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时间同样置身于某一恒定的节律中。时间的节律体现在昼夜更替、四季轮回的规律变化中，诗歌的节律则呈现于抒情的步调与叙事的脉搏之上。然而，始终一贯的节律未免带来单调重复的风景，唯有闯入新的时区，历经时差的眩晕，方能获得异质的美感。施施然的诗歌便具备这样一种有类于时差的特质。

　　时差，无疑是晚近的现代产物，地理大发现时代缓慢的航行不足以感知空间距离造成的时间差异，现代以来时空距离日益消弭，高速的航空飞行与疾速的数据传输，放大了时间间隔的身体感知。比如，施施然的《时差》一诗就描述了诗人在一次航空旅途中的直观感受。从凌晨一点的北京到凌晨六点的巴黎，相隔十个小时颠簸的黑夜。这种非自然的加速运转所产生的境况，让诗人不禁犹疑“时间究竟去了哪里”。随着“时间这根柔韧的橡皮筋”被人为地拉长，诗人进入了未来的时刻，同时亦身处萦纡难返的过去的光景中。恰如英国学者蒂姆·阿姆斯特朗(Tim Armstrong )的观察：“现代主义的特点之一就是其对时间性所做的动态处理：过去、现在和将来同处于危机之中”，“那些发生过的/和即将发生的事情”，皆在时间的刻度中迷失。依媒介学家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之见，现代电力技术(electric technology)的发展使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得到延伸，以至于能拥抱全球，“就我们这颗行星而言，时间差异和空间差异已不复存在。”而时差的存在正是这个被校准的、被同化的世界中难能可贵的不协和音，它标志着人类通过技术征服时间的不懈努力的一个顶点，同时体现出某种“时间消灭空间的不彻底性”。钟表将时刻精准的划分，带来现代人独有的紧张急促的时间感受，而时差犹如漏洞，既消除了标准化时间企图统治一切的幻想，又提供了一个逃离线性时间的喘息空间。不过，人们身体内部被打乱的生物钟无法即刻恢复对时间的感知，这是个人内在生理节律与外部昼夜节律的抵牾——无论外在世界为时间设定何种标准与秩序，都与人体的内在时间存在不一致性。跨越时区所造成的不适，提示我们每个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时间，它潜隐于身体之中，协调着人们的情绪、思维与感知。施施然的诗歌《时差》即唤醒了内在的身体感知，通过极具想象力地描述与恰到好处地抒情，诗意地探求我们与时间流逝、身体与技术发展之间的关系。

　　时差不仅是速度的象征，也是日益加速的世界所造就的感受。在美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J•李(Christopher J. Lee)看来，时差是一种世界语(Esperanto)，既被广泛认可却又被广泛忽略。当人们谈论时差时，往往关注的是其带来的不适感，以及时差综合症的应对与恢复，而非文化再现与意义，忽略了时差对生活本身警示与启发。其实，时差和世界语的相似之处还在于二者都打破了固有的秩序，带来了更丰富的可能。时差不仅是一种处境，更提供了一种视角。诗人施施然敏锐地发现并应用了这种独特的视角，她借助时差所提供的关于我们自身的批判性视点，从表层的字面意义与深层的比喻意义分别命名着瞬息万变的时空。比如打开施施然诗集《隐身飞行》，《四月，独自在布达佩斯醒来》《塞纳河》《印度洋》《土耳其之夜》这四首明显具有异域风情的短诗，诗人的目光未曾局限于异国的风物，面对多瑙河明珠纷扬的落雪、塞纳河左岸激荡的豪雨、印度洋苍茫辽阔的奇迹与土耳其节奏密集的鼓点，不同心境下的诗人不约而同地将想象的边界掷向遥遥相隔的另一时区，或是在陌生的语境里想象熟悉的人群，或是于空疏的场景中想象熟读的文本，或者猜测命运预言将来，或者辨认历史回到过去……如此构思，让诗歌文本内部空间更加充盈饱满，意象之间葆有各自的节律，适应各自的时差中，在差异与变化中臻至和谐。法国作家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曾说，“写作，就是投身到时间不在场的诱惑中去”，施施然的诗歌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如同一架高速飞行的飞机，跳脱出日升月落的时间节律，凭借自我身体内部固有的时间感知重新理解世界，并且始终在一场“早已远离了起点/但也远未抵达终点”(《行驶的大地》)的旅程中，以广阔的心闯入新的时区，拥抱新的风景。

　　张媛媛，1995年生于内蒙古通辽市。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写诗兼事批评，诗歌与批评见于《诗刊》《星星》《民族文学》《作品》《上海文化》等刊。著有《耳语与旁观：钟鸣的诗歌伦理》(台北秀威，2021年)。

　　施施然，本名袁诗萍，诗人，画家，主编《中国女诗人诗选》，中国作协会员，河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著有诗集《隐身飞行》《唯有黑暗使灵魂溢出》等5部，曾获河北省文艺振兴奖、中国十大女诗人奖等，部分作品曾被译为多国语言发表，画作多次参加专业美展及文人书画展，或被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