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中国人称其为“母亲河”，它的文化与产生，与人类社会文明密切相关，同时她也是千百年来历代文人墨客笔下生生不息的咏哦对象。诸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此类的诗句，将黄河的雄浑，苍茫，壮美描写得淋漓尽致，也不乏有王之涣这样的豪情佳作“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纵览天下诗家气象，唐诗宋词登峰造极，无与伦比，换言之，近现代名家写黄河之诗确不在少数。例如：马新朝的长篇抒情诗《幻河》（获鲁迅文学奖）；李松涛的《黄之河》；吉狄马加2018年发表在《十月》杂志的《大河》，这首三百余行的长诗，气势恢宏，尽显东方神韵，以博大深厚的气势，吸引众多语言艺术家，随后在网络广为传颂。再如军旅诗人堆雪早年发表在《星星》头条的《黄河》……再到李增瑞的这首长诗《大河颂》，浮雕式的动态美学，如巨浪奔涌，又如朝霞般绚烂，它以力透纸背的排山倒海之势迎面扑来，让读者心绪久久不能平复。
　　“黄河”作为一个宽宏题材，尽管诗人的作品各有千秋，风光各一，但其唯一的思想母题是特定的，既宽广，明亮，沉郁，又是热烈，健硕，运动而晓畅的，纵然这些诗歌修辞手法匠心独具，但不可忽视的是它们都具有浓烈的抒情因子，与此同时，彰显出高昂、慷慨的民族主义精神。
 

 
　　据史料记载，黄河距今有115万年左右的浩瀚历史，黄河流域是我国开发最早的地区，在世界各地大都还处于蒙昧阶段，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的祖先就开始在这片神奇的土地进行原始劳作，从而创造了灿烂夺目的黄河文明和黄河精神。
　　李增瑞长诗《序言》中写道：“一如第一次睁开眼睛/就看到/天地阳光/尘世风景/一如/第一次张开嘴巴/就触到/娘的乳头/爹的胡茸/我来到这个世界/听到的第一个声音/是你的涛奔/你的浪涌/”诗句气势如虹，语言动感强劲，诗人以生命式的“宣言”，传递了一种崇高的爱与敬畏。这与李增瑞的故乡有必然的连带关系，他将美学与情感的“共震带”嫁接到烈焰般的“雄性”诗句中。诸如：“我生在高粱穗映红的/你的河口/你的归宿/我长在芦苇荡围裹的/你的滩头/你的怀中/我喝的是你酝酿的/甘甜乳汁/我食的是你浇灌的/金色收成/我与你命定的缘分啊/是一生一世化不开的/血肉亲情”。这些诗行语言质朴，意象布局缜密，结构坚实，行文流畅，一气呵成，既有“霞光火彩之绚烂”，又有“骏马奔腾之激越”，代入感十足，读之令人热血激荡。
　　千百年来，众人皆知，诗以言志，歌以抒情。自《诗经》发端以来，到汉代的乐府诗，由乐府诗到唐诗宋词，再由唐诗宋词到白话新诗，而后放眼聚焦至当代的先锋诗，可以得到充分验证的是：生命在延续，诗歌在延续，诗歌的灿烂瑰宝始终伴随人类生活与及社会变迁。
　　而在原始社会发展中，人类认为跟本氏族有血缘关系的，既可以崇拜，并用作本氏族标志的某种动物或自然物，作为一种标志性的象征，它叫“图腾”。
　　从长诗《大河颂》的文本元素当中进行探究，李增瑞善于从历史定位中探寻精神文明的图腾。诗人的图腾即：在宽宏，辽远的历史性抒情中构建崇高的民族主义精神图景。
　　因而，赏析《大河颂》必须从它的抒情动态中探寻情感的源泉。诗人全篇通过豪迈，悲壮，沉郁的血性因子造就了诗意的明亮色彩。比如：“黄河啊黄河/你纵贯百万年/沧浪浩浩荡荡/你上下一万里/浊波滚滚西东/你昂首阔步/跋涉长天厚土/你那九曲的身段/是中华图腾”。动感，直逼视觉，仿佛让读者畅游至浩荡的壶口瀑布。尤其是，紧接而来的修辞——
　　诗人采用一连串的排比句，使情感的阶梯层层递进，如若“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畅快淋漓之感。“你以长龙作喻/你以慈母为名/你以沧桑书写人间史诗/你以壮阔拥抱天下群雄/你奔流到海不复回/任它山重水复/你咆哮万里触龙门/直向柳暗花明/你倒泻银河事有无/尽显赫赫之势/你掀天浊浪只须臾/总现磅礴威风/”。鉴赏这首长诗必须从黄河的文化源泉和民族主义的精神层面出发。
　　把时光回拨至公元1840年，中华民族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步步进逼，晚清时期，封建统治日益衰败，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战乱不断，人民饥寒交迫，国家正在备受西方列强的奴役。振兴中华的民族使命迫在眉睫，因此一代代优秀的中华儿女和仁人志士为救国存亡运动浴血拼杀、奋起反抗，进行了伟大的艰苦斗争…… 这些历史背景是该长诗创作格调的基座。放眼回看，李增瑞在诗句中这样写道：“有人说/你是一条历史的大河/有历史的久远/有生命的厚重/有人说/你是一条文化的大河/有文化的积淀/有文明的传承/有人说/你是一条民族的大河/有民族的精神/有特殊的血性/有人说/你是一条辩证的大河/有辩证的功过/有客观的隐痛”。
