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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黄惠波的两部诗集归类为“大诗”，是相对滥觞于当下的“小诗”而言。从字面上理解，“大诗”之大，指其诗的格局与气度，而没有“一览众山小”的高下之义。

　　初读《假如我是风雨雷电》，有点天方夜谭，不知所云之感，读着读着，一股超现实主义的强烈气势，似乎要冲破理性的框架，锲入人的潜意识——这是一种欲望与梦幻交融的境界。诗其实是想象创造的成果，诗的非理性非主题性犹如梦幻，其逻辑理性之外的某种韵味，出自情调上的统一。黄惠波善于在诗的“情调”上造势，故能使诗显示出“大”的格局。

　　“大诗”也归属于抒情诗的范畴，作为大自然的“风雨雷电”，其本身即是美与破坏力的交裹，诗人若能在其“大诗”中营造出“大意象”，无疑能激发读者无以名状的幸福感与悲壮感。尽管抒情诗并不注重任何情节，也不在乎时间的连续与空间的局囿，但诗情却能飞翔于万象之上，穿越千秋万代之历史，令人读着读着，能感觉到诗人那颗博大的心的跳动，也能体悟出一种汹涌澎湃、横扫一切的诗的气场。诗是想象的产物,读诗也是一个想象创造的过程,发掘诗中不同层面的意义,须要以整个心灵沉潜于诗意世界中去才行。

　　“诗存在于现在还不存在的东西中，诗存在于我们现在还缺少的东西中，存在我们正在寻求的东西中。”(法国诗人彼埃尔.勒韦尔迪语)在诗的幻想王国中，积蓄着一种解放的力量。黄惠波的诗之梦是积极的，这样就能让阅读者在同一的梦中得到净化，焕发出与之共同创新的力量。可以说，这首“大诗”的主题关联到每一个人，每一个怀着美好梦想的人，只有向着人类共同的目标奋斗，世界才会大同。这也是“人类命运的共同体”的诗意描绘，也是世界共同的人道向往，因为只有人道的信念与勇气，才能引导人类走向灿烂的黎明。这，或许是黄惠波诗的命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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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黄惠波的诗，我想起了我国古代那位颇具神性的诗人屈原。在远古那个凄清悲凉的暗夜，那位“上下求索”的先知诗人，以充满激情与理想的神启般的诗句，试图将芸芸众生从混沌昏睡中唤醒，以一颗纯正的心，为光明与正义呐喊……

　　阅读黄惠波的诗，我也想起近代那位时代号筒式的富于诗人气质的共产主义先哲，他以圣徒般的坚韧，以难于尽言的骄世气概，探索人类向前发展的正道。

　　黄惠波的两部诗集，都是针对新冠疫情的大泛滥而写的。试图用诗来探究“人与自然如何相处”这一古老的命题。

　　自然与人的关系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关系。诗人痛感现代社会的某些文明，在很深的程度上打破了原始自然的和谐,这种“罪过”将何以处之?赎罪的痛苦与灾难该由谁去承担?诗人不是先哲，也不是圣徒，不可能超越时间而成为“时间外的碎片”，也不可能突破“自存空间”逆向而行;但人类如何找回逝去的原本的和谐呢?诗人试图以其两部“大诗”来寻求答案，其难度可想而知。

　　其实，他的这种诗的追寻是颇有担当的，被一种使命感所驱动。然而，当他的诗越是向世界与宇宙的深层次探测时，他的内心就㥐发感到不安与苦痛，问题是诗人面对这种不安与痛苦时，又将何以自处?我觉得，他诗中出现的一些怪诞的诗的本体意象并非是想让读者走向虚无，而是在采用否定之否定的哲学方式，去肯定人类灵魂的真实处境。

