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从严肃写作的角度上，就去关心欧阳江河的中国诗学与世界诗学之间那个无形推前的、跨域话语的桥梁雏形。我关心的问题选点是，欧阳江河写作中的中国现代诗学结晶，意味着就是未来世界诗学理论全域构境的一部分。难道不是吗？我从世界文化发展史的宿律看，各个地缘会通上的文化构境，反复在自我一元的母代中，以时间的运变，与其他地缘会通上的异域文化一元的母代，生成着交叉、平行、重合式的关联体。这就是母代的世界性共同一元，在维隅上共存而又发生交融的多元的来源，并实现着从中心到平行对等的生成性。这一过程，对应四大展衍的方面：疏抗化、边界化、融界化、多界化。同理，中国诗学与未来世界诗学之间的母元界线，唯有在相互跨域、相互解域母元界线之后，才又反促新的前沿构境。唯有跨越才有新的广域前沿。
　　
　　相信未来有一天，世界诗学的可能性，必然被世界最好的诗歌和诗学思想率先地概率实现，成为向世界一流诗歌和诗学通澈开放的、具有现代方式的、面向全球新发展走势的现实。就像歌德和庞德在汉语诗中受到跨越母语性的启发而萌生倡导世界文学风范那样。这一点，我可以瞬间穿越地联想到，西班牙汉学家leilinkeAliciaRelinque说的：欧阳江河是全球当代最好的诗人这件事。我们对leilinkeAliciaRelinque评赞欧阳江河“全球”、“当代”、“最好”这些界定术语的释读，都需要结合我们最广博的脑海导图，结合诗歌作品在全球的发生状貌，来热情发现和世界诗学设想之间的内在联系。因为事实促成的迹象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在中国诗歌诗学和西方诗歌诗学的交流界、对话界、译介界、参访界当中，欧阳江河作为当今英语世界主流、小语种支流文本中被译介出版得最多、访问讲学最多、书信交流最多、诗歌文化参访活动最多的汉诗楷模诗人，在全球性诗学多边主义共话的意义上，已经切近了世界诗学的构想性现境。
　　 　　一个最好的诗人，历史性发生作用的契机是能够捉摸的，是在诸必然过程的交叉点上突现的，这一点，由以下事实表现出来，即：世界诗性构境中的诗学，总会通过时代的自我随机选择、诗界的旁观性公认、良知的责任性共鸣、超群的跨域性传播——这四大层次浮现出来，这几乎在全球诗界成了一个天律。历数中国当代诗歌40年里程，就可以着重地比较出，诗人欧阳江河诗歌作品和诗学理论构建的外溢性影响力，不仅在诗歌界和学术界中，是处于主导性的，而且在各个诗歌风格层、诗歌代际圈、诗歌盟群点中，也是主流性的。就像欧阳江河说的：“伟大的诗人乃是一种文化的氛围和一种生命形式，是‘在百万个钻石中总结我们的人。”[1]
　　说欧阳江河20世纪90年代的诗学体系，意味着80年代“前诗学”的结束，这个结论自有支撑的历史根基，它以字面事实的蔚然格局，预定了欧阳江河在现代诗学史上强势的启导地位。这里说的启导地位不单是指欧阳江河诗学形态的断崖式原创性，也包括在“第三代诗”语境下对80年代“前诗学”扬弃式的思考范围，及其在各种变式的方式下贯穿到当下诗学的前瞻性。我因此把欧阳江河90年代的诗学阶段，描述为绝对认知的诗学框架，这是一个典型的“诗学成体期”。事实上，欧阳江河1979年诗歌写作开启阶段与“朦胧诗”思潮开端阶段之间，虽然处于同一个历史时期拉平了的时间节点锋线期，但从欧阳江河个人化的思想结构和诗学演化路径的本质界限上看，一直是与“朦胧诗”的诗学结构不重叠的。因为“朦胧诗”的诗学观取向是，对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的中和性借鉴。欧阳江河的诗学取向，是勾勒一种由现代性穿越延绵后现代性之间的语言存在主义路线。正是由于这种诗学取向的不重叠性和泾渭分岔的异质性，才开启了他诗学中的诸多边缘性思考和革命性方法。因为他发现，后现代语境那种主体与客体的分裂，正在把诗歌的观念世界带入另一轮危机。这样一来，就使得他诗学思考旁及的共鸣圈层，从80年代末到现在，不仅在时空讨论伴随率上，是最高的，而且在延绵数十年激发出的再反思轨迹上，也是最浩繁的。