　　这些诗句，犹如响彻铁壁铜墙的醒目回声，既有主观的情感能动性，又有历史原因的客观性，读之令人热血澎湃，心绪平仄起伏。　　　
　　这，正是李增瑞诗歌精神所传达的一种“超视距”反应。
　　民族主义的核心价值在于思想的运动。那么，在历史定位中如何探寻精神文明的生命图腾？
　　首先，从1931年“9·18”事变说起，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帝国武力征服中国，该事件是中国抗日战争发端，标志着中国局部抗战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由此，涌现出一批抗战诗歌，其多为“战歌式”的口号。诸如：杨靖宇将军的“世上岁月短，囹圄日夜长。民族多少事，志士急断肠。”等等。慷慨激昂的诗句，沥胆披肝，直教人血液燃烧，抒发了一种“为有牺牲多壮志”的高昂情绪，这是民族大义与自我革命精神的高度概括。
　　再如，放眼近现代，从五四运动前后产生的，有别于古典，以白话作为基本语言手段的新诗，（《我用残损的手掌》：“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这一角已变成灰烬/那一角只是血和泥/这一片湖该是我的家乡/”）其语言表达方式，较以往之前有了更自由的形式。
　　这些足以证明，民族主义诗歌这个群落跟随国运与时代的进步有了新的变革。我们言归正传，再看《大河颂》：“黄河啊黄河/你把勇敢/植入中华血脉/你把坚强/植入炎黄神经/你把气概/植入长城筋骨/你把奔放/植入渤海豪情/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啊/你摇出了尊严 /摇出了威风/你摇出了成熟/摇出了持重/你摇出了/挺立世界的高头大汉/你摇出了/闪烁宇宙的璀璨繁星/”。
　　其诗句具有浓郁的抒情性，一连串的排比句式，起到了深化主旨思想的作用。然而，不可忽略的是诗人的抒情格局与美学公式，突破了传统的隐喻性。诚然，这首抒情长诗在美学功能的特点上，它是宽宏、悲壮，不拘于一般的局限性抒写，注入了独特的动态美学图层。不难发现，这是时代的发展推动了民族主义诗歌创作的抒写进程与表达方法。
　　因此，我们可以在探究新时代民族主义史诗创作中得出结论：《大河颂》擅长于在历史定位中探寻精神文明的生命图腾。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其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以及艺术的创造力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诗歌影响深远。因为，爱国主义是中华文明呈现强大生命力的思想根基，与不竭源泉。爱国主义诗歌作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所揭示的是一种以自我国家为核心利益的精神长相。纵观古今，最具代表性的应是岳飞、王昌龄、王翰、陆游、文天祥等人的千古名篇，有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血性胆气，也有葡萄美酒夜光杯的浪漫；不仅有视死如归的“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也不乏抒写豪情壮志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其视死如归的精神斗志饱大气磅礴的诗骨风范。
　　种种迹象表明，爱国主义诗词大多如此，它既记录边疆军士的凄苦生活，也展示保家卫国、捍卫民族尊严的激健决心，其艺术内核饱含了刚健，昂扬向上的雄性元素。
　　无论是先秦的《诗经》，还是汉代的乐府诗，或兴盛于隋唐的边塞诗，再发展到今天的现代诗，诗歌始终是一颗璀璨明珠，它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彰显的是时代精神。
　　在此，不过多赘述。
　　今天，我们所探究的《大河颂》，它有别于一般性的爱国主义精神抒写，最大的区别在于内容的向度与历史的广度。诗人沿着历史的时间脉络，从宇宙诞生、盘古开天辟地，从黄帝到周天子，从腐朽没落的旧中国一直写到大国盛世……上下五千年的风云变幻，贫穷，抗争，呐喊，团结，奋击的画面跃然纸上。民族主义抒情长诗《大河颂》，带领读者回望历史，重温民族精神的自豪感，同时感召中华儿女时刻保持警醒。
