轨迹，从而对岭南地区实行了近八十年的直接管治，而在他之后赵氏家族对岭南的管治还延续了二十余年。
　　
　　二、赵佗文化：一个重要的岭南命题
　　
　　根据以上三个定位，赵佗作为中华统一英雄与对民族团结和统一，作为岭南人文始祖与岭南文化建设乃至文化强国建设，作为“海上丝路先驱”与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极具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未来意义。
　　张况《赵佗归汉》中对赵佗的叙述和评价，与我对于赵佗以上三个定位如出一辙，毫无二致。可以说，《赵佗归汉》从历史小说的角度，印证和回答了我的看法。我认为，张况在历史非常悠远、史料十分缺乏的艰难情况下，能写出如此优秀的《赵佗归汉》，殊不容易。《赵佗归汉》不仅填补了广东文坛历史题材的空白，艺术上、学术上也是成功的，在岭南文学中应该有他的地位。
　　如此，赵佗是中华统一英雄、岭南人文始祖、海上丝路先驱的定位，赵佗这个历史人物和赵佗文化的意义和作用，就不能从一般的层面去认识和对待了。总而言之，上述三句话的定位，以及张况《赵佗归汉》全书，都在诠释和强调一句话：赵佗文化是一个重要的岭南命题。这也就是张况长篇历史小说《赵佗归汉》的文本意义。我曾经写过《广东人文富矿呼唤集体抒写》一文，认为岭南是一个人文富矿，亟需有志人士共同抒写。只可惜像张况这样有情怀、有使命感、有作为的文化人太少了，关注和重视岭南本土写作的机构和人也太少了。
　　正因为有了赵佗文化，使得岭南地区在整个中华版图中，在整个中华文明史中，有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其一，从秦代开始，尤其是汉代之后，整个岭南完全成为了中国不可分割的疆土；
　　其二，岭南文化以其独特的内涵成为中华文明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她极大地补充和完善了中华文化；
　　其三，岭南以其面向海洋的特殊地理位置成为中国与海外联系融通的重要通道和前沿。
　　正因为如此，岭南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在以下三个历史阶段显现出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是从秦代到清代，中国对岭南的开放与封闭，是整个中华民族发展的关键和缩影；二是一百多年前，岭南尤其是广东成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近代文化的摇篮；三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窗口和先行地。
　　由此可见，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和评价岭南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岭南文化的核心是珠江文化，也就是俗话说的“咸淡水文化”，而珠江则是中华民族一条与长江、黄河一样伟大的母亲河。这里面的文明鼻祖，也应该是赵佗。因此，重新认识赵佗，也就是重新认识岭南；重新审视赵佗文化，也就是重新审视岭南文化。
　　也因此，赵佗和赵佗文化必须站在广东乃至全国的高度来做。
　　首先，要加强宣传推介赵佗和赵佗文化，充分利用现有的学术成果、文艺成果和考古实物，不断挖掘和完善充实，通过各种方式，让各界有更多更进一步的了解和认知，才能达到统一思想的效果。
　　其二，建议尽快将赵佗文化立项作为广东省重要的文化命题，成立专门工作机构，制定专项工作规划和实施方案，明确工作目标和步骤，落实工作措施。
　　第三，明确两大目标：一是硬件建设方面，要对与赵佗关系密切的广州、龙川，以至河北石家庄正定县等有关地区，以赵佗文化的名义进行统一的发掘和专项规划。比如将龙川县、五华县和佗城镇申报建设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县、国家历史名镇，将佗城、华城（长乐台所在地，2019年已经列为国保单位）规划建设成为国家级5A旅游景区；以广州、龙川、五华为核心，将赵佗和南越国遗址连接成线。二是软件建设方面，“赵佗文化”首先明确为龙川县的命题、河源市的命题，争取尽快升级为省级命题、国家命题。
　　必须提醒和强调的是，做赵佗文化不能仅仅停留在纪念活动、考古和学术上，这些当然也很重要，是基础性工作，但更重要的是，必须通过纪念、考古和学术研究，将赵佗文化落地、落实，将考古、学术研究和发掘、利用结合起来，与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建设和城市建设等结合起来，与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合起来，与时代精神、与国家民族发展大业、与世界文明融通结合起来。既要对历史负责，更要为现实和未来服务。
　　借谈论张况长篇历史小说《赵佗归汉》的机会，本人在此先提出“赵佗文化：一个重要的岭南命题”这个概念，十分期待能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和关注，予以统筹策划和组织发动，并尽快地做起来，像近十年来中山市做“孙中山文化”一样，从地方性命题，提升到广东省命题，以至国家命题，并切实落实到当前和今后的建设和发展上来。这是作为龙川人、河源人，以至广东人不可推卸的义务和责任、责无旁贷的使命和事业！
　　
　　
　　2022.4.5（壬寅年清明）于中山灵感走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