　　
　　如果把80年代末，作为欧阳江河“从写作之始就嵌入到一个大的历史发生的现场”[4]，那么，在他写作决定性的前17年，所奠基的后13年划时代激进期，诗歌命运的突变行程，让他犀利地感到，自己必须要用一种含有未来性的现代性质的诗学楷模，来控制诗风本身的变化和发展方向。于是，他以前17年写作风格为契机，苛责性地迫使自己苦涩地停笔，借此来重启他对后13年写作策略的战略性魔改。包括“达到“诗歌本身写作的成熟、深刻和复杂”[5]。谁能做到，这种写作立场的反主流策略，要用整整10年的漫长苦思羁旅和孤琢，才妙造出来的孟郊式的诗学理境呢？因为他这时，已经越界性地开始从诗学的世界性视野中信奉：“诗歌是关于人生命深处的一种自我身份界定和文化传统的传承”[6]。
　　我对欧阳江河“文化传统传承”观的开放性解读是，诗学的世界性发展，是一个由世界总体文化根源开始，再从边缘发展到核心的多核演化，这种从宏观状态的诗学大环境到微观机制的诗学个体，都与本属的文化亲源有联系。在无数诗学的群族发展状貌中，不管它们的构造与形式在成体状态中，彼此之间出现多大的差异，如果考察它们相似的思想胚胎阶段，都可以确定它们同源母体中的传承和发展性。就像欧阳江河回忆：“我从小读古诗，在形式上非常考究，讲究入声字，用古韵”[8]。
　　还原历史拼图地解析欧阳江河40年的写作编年就能确信，关于传承和发展的理解，欧阳江河在沉思的深邃度上，确实比同时代与非同时代诗人，更能另辟蹊径。比如，他的长诗，有意违背多数诗人在题材构思上的写作常规，让我嵌入式地想到，传统和现代相互共有的那种守恒性，不会从根本上消解相互之间新的变化性。现代必是传统新起点的原因，传统必是现代未来改变的结果。正因为欧阳江河借长诗空前地向5个时代的诗歌界，验证了自己内心萌生的“文化传统的传承”这个东西的世界性，他才重新聚焦传统文化的多维视野，沿着诗学场景的脑海影像，而不是档案边界，来重构诗学地理边界那种大思维格局，并且爆发出一种反对线性因果式的“新传统主义”诗学起点。
　　
　　撇开不同角度的概念性语境的掩蔽，来尽量理性地旁观，1984年欧阳江河倡导创立“新传统主义”诗学观的时间点，从“诗歌和生活混在一起”[9]的巅峰状态来说，拉平了1985年《他们》、《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创刊为标志的“第三代诗”启明期。用欧阳江河的话说：“我不可能是第二代也不可能是二点五代，只好是第三代”[10]。因为“第三代诗”经历了从1981年初到1985年的酝酿期，这4年时间，恰好重合了中国当代诗坛激进团体“张枣,柏桦,欧阳江河,翟永明,钟鸣等四川五君”的发轫期。历史开的玩笑是，“四川五君”团体恰恰神奇地衔接了朦胧诗后期与第三代诗初期的居间点。
　　但需要精视历史细节的场景是，这个敏感而神巧的历史枢机，因后现代思考引发的国际性后现代话语视野，正在被“第三代诗”激进形式的逆叛运动爆炸性地扩大。于是，全球后现代文化思潮进程中重新对历史的哲学沉思，在特定的、谁也避不开的世界共融时代语境下，为欧阳江河“新传统主义”诗学基调，奠定了区别于“朦胧诗”的认识论视野，而使“新传统主义”诗学体系，从后现代思潮占主导特征的本体论上，改变了现代主义特征在“朦胧诗”转渡点上的内在走向。欧欧阳江河这样就处在了一个更大的时代思想飞渡的语境中。从历史中思考历史自身的思考怪圈看，欧阳江河“新传统主义”的诗学立场，从诗学思想本身应该有的规律性拐点上，让欧阳江河在1986年“第三代诗”声誉鹊起的迭潮中，第一个把“诗歌自身的写作内部”[11]，看成是一种诗学自我大革命的创世纪。这无形中，使他的写作观产生了划时期的转向。他自己非常满意这种写作转折的激变：“对我来说，‘写法问题’从一开始就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12]。　事实上，我知道的“第三代诗”是处于单级和多极的个体沉思不断演替的复杂立面体。比如，同样的“第三代诗”诗学思潮中，欧阳江河建立的诗学不仅充满了对历史文化场景的诗意虚构，而且还大胆地对历史的哲学视野，诗意地唤醒出一种艺形状态的神性虚构。这个闪电一样锐意的诗学反思，无疑是对广延性的“第三代诗”诗学风气的灵魂解放和历史性成果。