　　从全诗的行文结构设计来看，既有理性的思考，又有感性的自我嬗变。比如：“很小的时候/我无力走出家园/去领略你神秘的全貌/去见识你原本的真容/只是常常遥望你滔滔来路/向往你源头的样子/想象你奔波的情景/”。作者从军近四十载，可谓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军旅诗人李增瑞的故乡在今治所东营。他将一腔报国热血奉献在军旅，但他始终将亮丽、高亢、硕达的民族主义精神付诸于众多诗行当中。
　　《大河颂》，全诗镜象丰富，情感丰沛，既有人文古迹、大地风物，也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全诗通过一连串的“诗人自我对话”“身世暗喻”，以及描写大河的伟大形象，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苦痛与灾难，抒发了对旧中国不堪回首的记忆，表达了诗人深厚的民族主义情怀，还有深沉的忧患意识及一颗滚烫的赤子之心。细细品味，不难发现该作品其有一个较为显著的标志，就是它的“音乐性”与“运动性”，二者实现了双重融合，从而凝聚成为一部奋进力量的民族主义长诗。例如：
     “在山西——/我寻访华夏之根/感受到了三晋大地人杰地灵/我寻访晋商家园/感受到了晋人善贾自古有名/我寻访太行神韵/感受到了补天壮举射日大勇/我寻访关公故里/感受到了忠孝节烈死亦鬼雄”。其中，“灵”“名”“勇”“雄”押韵，这些特点完全符合朗诵抒情诗的特征。我们不妨再看，“在河南——我听说这里自古文化繁盛/中华文明肇始/已是天下之中/我听说这里自古圣运兴通/神州八大古都/竟然独领五成/我听说这里自古人才聪明/中国四大发明/几乎倾数全拢/我听说这里自古名士云集/道墨法哲军政/无所不能包容/”。这些句子，无一不是歌颂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诗人李增瑞在历史的浩瀚空间，扭住黄河这一宽宏主题“命脉”，着力探寻精神文明的符号，而这些符号的质感是运动的，奔腾的。
　　单从《大河颂》而言，他的诗意情感张力所表达的是一种全真的“素状”思想，塑造了诗人忠贞不渝、忧国忧民的艺术形象。例如：“在青海/我流连王母故国和大禹故里/慕古之心/油然而生/我觅寻王国遗踪和卡约文化/思史幽微/兴味厚浓/我走进鱼贝壳梁和三江源头/感世沧桑/心潮翻动/我观赏唐代丝绸和成河彩陶/叹慨连连/ 啧赞声声/”语言朴素、简约而大气，情感热烈。
　　诗句意象紧凑连横，字句显意明亮，让人直抵历史文化的幽恒长廊。诸如此类的句式：“在甘肃/我融入陇西李氏文化/知道它何以在中华史册彪炳/我融入陇北敦煌文化/知道它何以成丝绸之路明灯/我融入天水伏羲文化/知道它何以有人文始祖之称/我融入陇南佛教文化/知道它何以得世界藏学府名/”。
　　黄河，从巴颜喀拉山源头到山东东营市垦利区注入渤海，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9个省区；整条流域，全长约5464公里，它所影响的地理生态千百年来与人民生计、国运、文化、政治和经济以及军事息息相关。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上，人们习惯把黄河流域从西到东划分为四个地貌单元。即：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和黄淮海平原。从《大河颂》作品本身来看，其精神纹理与地理纹络清晰可见——
　　诸如，诗人从第二章第六节开始，由上而下，从西至东，准确抓住黄河流域的历史文明主线，进行“倾泄式”抒情，气势恢宏，如万马奔腾之势直扺人们心灵草原。鉴赏李增瑞的《大河颂》，它是“非线性”式的，不能单从文本定式中去探究它内心深处的精神文明符号。换言之，品读《大河颂》绝对不能将文本母题与朗诵艺术相剥离。《大河颂》作为一首民族主义抒情长诗，它的文本的分行句式可谓是“经”，而朗诵艺术确是“纬”，二者有机结合，实现了思想与情感的高度浓缩。　　
　　我们需要谈谈吉群、张军、京辉三位语言艺术家。他们的朗诵，时而沉静，安宁，时而如惊涛咆哮，又如闪电，其朗诵准确、生动、迅速深入地传达了诗人文本所反映的自我意识和高昂的民族情绪。仔细鉴听，仿佛能深刻进入听众的心灵深处，使人的灵魂受到波荡、震撼、渲染和升华。朗诵，既是语言表达的情感化，也是角色表演的艺术化。单纯，从《大河颂》的文学形式来分析，其文本质量，包括审美、思想及民族主义精神等，以及内在的美学特质和情感特质，有着积极的应用、传播价值。
　　譬如说，三位朗诵艺术家的二次创作（朗诵），有形式美———声音、节奏，又有内容美———思想、情感。其朗诵声音和节奏，如滔滔浪波，抑扬顿挫，活灵活现，仿佛就像一曲雄浑有力的民族交响乐。吉群、张军、京辉的声音特色各有千秋，他们的节奏和旋律，饱含着有一定的音乐性和一定的歌唱性，节奏的缓急、轻重都表达了《大河颂》的真实情感和反应了文本的特定内容。他们完整、澎湃，流利的表达，丰富的情感体现，唤起了读者的民族记忆和家国情怀，它震撼了灵魂，升华我们的崇高的民族主义精神。
 

 
