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参与创立“珞珈诗派”，21岁闯荡海南，牵头创办海南省青年作家协会并任首届主席，参与创办海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并任首任主席，掌舵《天涯》杂志10年，现为《诗刊》社主编，致力于诗歌推广……这是李少君胸怀大志，“仗剑走天涯”的一面。
　　“我呢，只想拍一套云的写真集/画一幅窗口的风景画（间以一两声鸟鸣）/以及一帧家中小女的素描//当然,她一定要站在院子里的木瓜树下”“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抵不上/一阵春风，它催发花香/催促鸟鸣，它使万物开怀/让爱情发光”……这是李少君渴望安身和安心，追寻永恒意义的一面。
　　这两面，相遇于诗和自然。
　　 　　
　　13岁，读初中的李少君登故乡的东台山，第一次认识了蒲公英，看着那些撑着小伞随风飞翔的种子，他感到惊奇，便以《蒲公英》为题写下自己第一首诗。这首诗在《小溪流》上发表，并获得一项全国大奖。“蒲公英种子可以播撒到远方，直至天涯海角，有种很诗意的感觉。《蒲公英》似乎暗示了我的命运。”李少君的人生轨迹从北到南，再从南到北，一直乘着理想的风。
　　李少君的故乡，湖南湘乡，有令他引以为傲的山水和人文。这座美丽而传奇的湘中小城，文风盛行，人文气氛浓厚。
　　李少君离乡后的第一站是武汉。在他心目中，武汉大学有最美的校园，校风开放而包容，仿佛吹过珞珈山的风里都洋溢着理想主义。武汉居中的地理位置，“既能较早地了解到北方的动态，也能及时地感受到南方的气息”，在激情燃烧的20世纪80年代，可谓风云际会之地。这让李少君心中自儿时便播撒下的理想和激情，更加茁壮地成长。
　　1987年，李少君与黄斌、洪烛、陈勇等同学一起创立“珞珈诗派”。当时全国的大学里，流行的是文学社或诗社，李少君觉得诗社不能完全囊括他们的理想和抱负，就提议建一个诗派。“珞珈诗派”很快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大学诗歌团体之一。他们经常接待来自各地的诗人，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文学社或诗社切磋和交流。李少君也和当时知名的校园诗人西渡、陈先发、伊沙、侯马等人成为朋友，时常通信。
　　“我本来想大学毕业后去新疆，觉得那里有辽阔的天地可以闯荡，新疆美丽的自然风光和做一个边塞诗人的可能，对我也都充满吸引力。”但李少君最终选择了自然风光同样美丽然而更具挑战性的海南岛。
　　初到海南，举目无亲，李少君的生活艰辛而苦闷。他被海南日报社派驻到东方县。那时，从海口到东方，要坐七八个小时的长途汽车。
　　“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也没有叫苦，觉得这些困难只是暂时的。一个人有了理想主义情怀，就不会被轻易打倒。”李少君的才华很快受到领导赏识，有了更好的舞台。他参与创办《海南日报》周末版《特区周末》，“想要与《南方周末》一较高下”。《南方周末》主编左方还曾来过这里切磋过。由于当时周末版只有两个人，有时一个版面上5篇文章全部出自李少君之手，他不得不使用许多化名。时任《海南日报》总编辑林凤生曾在大会上开玩笑说：“李少君是一个写稿机器。”
　　在海南快速发展的大潮中，充满着各种诱惑，但李少君听从内心理想的召唤，坚持在文学阵地，选择了《天涯》。从当时收入比较高的《海南日报》到《天涯》，他的收入降了将近一半。“很多人不理解，但我的信念是，做一件事情一定要执着地做下去。我的选择，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对诗歌的热爱。”李少君在《天涯》杂志社从最初的兼职编辑到后来成为副主编再到主编。当时恰逢报刊市场化改革，《天涯》曾整整6年没有任何财政拨款。李少君和他的同仁们，用满腔激情努力维系并发展了《天涯》，发现并扶持了一批如今有重要影响甚至堪称当代文坛中坚的作家和诗人。
　　“由于当时海南建省不久，很多方面都是空白，工作虽然非常艰苦，但有机会去建立一些东西。亲手在一块空地上盖起大楼，跟住进已经盖好的大楼，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李少君说，“海南岛从相对贫困落后的边陲，慢慢变成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前沿。我亲眼看见，亲身经历，并得到了历练，其中的成就感和幸福感是很多人无法体会的。”
　　2014年，在海南奋斗了25年，在他人眼中已经“功成名就”的李少君，为了追寻诗歌理想，再次像蒲公英种子随风远飞那样，来到北京，来到中国作协《诗刊》社。
　　 　　
　　“我多么希望我的诗歌里啊/也蕴蓄着这种内敛的宁静的力量。”李少君在一首名叫《风暴欲来》的诗中，写下这样的句子。他的许多诗，都蕴含着恬静与安宁，呈现出“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的心灵状态。
　　“追求安身或者说安心，是我的一个理想。人与外在世界达到某种和谐，从而让肉体和精神都找到一种安稳的状态，有一种安心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又可以通过诗传达给他人。”李少君认为，诗歌是一种心学，感于心动于情，从心出发，用心写作，其过程是修心，最终要达到安心。