　　
　　有一个关键要点是，由于历史出人意外的戏剧性，欧阳江河单级化的“新传统主义”诗学，与“第三代诗”诗学一起向内转的现代主义史诗认识论，有着时间起点上的表象性偶合，但并没有出现中点和止点上的实质性偶合。文学史和诗学史雄辩地表明，“新传统主义”诗学那种预言的展演和哲思式艺术虚构的印记，这两个最基本的元素，很有深度地现迹出，它的源头和后来各种各样升级性的演绎，与整个文明进程中的文化传统，存在一种天然一体的不可交错性。只不过让评论视野很难从根基上诠解透彻的是，欧阳江河“新传统主义”诗学姿态，只是用一种拆解主义的杠杆，来关切、来追问、来预设传统历史主义的多样性和新的可能性。从他40年写与思的轨迹来分辨，这种解构不是解除，而是一种对新可能的预设、新探疑的追问、新迹象的肯定之链的合体开放，不是关闭。最有标志性地做法是，第一，对“第三代诗”现代长诗萌芽的拓荒式开掘，转向纷呈思想语境中的复杂性层次，反对事先预定答案的教科书式诗学智力。第二，匍匐在历史文化积层中发掘现代精神的新脉理，然后再用现代性的智力空间，把诗性的理境维度，悬泉穿云般地结合在一起。仿佛“一开始就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气质”[13]。活的诗学思想，要比智力对它的第一直觉更嬗变、更不测、更多样化、也更不可琢磨。欧阳江河40年写与思的错杂轨迹，让我清晰分辨出，他无疑是开创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化诗学”里程的启蒙者。就像他锐利地澄清式回忆：“没法将此诗所处理的那种混沌的、苍茫的东西体现出来。”[14]我用未来哲学视角看，欧阳江河“新传统主义”诗学是在后现代国际化语境的宏观趋势下，促进了自身原构的思想因子的本土化形态。它集中体现在对“现代史诗性”的认识论发展所作的开掘，形成了对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观点的补充式延展。他的长诗《悬棺》是这一现代史诗性的标本性范本，也可以说是认识论嵌入方法论骨质的开山之作。《悬棺》从“后朦胧诗”史诗观的根基部位，认识到了历史的文化本体论的坍塌，强调：对传统文化之渊源的重新梳理与开掘，可以成为改变现实精神的推动力量。
　　
　　《悬棺》不仅解码了欧阳江河对“寻根”的“神话”这些文化探域主义的情结边界，也让文化情结在诗意上更先于俯瞰地域文化的迷乱走向。这种驱入了更有颠覆性的沉思，体现在欧阳江河所融会、修正的“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之间的非平衡性的思考中：“已经在考虑诗歌纠正的、汉语用法的可能性”[15]。这样，就让《悬棺》诗作，完成了以“新传统主义”诗学标尺为契机的、一种未来诗学迭代升级的奠基。而且还从诗歌现代性这个折磨神经的界限上意味着，欧阳江河的“新传统主义”在诗学形式方法论上，葆有后现代色彩的沉思，而“史诗思辨”的本体论又倾向于现代主义观。这就预示着，把一种超前性同化到他的诗学方法中。其活的灵魂在于：首先，它关心怎样把历史中的艺术对象，表现为一种供思考提升的精神镜像，挽救正在错位的文化语境和历史的当代现场。其次，追求历史延伸诗意尺度的形而上叙事。再次，现代诗性虽然内在于历史诗性的不断延伸中，但要根据现代的精神需要来重构它们的表达方式。由此“回到追求诗歌表达和建构的‘崇高’上来”[16]，足见，欧阳江河在调整史料、史述、史论的史诗体式上，奋激地拓展着史诗对现代性的一种重塑的边界。
