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言长得五大三粗，样子不像一个川人。如果有人说我这样的话，他肯定会不紧不慢补充一句：我是重庆崽儿。关于这个强调，并不是因为区划调整，四川、重庆分了家，而是他骨子里始终有嘉陵和长江的咆哮，他想被水冲洗，想干净，想自己的生活日常和自己的文字少一些附加和披挂。比如生活态度和方式的“凡尔赛”，比如字里行间的添油加醋，都在刻意规避。

　　其实，在外省人眼里，重庆人还是川人一点没错。地域分割割不掉文脉和血脉，川渝两地无论是分久必合还是合久必分，都是一家，而且任何时候出入没有门禁。我在重庆的时候，喻言还在北碚西师校园吆五喝六，和一帮写诗的大小兄弟海阔天空，自造江湖。后来毕业了，他在重庆一所职业学校当老师，当得灰头土脸毫无生气，便不再恋及这个城市，毅然只身北上。从此，一个跟诗歌有多重恋爱关系的有志青年移情别恋，玩地产、耍楼盘、喝大酒，几乎彻底在诗歌圈子里蒸发了。

　　时光荏苒。大概是新世纪以后又10年，喻言的地产战场从北方转移到成都。在诗人流沙河的老家金堂，一砖一瓦，搞起了与诗歌无关的“中国会馆”，货真价实整了一大片高端人群的别墅群。“喻老板”便在成都的高档茶肆、酒楼孜孜不倦地穿行，大抵是夜夜笙歌。

　　成都给足了诗歌的面子，很多人到了成都，尘封已久的诗歌情结会重新燃起火焰。照他的话说，“2014年夏天，一头撞碎闸门，重返诗歌的原野。已经陌生的领域，让我有些茫然，曾经远离的汉语被我捕回来，重新打磨我那退化迟钝的爪牙。”

　　这个时候，我已经在《星星》诗刊为生计谋稻粱10余年，读到了他的一组《我内心住着一头豹子》：“我的少年羞涩、胆小/我的青年腼腆、怯弱/我的中年世故、圆滑/用诗歌抚平起伏的情绪/用文字表达愤怒/我的一生都用善良装扮自己”。这样的句子有一种难能可贵的气息直面扑来，直接、率真，即使坦白有所装扮，也是诗歌与生命在相同的节拍上，“我”在，写“我”诗，而不是一团莫名其妙的云雾和乱花。

　　喻言的生活重新在成都朋友圈里浮出的时候，他的诗歌总是相伴而行。先是有了诗集《批评与自我批评》，接着又有了现在的《我曾为世界彻夜不眠》。

　　读喻言的诗和邂逅在生活日常中的喻言，你会觉得有两个非常不搭的词在含混，一个是“正经”，一个是“顽痞”。

　　喻言诗里的正经是因为他的诗所涉及的点面，大多是与社稷、人性、道德、正义和非正义相关的思考和追问，而字里行间又时常把这些高蹈的向度，落脚在漫不经心的调皮甚至多少带些顽劣的痞气里，总是“一脸谦虚的微笑/ 满嘴敦厚地胡说”。

　　比如在《我想在春风里洗一场大澡》里，喻言所思考的是严肃而又如此不堪的人生。一个饱经风霜的人，身体可能已经千疮百孔，却是那么虔诚地渴望卸去身上所有的负担，能够在光天化日之下，痛痛快快沐浴春风，洗一个“大澡”。“大澡”是标准的重庆话，这比诸如“安逸”“舒服”之类的词更没有边界，可以想象无穷，甚至“露出封藏多年的骨头、血管和心脏/阳光一遍遍杀毒”。

　　这个问题太严肃，太不可思议了，严肃到喻言本人也不能“痛快”收场。他看见“四周楼群的窗玻璃贴满一双双惊恐的眼睛”，看见“一刻钟以后/一群警察气喘吁吁冲上了楼顶/ 以流氓罪逮捕/一具赤裸裸的身体”。这个收场在现实里肯定是没有的，但这样的收场似乎又是最合理的。幽默和调皮往往是过度紧张的一种缓冲，如果我们能够在缓冲中获得某种解脱，再大的事都不是事了。

　　喻言生活里的正经纬度不仅仅是划分好坏那么简单，而是对旧年历经过的情感的在乎。这个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的商海，乱世英雄，一个聪明过度而最终被聪明误的老友余生，我读过喻言写他的文章，20多年过去了，现在每每提及还有唏嘘。