　　在他诗中，“风雨雷电”是自然暴力的象征。诗人明白，宇宙一旦被暴力主宰，带给人类的就只能是灾难。对诗人本身而言，诗不是征服自然暴力、征服时间衰老的良药，只有人类的理性，才是让有限生命达到永恒的唯一动力。我以为，黄惠波诗中深蕴的象征，含有一种博大的宇宙意识和群体意识，当然，诗中也不乏细微的感受与独具的体察：“所有自由都有不自由的约定 /尊贵的生命都在于低处更低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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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雨雷电”等自然意象,构成诗人抒情感性世界的基调.这种反复出现的意象即主导意象暗示了“大诗”的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

　　人类为生存发展创造文明,而某些文明却伤害了自然的和谐,正所谓“礼崩乐坏”。于是，诗人陷入了世外桃园般的孤独之中：“慈悲为怀的苦行僧/正匆匆疾行于旷野中……”

　　“孤独”是现代悲剧意识的一个核心概念.是为集体抛弃的疏离与无依,是被自然离弃的冷漠感。当人类创造的文明为人类自身设置好种种禁限，自然便会离我们越来越远，于是，诗人成了现代文明中一个孤独忧郁的灵魂，只好在诗中向往逝去了的美好自然，以寻找失落的自我。这种人对自然的无能为力，实际上是自然对人所构成的宿命，孤独只是命运的另一种存在状态，是在人与人、自然、社会之间的和谐被打破之后注定的。这也可以说是现代文明的生存悲剧本质之所在。自然规律的运行有其内在的法则，而空间的封闭性与时间的非连续性，是自然规律的倒错。这一理念，似可从黄惠波的诗中得到印证。

　　诗人用一个母题性象征，在诗中表现出自我的“迷离”;诗中的“我”，是以“梦游者”身份出现的，他在探索出路，寻觅现代科学的启悟之光，以图将那种和谐之精神找回来。其实，诗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允许多层次的象征诠释。诗人将诗的象征意义推到人类普遍的层次上，从历史与哲学的角度，探测诗后隐含的社会状况和时代思潮。诗人显然在关切人类的命运，尽管其诗中不无观念玄思的成分，但并未淹没诗的感性直观;诗中明朗澄澈的意象，贯穿了一个总体的象征;茫茫宇宙中，死生瞬息的人究竟是何角色?人能否找回生命中最富于温情的一段?其实，死是回归自然和谐的必由之路，理性文明必然会取代原始的诗性文明。我发现，黄惠波诗中有暗隐的人格结构:“我不能告诉你何以我死而复生\我只能告诉你只有消亡才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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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与人的关系，是个永恒的问题。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与西方的“天地不仁”的观念不同，西方的丛林法则里暴力充诉着自然，而诗人却借助“风雨雷电”这一自然界意象，勾勒出理想中的地球村的图画。细细品读，其诗的语言清新简朴又不失华美綺丽，表意含蓄深刻又不流于晦涩——这是我读罢全诗的最终印象。清人沈德潜在《说诗晬语》里说诗“事难显陈、理难言罄，每托物连类以形之，郁情欲舒，天机随触，每借物引怀以抒之”，黄惠波似乎深得其中要领。

　　一首“大诗”会有各种不一样的鉴赏角度,一个细节一个暗示一个意象,即可揭示其内在的哲学依据。诗是一种情感交流活动,人类共同的美的情感,是人类普遍的心灵律动和情感寄托。诗人只有从“风雨雷电”的外在意象，回到抒情主体的主题情感世界之后.才能较完美地表达出内心世界的呼唤。“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的提出,能唤起人类意识的普遍共鸣。我发现，诗人力图在他的“大诗”中极力拉大意境的空间感，可能是给自己飞腾的精神开辟尽可能大的舞台，找到一种与抒情主人公的气质性格最接近的形象吧。