　　
　　从欧阳江河这个方法的装置可以折射出，他从1983年后续的30多年写作延展出的迹点上，已经树立了文化重器之诗的目标。在目标的范本上，他既克服了早期写现代人心游履历的艾略特、埃利蒂斯、佩斯、对他的抛物线式的文本映射，又不像“后朦胧诗”现代史诗侧重借助外在历史遗存中原有的现成推动力，来助跑和演绎一种巨制的诗体文本。而是从心灵即在场的叙述、心灵隐蔽的叙述、心灵间接的叙述三个层面，来预设一套现代性的精神性诗意模式。
　　 　　要真正理解欧阳江河诗学思想的钥匙，必须要从他1984年到1993年的代表作来着手。他对现代史诗的关注点，并不是把它当成一种唯一借鉴的教条，更不是套用一种庞德式的东西方文化兼容的现代史诗模本，而是迷恋于在其他写作变式中找不到的、一种关于现代方式、现代表现方法的创作模本。有迹象让我相信，他从80年代末年到90年代初，已经形成了现代长诗与现代史诗织体之间自足地带的观点。因为他在《当代诗的升华及其限度》、《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两篇具有国际性特质的诗学文论中，已经预想到，广义的现代史诗或者广义的现代长诗一样，只是处在一种发展的中点之中，还远远没有到达当代诗学结论层次上的终点阶段。因此，对纯粹文学史意义上的现代史诗和长诗概念，从欧阳江河《悬棺》、《快餐馆》、《马》、《椅中人的倾听和交谈》、《傍晚穿过广场》、《咖啡馆》、《1991年夏天，谈话记录》、《关于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这类索深涉远、精思义隐之作创造的特殊语言、句法、诗节织体、思想场景系列中，我可以做出以下推阐：
　　现代史诗和现代长诗之间的模糊边界，既有形制外在形式的一致性，但又互补了相互缺乏的部分。现代史诗以叙事的现代表现体系为目的，追求事迹、场景、情节、情境整体发展与时代精神之间的密切相关性，是一个民族文化与精神的博物馆。
　　现代史诗原则上会取消经验的源泉、对经验的模仿和对经验的唯一参照。所以，现代史诗更在意去创造某个没有发生的前验。现代史诗客观上是现代思想的一个特殊表现迹象的分支形貌，它会参照一切可能性将会发生的全部历史开放点。
　　现代长诗原则上，是可以融合史诗性质的篇幅展开叙述的那种外在手段，从体式上，可以等同或接近史诗内容编排的通常比例。最重要的是，长诗比起民族传奇故事史诗，更需要合乎不可设定的多种叙述可能性的一种功能。
　　
　　这种创新的范例性，从欧阳江河写作构思生成的语境覆盖面上辨析，应该是对应了国内后现代信息语境时代的。因为从“朦胧诗”突围出来的“第三代诗”正在从地域思潮的格局上，改变诗歌类型的流向，由此速生了写作观的动荡性变局。它恰恰从诗歌文学地域思潮的时代节点上，向80年代和90年代诗歌二流分逝的潮流证明，欧阳江河这类元文体类型的诗歌类型，不可争议地成为中国当代，以现代史诗转渡现代长诗的文体开创者。特征是：1、非线性的语义自组织，衍生出了多景化的句法变体。2、一种原创语体派生的新释义，会锻造出一种全新的诗意框架。3、长句用多个关联词之间的对立，形成了句子阵列中的互补性。它们组成了不断行但却有诗性本质的连缀句段，形成了和常规分行诗不一样的类散文句段体。这就对欧阳江河转渡到90年代中后期的诗歌范本和诗学变革观的增强，产生了终身性影响。
　　