　　李少君自儿时起便痴迷于中国古典诗歌，特别是唐诗。《唐诗三百首》永远是他推荐的第一本书，古今中外凡是能找到的唐诗研究著作他都会认真研读。“好的诗歌，应该追求境界。境界里有景、有情，也有人。比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独自构成了一个清静自足但内里蕴含生意的世界，是一个完整又鲜活的‘境’。在此境中，心与天地合一，生命与宇宙融为一体，故能心安。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获得一种永恒的安宁感，我觉得这可能是诗歌最大的意义。”
　　李少君说，一个诗人，首先要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追求心灵的理想状态，才能感动他人。“比如苏东坡，一生坎坷，起起伏伏，黄州、惠州、儋州，不断向更远的地方流放。但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能自我调节，让自己能够安身、安心。即便是在非常偏僻和艰苦的地方，在生活难以为继的时候，他也能苦中作乐，永远保持放达洒脱和浪漫情怀，千年后依然能够感动我们。杜甫一生更是颠沛流离，艰难苦恨，但他高贵的人格，悲天悯人的伟大情怀，通过诗保存了下来，我们读了依然会流泪。”李少君说，“人之所以愿意生活下去，就是看到那些伟大的人物，给我们树立了榜样，给我们树立了一种人生和世界的意义。”
　　“我觉得诗人不能为写诗而写诗，还是要像古人所说立德立功立言，首先做人，第二做事，第三是创作。要有高度的自觉、自律，通过个人的活动与实践，通过创作启迪帮助别人，在社会上产生一种示范作用，最后使得自己的作品有一种更广阔的视野或情感，人生变得更有意义，这才是最重要的。人没有到最后，不能说完成了自己，对于我来说，还是在努力地前进中。”李少君说，因为总想超越，写到一定时候焦虑和瓶颈都会有的，但可以通过工作、学习和生活来克服。
　　 　　
　　李少君酷爱自然山水，他在一首诗里写道：“自然乃庙堂，山水是我的导师。”他说：“我对于美，对于诗最早的感觉，都来自自然山水的启蒙。”
　　童年时，李少君在老家的青山绿水中摸爬滚打，是个不折不扣的野孩子。他曾跋山涉水去看一个传说中的湖，被黄昏时的瑰丽景象所震撼；少年时他喜欢在涟水河边跑步，跑累了就坐在河边朗诵唐诗。后来，他去武汉大学读书，去海南闯荡，也都多少受到了优美风景的诱惑。
　　“我把自然作为一个参照作为一种价值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自然和我的内在是融合的，我与自然没有什么隔阂隔膜，也没有什么冲突和矛盾。在自然山水中游走时，我总是能够看到一些新鲜事物，总能引起我的思考和感受。”李少君的许多诗作都写于途中，《神降临的小站》《夜晚，一个人的海湾》《山中》《南山吟》，等等。李少君认为，自然山水本身就是完美的艺术品，比任何艺术品更伟大，比任何一本书都更启迪艺术家。“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几乎是中国诗歌和艺术的一个定律。
　　评论家易彬写过一篇《自然诗人李少君》的评论，北京大学教授吴晓东写过《生态主义的诗学与政治——李少君诗歌论》。李少君认为，这两篇评论恰好揭示了他诗歌创作的两面，自然诗人是指他的诗歌创作以自然感受为基础，生态主义是指在此基础上的哲学思考或反省。
　　“桃树李树杨树桂花树/整整齐齐围护祖居/代替你们陪伴祖先、照料院子/麻雀燕子青蛙仍旧居住四周”。李少君的诗中，自然万物似乎都有生命和情感。“我觉得万物有灵，有情感，是因为我热爱这个世界。我经常到自然中去，会觉得万物都是非常亲切可爱的，都是非常友好的，仿佛置身于一个大的温暖的怀抱中，天下都是一家人，这么感受的时候，自己也会获得非常大的快乐和满足。”
　　李少君在家里和办公室里都养了一些植物，每次出差，最怕它们没水喝，回来第一件事就是赶紧给它们浇水。有人看他办公室里的植物长得好，问他秘诀，他会说：“我用感情浇灌它们，我相信它们也能感受到，自然就长得好。”
　　“其实人和动物的区别就是人会文字，人能够用文字把自己的情感记录下来，并传之后世。”李少君说，人把与自然万物互动时的情感记录下来，这其中包含的同情心、包容心和爱意，会感动他人，从而唤起他人对自然万物的呵护和关爱，大自然也就会变得更美好。这或许是对朱熹“物因风之动以有声，而其声又足以动物”的一种解释。
　　自然与清新，没有人工雕琢痕迹，不刻意，不做作，自古便是中国诗文追求的境界。李少君注重语言的锤炼，但反对语言的过度修辞。“很多人觉得我的诗都是一气呵成，其实我很多诗是经过不断修改的。比如那首《傍晚》，就改过无数次。但无论怎么改，诗中基本的东西，也就是最初感动你的东西一定要保留。如果连最初的感动都被改没了，那么肯定无法感动他人。应当在这个基础上锤炼语言，准确捕捉并精细地表达那种感动，体现一种深度和广度。”
　　李少君的诗《云之现代性》里有这样的句子：“云，始终保持着现代性，高居现代性的前列。”李少君认为，永恒性和现代性，一定是辩证的关系。“我向往的诗歌是既能提供终极的人生意义，又能对当下的人产生安慰。自然写作具有永恒的背景，自然山水是人类的家园，也是人类的参照对象。但在这个背景下，还要关心当下的安身立命，能够对当下的现实、当代人的感受有所反映。我一直努力想在两者之间保持一个平衡。当然，这非常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