　　另一个是西师的校友梁生，外号叫“天棒”。重庆话里的“天棒”多半指的是没得头脑的二杆子，而这个“天棒”除了好斗跟这个名字沾边，其精于计算的数学脑袋无人能及。早年也是喻言正儿八经的哥们，深有交道。“天棒”人生的大起大落，在喻言那里除了惋惜，更多的是痛心，当年前呼后拥的哥们现在音讯了无，生死不明。

　　之所以我要说到这两个人，是因为看一个人最重要的一点，是看这个人对自己以前哥们的态度，无论是生死之交，还是时空伴随，转身形同陌路者，末路也不远了。喻言惦记这些哥们也是惦记得特别，嘴上从来没有一句好话。这样的情景不在少数，让不熟悉他的人接不起话茬。这个时候，喻言标志性的顽痞，就要记住喻言自己的“强调”了，他是重庆崽儿，这些话都不是骂人的。

　　喻言写诗是20多年沉寂之后报复性反弹。生意照常在做，老板照常在当，一年还要写100多首诗，我等只有羡慕嫉妒，还好没有恨。因为读他的诗不仅恨不起来，还时常把你带入沉重的思考。其实，喻言拿捏的分寸很好，这一点他和尚仲敏有异曲同工之妙。尚仲敏的《北京》和喻言的《创业》里的酸楚、甚至残酷，足以令人窒息。但他们懂得节制，知道深浅，知道欲说还休。

　　喜欢喻言这个人和喜欢喻言的诗，我一直在找理由。这两天把《我曾为世界彻夜未眠》读完，这个理由似乎呼之欲出，逐渐清晰。喻言总是在用玩笑、顽痞的语言撕开现实生活中或深或浅的伤口，药引子藏在语言的背后，需要用心去提取。

　　现实的疼痛是喻言诗歌的基本触点。这样的触点是最直接的靶位，拒绝抒情，拒绝在直截了当的语言里镶嵌花边。诗意需要有义，他这样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讲，无疑是对中国诗坛曾经泛滥的娘娘腔、服装秀的一种反对。

　　读喻言，我想起佩索阿的一首诗《是的，我知道这很自然》。这首诗写一个家庭的小孩被车碾死，家里因此获得一笔赔偿，这笔钱正好弥补了这个家正在装修房子的资金缺口。于是贴墙纸，添置家具，房前屋后热火朝天。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但是在老佩这首诗里，它的触点却伤害了诗人的情感底线和道德底线，诗人尊重生命的大义大过了“诗意”。这首诗一反老佩丰沛的想象力和奇异的意象，全诗充满了愤怒，甚至在诗里不止一次爆粗口。面对这样的触点入诗，老佩拒绝抒情、拒绝修辞，拒绝了花里胡哨。

　　我读这首诗的时候被震撼了，想得很多，久久不能平静。一个诗人关心什么不关心什么至关重要，义薄云天，所有对“义”的无视无异于行尸走肉。诗歌，无论粉饰的“花腔”有多么婉转，都是过眼云烟，最后留下的绝不是文字的五颜六色。

　　我还是相信文如其人。文字是对一个人面目、气息和心迹最好的辨识和判断。

　　喻言诗里通常直接将“我”带入，这可能会有很多人不太接受。其实，“我”即我，“我”非我，在诗歌里面无需排斥。古今中外无论大小的“我”，举不胜举。中国诗歌传统从《诗经》以来如数家珍的“我”，比比皆是。包括屈原厄运之后汨罗的净身，李白入世失败之后寄情山水，杜甫的退隐，苏东坡的官隐，陶渊明的归隐等等，“我”在其中活灵活现。

　　在我看来，喻言的“我”，是他进入这个世界，辨认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切口，这个“我”可能成为他所有经历、所有认知的证据。喻言以口语入诗，简单、朴素，可贵的是，他在诗里面说的都是人话，说给人听，有些话即使不是那么悦耳，甚至顽劣、甚至粗鄙，就像面对一种久治不愈的慢性病，也需要猛药。所以，喻言的人和诗都是正形，只是刻意在里面夹杂了顽痞。

　　我以为，这样的喻言更真实。

书名：《我曾为世界彻夜不眠》

作者：喻言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