　　在欧阳江河90年代中期诗学这一语境中，在诗歌界和评论界发生媒介性影响的第二大问题就是“知识分子立场”观的阐扬。1993年他在《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一文中，抓住了“本土气质”、“中年特征”、“知识分子写作”[17]这一现代诗学方法论的灵魂，划界式地做出“后现代性”核心范畴的席卷式剖析。文章成了国内诗歌界的冲击性事件。文章论旨的“本土气质”、“中年特征”、“知识分子写作”那种内在思辨环圈，非常吻合一种起点、对立面、统一的三段式波浪结构：“本土气质”创导了后现代语境的非西方诗学思想创新与方法重建，并在接纳和质疑中生成自我的新诗学文化。“知识分子写作”意在实现深层延展文学同社会时代反思批判的关系、文学审美与社会异化现实之间对抗的政治道德与承担意识关系。同时，在文学中关注现存社会对人性的异化，包括现实中人性的丧失与拯救。这让我不禁感叹，叔本华式的精神上的不间断求索，马尔库塞式的以观念批判为武器；福柯式的写作无法遁入纯艺术和纯思想，也因此无法遁入超然的纯客观性。不久，欧阳江河又因应性地创作了具有实践价值的开拓之作《关于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这两个有彼此扭结性的姐妹文本，竟然达到了他后来的作品一旦问世，就会在诗学界、评论界激起巨大赏读与研思热潮的程度。
　　
　　如果把相比较的诗学分析到底，欧阳江河的激进诗学观对中国90年代诗学界的思想视野，促成了共时性结构上的领潮。里程碑式的诗学范文《深度时间：通过倒置的望远镜》、《共识语境与词的用法》，从90年代国内诗学论观的阐释学空白点上，展示出欧阳江河对胡塞尔、海德格尔内时间哲学入木三分的独立思辨力量。最成功的表现方法是，第一，把诗学从抽象的王国魔变成具体的一种活的图式王国，这个图式王国，其实是诗性想象扮演出的精神上的具体性。第二，为先验的演绎找出一种有诗感的、与显形性的外在介质，相反，也为经验的迭现找出一种有心灵感的内在介质。这两个方法，显示出欧阳江河能够在诗学元理念的建设界，超前地替一种时间诗学的思辨，找到了中国现代性诗化文本的唯一表达方式。
　　诗学的激进要求，反过来使观念转变上升为方法转变。欧阳江河用来保持诗学前瞻性和全面性的思考方式，对诗学界一切后来的尝试都保持着难以估量的优势。他在3年之内共写出了《快餐馆》、《马》、《椅中人的倾听和交谈》、《傍晚穿过广场》、《咖啡馆》、《1991年夏天，谈话记录》系列长诗，这种从他早期诗作《履历》、《白色之恋》、《背影里的一夜》中就已经渐露的令人无法模仿和折服的隐喻网体、词义重组、句法变构上的个人习语，具有靠行为描述与事物叙述催生一种递进、增值、膨胀、咬合义境的句法机制，并一直同源构造般地延续到欧阳江河中后期的巨制诗作中。1995年他以哥伦布发现南美的开拓精神，发现了“回归日常性”的诗学大陆。这个发现，是他在国外用灵肉亲历的思想生活换来的，不是从维特根斯坦那里模仿的。标尺之作是《当代诗的升华及其限度》，这篇文论无意中拉开了他诗学地理牧歌式转场的序幕。它作为诗学新立场的宣言色彩似乎显示出了方法论的尖锐。事实是，早在1989年国内时期，他的语言诗学观，本质上就已经变成了语言方法哲学论。当时的鼎盛之作，几乎就等同于一座提取语言哲学衍生物的实验室，在巨制词语的器皿中，他用哲学的银镜反应来大胆作一种中介，在不加入其他诗学试剂的流程下，瞬间就把语言变成了既有思想的物质化,又有经验的精神化的环链化合物。
　　《当代诗的升华及其限度》这个文本是没有被国内外诗学界内掘性开垦的一片沃矿，它超时代的形迹，就在于“去理解一个词的反常途径”[18]，尽管2006年，它成了国内学术界蜂拥论究的诗学资源。在我释读中，“反词”这一概念的理论构层，在于引发对词语诗学链的哲学思考：
　　首先，词不是被动地接受外在经验印象，词是能够敞开各种内在空间的，词这种有内在可逆性的、可变换的空间，可以在敞开中，从无限多样的、自主的内部，来扩改每一种加于它之上的经验表层。词因此并不是经验的奴隶。其次，在词里，深度的空间是潜在的和可诱发的，一旦诱发出的空间，敞开了词本身与经验的原初空间，词的潜在空间就会变成一种主观的深度，在这个深度里可以重新发现语义的延伸。这种词的主观深度，本身就具有存在和存在者的特征。再次，词的潜在空间性不是感官经验中得到的某个边界感觉，而是一种排除了经验感觉置身在其中的词场处境的空间性。因此，词的空间，不再是经验固定寓居的一个处所，而是从经验外在反归主观的一个自在的活体。最后，词向存在跃迁出来的，是一种非经验性存在的潜在新领域，它比客观经验所限定的在场物，延伸得更深，更加具有可能性在场的极性。