　　叶甫图申柯的诗《俄罗斯人要不要战争》以反诘式提问，让“埋在白桦树下的士兵”“睡梦中的城镇”“妻子”与“母亲”来回答，这是一种高明的诗的睿智：马雅柯夫斯基的诗让泛滥的诗绪沿着理性的轨迹流淌，读后令人荡气回肠，给人以启示和深思。诗风相近的两位诗人的诗中那起伏的音韵与画面感，形成了情绪的波澜和哲理的暗示，他们的诗中都凝聚着诗人独自的神思与风格。当然，此间也不乏席勒时代号筒式的雄浑与嘹亮，也不乏歌德狂飙突进式的沉稳与奇谲，诗情的炽烈是以直接奔泻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酣畅淋漓的抒发自成机杼地运行在独特的“阶梯式”诗行中。看得出来，黄惠波的诗深受这两位诗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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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惠波的诗颇具象征诗的意味，却十分注重意象的运用。其实，诗歌的表现力不仅止于意象，还得靠节奏与韵律;《假如我是风雨雷电》一诗富于变幻的节奏感与语词音韵的配置也颇得体，充分发挥了诗的视觉与听觉形象的表现力，并暗示出诗人内心的某种烦忧。诗人以跳跃性的语言将真实与比喻粘连在一起，一如毕加索所言：“艺术家是情感的容器”，被情感的容器装得满满的诗人，借风雨雷电之意象——最富于表现力的自然意象，来作为抒情对象，其表达出浓烈的诗情，给人以无尽的联想与反思。

　　诗与别的文学方式不一样，它是意象的文字。诗人以古典的意象对当代悲剧的人道主义给以关注,以古典严谨的象征形式来表现现代瘟疫中的人生悲剧，其警示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好在诗歌并无固定的诠释，其内蕴是难以穷尽的，所谓“诗无达诂”，即指此而言。但我们仍可从各个角度去发掘诗的现实意义。因为诗的世界是一个整体，其中某些象征的反复出现，会形成诗的原型。在黄惠波诗的世界中，传统惯性的力量牵动着他，他善用前人的原型与母题，来表达自己体验到的人类共同的情感：“我游离于尘世之外/但有谁比我更知尘世苦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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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诗创造的是象征的虚拟世界，故多用隐喻，黄惠波的诗深得其趣。他试图在自己的“大诗”中，营造一种象征诗的中国气派。叶芝在谈诗歌象征时说：“所有的声音、顔色、形式，或是因为其固有的力量，或是其源远流长的联想，会唤起一些难以用语言说明，然而却又是很精确的感情。招来某些无形的力量，在内心踩下的脚步，即称之为感情。而当声音、颜色、形式三者像音乐般和谐美妙时，它们变得就像同一种声音、同一种颜色、同一种形式，它们所唤起的感情虽然互有差异却是同一种感情。”

　　《假如我是风雨雷电》一诗通过象征的手法，以质感很强的色彩、声音和形式，给我们一种沁入心脾的悲悯力。艾青译的比利时诗人爱弥尔.维尔哈伦的《风》，戴望舒译的《风车》，都是从单纯的表现力因素转化为内容构成因素，这是诗的美学魅力产生的基础。象征诗所表达出来的美学意味是葱茏而具有雕塑感的。

　　艾略特提倡现代派诗“压缩的奇想”手法，将互不关联的思想强行压缩在一起，违背逻辑理性，把不关联的形象迭加在一起，造成一种诡异性暗示。作为一个视野开阔、成就斐然的诗人，黄惠波的《春秋集》宣示了他的这种存在，尽管内中有些诗节写得扑朔迷离，亦虚亦实;但诙谐中有沉思，幽默中有悲酸……其诗的语言也富于个性，有较强的动感与暗示性：“哪怕只是纤纤微尘/也是顶天立地的奇迹/谁能呵护弱小的生命/谁就参透了“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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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惠波的“大诗”有一种雪莱诗的力度，读来有一种《西风颂》的感觉。他特别注重运用排比与复沓，营造出一种排山倒海的威势，并运用一系列意象的组合，给人造成一种无与伦比的强大感。他是试图用诗的象征唤起人类的“大记忆”，其实这才是“大诗”的品格所在。