　　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感动，让人的灵魂经受洗礼，同时就是获得认同。《大河颂》作为一部当代朗诵抒情长诗，在它构建崇高民族主义精神的同时，也终始保持着自身鲜明的美学特征，这是诗歌创作的必然属性。当我们静心聆听《大河颂》的朗诵音频，经分析不难得出结论：李增瑞的诗风始终传承着一个阳刚炽烈的抒情因子，或沉郁悲壮，或慷慨激越，或豪迈洒脱；或者是雄浑旷达，既有金戈铁马之回声，又不失气吞万里如虎的血性胆气；时而刚劲苍凉，时而行云流水，天马行空。正因为《大河颂》有别于一般的朗诵诗，它独特鲜明的抒情风格才被人们广为传颂与认同。
　　探究李增瑞长诗《大河颂》，有一种潜意识地将人置于一种特定的宽宏大度的历史多维背景中。而这种背景来源于中华民族的浩瀚历程。
　　据有关文献所述，早在新石器晚期，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已经出现了许多部落和部落联盟，产生了互不相同又互相影响的文化。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黄帝战胜炎帝、击杀蚩尤，炎、黄联合战胜太昊、少昊，以及尧、舜、禹禅让，都是中原先民各部落在向外发展中互相冲突、融合的历史痕迹……众人所知，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发祥地，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民族，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民族、印度河及恒河流域的古印度民族都被外来民族所同化，导致其原始文化中断，唯有中华民族的古文化得以完整地保存和发展。
　　然而，历史是整体的，又是散落式的。历史不容忘记，也不允许我们忘记。诗人将满腔热血化为慷慨激昂的诗篇，它的内心状态是朴素而真挚的，既充满了期许与忧患，他的创作动机是为了让更多国人警醒，唯有把忧患意识化为内心永恒的坚守，才能肩负起强国、强军的历史使命。
　　《大河颂》是以中华民族的人文历史为背景，并以自我民族利益为核心而进行的“思想革命”，它并不是一部深情赞歌，而是一部民族“血泪史”。该作品是诗人灵魂与思想的特质，涵盖了沉郁，悲怆，豪放，粗犷，它以直抒胸臆的方式，构筑了一幅恢宏明亮的精神图谱。它让读者感知痛苦，回望过去，珍视当下，教人重新审视自我在现实生活中的获得感、幸福感、时代感。
　　著名评论家陈超先生曾说“现代诗就是这种内向观察的最佳途径，没有一个现成的世界等着诗人反复吟哦，更没有一个现成的框架等着诗人装填意象的画幅。在今天，诗不再是一种风度，而是诗人烛照的深刻与表现的犀利度上。”诗歌是没有定式没有框架的，诗人一切的感性认识均来源于自身对事物的深刻理解和洞察。再者说，当代诗歌的表现手法日新月异，更多趋向于“先锋性”，隐喻深不可言，诸类体裁的文本恰恰给多数读者带来一定的理解难度，同时也限制了本身的传播。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民族主义文学向来以从容慷慨、豪放悲怆的审美风貌，热烈健硕、宏壮明亮的文化因子激励一代代文臣武将励精图治、镇守边疆，同时也是普通民众的心灵草原，向来以磅礴、铿锵、悲壮、沉郁、慷慨和激昂的风骨独领风骚。
　　从李增瑞的长诗中，我们品味到了一名军旅诗人高度纯粹的民族主义精神。《大河颂》它集豪迈、恢宏，辽远，婉约于一体的抒情风格，以及音韵美、意境美、建筑美和思想美历久铭心，这正是李增瑞一以贯之的诗歌精神，同时也印证了诗人对民族的无限崇敬！
　　这是一种思想的烛照，也是一种生命精神的延续。

　　综上，《大河颂》以历史性的史诗笔触和赤子雄风的勇气胆识，较为系统地敏锐揭示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根源，它的诗歌思想建立在历史记忆的核心之上，因为诗人热血澎湃和满怀忧患的诗意之声，以雄浑的动感使读者的民族情绪充满了捍卫华夏的革命力量。这正是《大河颂》思想的纯洁之源，它与心灵的内在联系可引导、凝聚了民族团结向上的力量——纯粹、高洁、至尊无上的民族主义精神，它超出了爱国主义的界限，它是一个民族的血性和气息的象征。
 

2022/10/07/23点完稿宿州

　　附：李增瑞作品

　　《大河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