　　
　　对汉语诗的词语来说，欧阳江河“处理词与物的关系”诗观的本质核心，就是处理“表思性语言”、“表物性语言”、“表词性语言”之间的颠覆和转渡技艺。这种区别于里尔克“物诗”的纯诗学方法论，被欧阳江河在1993年诗文写作互换期间，幡然思考成了一种语言哲学式的认识论巅峰。“词与物的关系”，以方法的形式而产生一种认识的颠覆，意味着他在诗中去追求主动地消隐词语的现词性，而突出词语的现物性。这种方法论，就从风格本体根源上，切近了索绪尔、巴尔特、德里达、罗素、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语言结构和分析哲学那个层面。可见，欧阳江河提出“从反词去理解词”的论旨，并不是低限主义般地体现“悖论和矛盾修辞”[19]，而是阐曜了国内80年代诗学观所忽视的先锋性的异质语境，并把“反词立场”上升为对后现代主义的全面褒贬思考的交点。“从反词去理解词”的方法，对词的空间产生的主体来说，意味着代表那个异质的、他者空间的存在，这个空间不断逆反又将其统一在一起……它总是意义的反边界，因为它是否定性的、带有悖论性差异的，但它却是新增意义所产生的前提，是与他者的其他拓展因素密切相关的。同时，反词的对立构式，能自动激活其它所有的反向范围的意义领域。从对“反词法”的解读中可以判断出，欧欧阳江河从诗学上阐扬的“反词”理论，已经达到了从诗学层面转渡到主流哲学模式的思考境界。因为反词构式就是进入哲学的度向中，就是揭示本体、反体、转体之间的存在境域。
　　“反词论”客观影响上，促成了欧阳江河在90年代诗学建构中倡导的“个人写作”诗学命题的思想根基，并以诗学理论自觉的前突性，参与了整个20世纪90年代诗学转向体系的建构，而形成了诗学前沿理论、诗歌前瞻批评、诗歌前突文本那种三位一体的相互弘通之势，这对当代和未来诗学领域的方法论转向具有历史性意义。它开创了1995年代以后国内评论界、诗学界语言诗学研究体系发端与阐扬的新纪元。相应的代表作有蓝棣之2010年撰写的《先锋诗歌“词语的诗学”的研究——一欧阳江河为个案》、刘旭俊2011年撰写的《玻璃的诗学——欧阳江河诗歌中的“反词”修辞》、梁盈2018年撰写的《互彰与离散：变动语境中的欧阳江河诗歌理论》问世。
　　从理解一个诗学发展的整个路径看，欧阳江河迭现出的诗学高峰和思想竞技状态，是珠穆拉玛峰式的。到90年代末期，已形成了他特质中多顶点不曾互换的我称为的“经典理论期”，为我们打开了读解欧阳江河诗学思想体系化斯芬克斯之谜的黄金视角。建构上有启蒙性的文本是《当代诗的升华及其限度》、《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另一种阅读》、《站在虚构这边》、《词的现身：翟永明的土拨鼠》、《北岛诗的三种读法》、《读北岛<旧地>》、《柏桦诗歌中的道德承诺》、《蝴蝶钢琴书写时间》、《深度时间：通过倒置的望远镜》、《共识语境与词的用法》、《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写作：认同什么？》、《技法即思想》等撰著。回顾他1997年到2008年诗学革命的内在必然性，最自明的图标，是他居住在“词与物”-“词与在”-“词与思”中的逻辑链。
　　 　　1997年到2007年底，欧阳江河回国停止写作达10年之久。这10年他没有发表过作品。我称这10年是他的“主动约束时期”。但写作命运和生活命运共同激引的错织走势，又为欧阳江河的未来轨向提供了不测的助益。2008年，欧阳江河终于从诗歌灵魂的休眠状态中复苏，日渐走入他命定的诗人场域中心，我称为“诗歌标准逾越期”。2008年创作的非实验性长诗《泰姬陵之泪》，可看作欧阳江河停笔10年后恢复“哲学抒情诗”的新启明之作。到了2000年代中期，欧阳江河创作的《凤凰》、《黄山谷的豹》、《看敬亭山的21种方式》、《古今相接》、《阿多尼斯来了》、《博尔赫斯的老虎》等思想场景前后切换的文化景观式长诗，既提供了“诗歌标准逾越期”的技术样板，也从新的认知半径上，从激进的视角上展露了“全域诗学”的构景。