　　传统诗的写作即是将蕴含着情感的意象组织起来的过程，象征诗则是从摒弃意象显在的组织形式、隐潜抒情逻辑开始的，往往只须提供一些意象，无须明确诸意象的关系，只要整体上形成一种诗意的氛围，就能产生阅读的快感——即克服理解障碍后的恍然大悟。这说明并非是意象本身难解，而是整体上的“无逻辑”与“无达诂”。这就像是天上带电的尚未撞击出火花的浮云，若即若离;也像古人吴梦窗所言的“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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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奖得主诗人梅洛在谈自己写诗的体会时说：“面向天空，用星宿语言与宇宙共鸣交谈”。黄惠波也试图“面向天空”用风雨雷电语言“与宇宙共鸣交谈”。看得出来，其抒发的不仅是个人狭小天地的苦乐忧伤，而是试图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构想以诗解读与诠释。我的另一位诗友漫天鸿曾苦于大气魄大含量的“大诗”创作之不易，我建议他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大视野中去把握诗的脉络，升华诗的主题，而且要找寻到自己独有的符合这一时代命题的诗的意象与具象，找寻到能引起读者共鸣的情感焦点，或许能成就自己的“大诗”写作。

　　黄惠波深知现代诗创造的是象征的虚拟世界，故诗中多用隐喻。他试图通过象征，在生存世界投射的神话般的反光中，在一定的程度上观照到了生命的真谛。诗人也祈求用诗的象征来唤起人类的“大记忆”，一如英国湖畔派诗人华滋华斯那样，指望以诗生活，在不尽如人意的现实之外，建立起一个自我想象的诗的世界。黄惠波也甚至想以自己的“大诗”构建一个能“唤起人类大记忆”的“理想国”，不管其诗的效果如何，就其“诗的乌托邦”理念而言，也是值得点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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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惠波的另一部诗集《假如我必须选择你》是由二百多首“小诗”聚合的“大诗”。尽管其中许多诗未能实现诗人的意图，但仅从诗集的架构而言，其格局之沉雄、气度之恢宏，也足以称之“大”。他试图在短短数行的诗里，浓缩一个国家的地理与人文坐标，何其之难，但他坚信唯诗可为之：“我仿佛看到\培根与莎士比亚\骑着白马从不远处经过\我看到苍茫大地上\暮色正在没入夜色\夜色正在奔向黎明”(英国)……从这一首诗的个案看，他的目的达到了。

　　我以为，“大诗”须具备史诗的品质，我们的时代需要“史诗”的出现。诗对伟大时代如何作出反应，是当下诗人的使命与责任。前一段有人提出“诗要回归传统”，中国诗的传统何在?是古典诗歌吗?西方意象派诗人在自觉山穷水尽的时候，找到了中国古典诗歌，一时柳暗花明。其实，东西方诗歌的思维模式是有差异的。西诗的黄金时代，诗人是以文化社会的组织与立法者的身份出现的。自从西方的“异化”危机动摇了诗人“人类立法者”的地位之后，便走向“各显神通、自以为诗”的不归路。在我们这个充满希望与生机、挑战与机遇的时代，特别需要充满时代气派、表现人类命运的“大诗歌”。今天的诗人如何应对当下诗歌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恐怕已不是一两首或一两组形式精巧、题材别致、内涵丰富的诗所能承担的。其实，历史的发展，都是在挑战与应战的相互拉锯中实现的，诗当亦如是。诗人只有发挥所有的潜力与创新力，才能期望自己的诗有“螺旋式的上升”。中国现代诗走了百年走到今天，可说是筚路蓝缕，而当下似又到了“螺旋式上升”的阶段了，须有众多“大诗”的出现。黄惠波的《春秋集》虽不能说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大诗”，但至少是在试图提供这种“大诗”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