　　对欧阳江河诗学目标影迹的追踪，最重要的是要穷极他正在变化中的学理流向。2021年创作的长诗《之间咖啡》、《圣僧八思巴》是欧阳江河诗歌谱系中熟观的国之重器。作品尝试一种人类文明一切方式的话语述说性，不受约束地作为一切诗意制作的描写性，甚至优先选择各个科学知识术语的繁杂性。这是我定位欧阳江河写作的“诗学最新发展目标期”。这个目标期的决断性转折，在于他的基本思想体验中，能激起最宏深的运思：（1）词语为思想所说而才可能说思想，词语为思想所在而才可能现出思想；诗为词语所用而才可能用词语。唯有思是言的根据，才有言是思的根据。唯有词语的别物，才有词语自己纯粹地被说出。（2）词与思的相互关系，不能决定二者扮演一种对等的角色。词语可以盛装思想和伴随思想，思想也可以承载词语。但词语也可以潜在地等在思想之前，而不是之后。词语与思想之间都不是第二性的。（3）词与思的相互需要，决定了词与物对存在和诗的绝对性，因此，词，是物的一个寻求过程。物的尽头是词，词的尽头是思维道路的远景。
　　从世界诗学构设的可能性前景看，当今没有一个诗人能像欧阳江河这样符合世界诗学构境的全面支撑性，同时能够让他作品展衍的笔踪魔思，穿越所有读者的个性语境而不被覆盖。仅从这点，可以清晰地辨识出欧阳江河对世界诗学构境的贡献性踪迹。
　　
　　2022年9月3——8日
　　原载《上海诗人》2022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刘斌：《欧阳江河诗歌简评》《淮上诗评》，2017年3月13日。
　　[2]《欧美现代诗歌流派简介》，中国诗歌网，2017年12月04日。
　　[3]欧阳江河何平：《​个人与文学史的延长线——关于欧阳江河四十年诗歌写作的对谈》，天涯杂志”微信公众号，2021年07月14日。
　　[4]同上。

　　[5《欧阳江河的舍得智慧：舍弃的深处是得到，坚持收获诗歌的成熟》，凤凰网“文化读书”，2018年3月6日。

　　[6]同上。

　　[7]欧阳江河：《非如此不可》，参考网，2019年9月4日。

　　[8]欧阳江河何平：《​个人与文学史的延长线——关于欧阳江河四十年诗歌写作的对谈》，天涯杂志”微信公众号，2021年07月14日。

　　[9]《对话欧阳江河》，经济观察报，2017年11月18日。

　　[10]同上。
　　[11]欧阳江河何平：《​个人与文学史的延长线——关于欧阳江河四十年诗歌写作的对谈》，天涯杂志”微信公众号，2021年07月14日。
　　[12]同上。

　　[13]王辰龙：《消费时代的诗人及其抱负》，《新文学评论》，2013年第3期，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

　　[14]欧阳江河何平：《​个人与文学史的延长线——关于欧阳江河四十年诗歌写作的对谈》，天涯杂志”微信公众号，2021年07月14日。
　　[15]同上。
　　[16]欧阳江河：《年轻人的诗有教养缺少对痛感的表达》，搜狐文化网，2016年5月18日。
　　[17]欧阳江河：《站在虚构这边》，2001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28页。
　　[18]欧阳江河：《站在虚构这边》，2001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31页。
　　[19]陈东东：《可能性的欧阳江河》，2018年第2期《收获》专栏“明亮的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