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5日，首届中国当代诗歌北京论坛暨《中国当代诗歌年鉴》首发式在北京中国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活动由黄河出版传媒集团主办，阳光出版社承办，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邓凯，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总编辑薛文斌，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蔡文贵、孟光永等60多位作家、诗人、评论家、翻译家、出版人参加。阳光出版社社长唐晴致辞。邱华栋、邓凯、薛文斌、孙新堂、周艺文、唐晴、周瑟瑟为新书揭幕。朗诵艺术家海铱主持了整个活动并朗诵了多首诗歌。《中国当代诗歌年鉴》主编周瑟瑟、翻译家孙新堂主持评点了论坛环节。
　　第35届北京图书订货会是一年一度的全国出版人、读书人与作家们的盛会，在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展区，首届中国当代诗歌北京论坛暨《中国当代诗歌年鉴》发布式吸引了众多读者参加。读者宋月镜说：“今天在现场看到了诗人与他们写下的诗歌，我觉得诗人永远年轻，有诗的生活真好，诗的火焰点燃了我的热情。”
　　 　　 　　 　　
　　 　　　
　　《中国当代诗歌年鉴》由阳光出版社出版，诗人、评论家周瑟瑟主编，全书视野开阔，体量大，收入300多位诗人300多首诗歌，采用大16开本，圆背锁线精装，墨绿色特种纸硬壳封面赏心悦目，烫银书名大字庄重大气，装帧设计独具匠心。“读了此书，我感受到了阳光的力量，西北的出版社有大气魄。”读者田红说。
　　据阳光出版社社长唐晴介绍，周瑟瑟采取诗歌写作分类法，全书对意象写作、民间写作、当代先锋写作、人文实验写作、沉思写作、异质写作、后口语写作进行分类编选，体现了客观、独到的编选态度，年鉴试图以开放的视野梳理当代诗歌的发展史，总结不同写作的经验，给读者呈现一个看清当代诗歌写作走向的选本。 　　
　　周瑟瑟在本书序言《当代诗歌的进与退》中表明了他的观点，他认为当代诗歌面临进与退的两难处境。进的步伐似乎很快，但退的步伐从没停止。退步式的写作意味着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很少有人抵抗得了诗歌功利化的诱惑。不能构筑清净的诗人内心，就不能有任何进步。这是铁定的事实，所有嬉闹、玩票的写作都转瞬即逝，所有倾向于本质意义追寻的写作，都将有所收获。
　　周瑟瑟认为：“语言是通向诗歌心灵的唯一路径，我说过诗人选择什么语言写作方式都是天经地义的，不是词语写作、意象写作、口语写作、叙事写作有何高下之分。没有语言的高下，只有内心的高下。内心高下不是语言的高蹈，语言高蹈是被抛弃了的失败的写作模式，虽然现在还有大批诗人在信奉与继承这种写作模式，并且获得平庸的荣耀。我认为这是惨不忍睹的成功学诗人的语言现状。永远不要试图唤醒成功学诗人。那不是进步，而是当代诗歌的退步。所以，我说退的步伐从没停止，这是当代诗歌的常态，并且将永远持续下去。”
　　周瑟瑟强调说：“《中国当代诗歌年鉴》试图将诗人分成不同的类型，这当然是编选的权宜之计，但如果每位诗人愿意客观审视自己的写作史，我这种类型分法从当代诗学研究上是可行的。中国新诗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路是这样走过来的。只是我看你的视角与你看你的视角，可能不同。不论我把你归入何种类型的写作里，我无非基于三个标准：语言、精神与形象。这三个标准在我看来决定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
　　诗人、作家、评论家、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说：“《中国当代诗歌年鉴》是一部有学术性的选本，每一首诗都是经过周瑟瑟用心选出来的，这更是一部有史料价值的诗歌选本。”
　　诗人、作家、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邓凯说：“周瑟瑟以‘诗歌田野调查’的方式进行编选，《中国当代诗歌年鉴》具有开阔的视野与清晰的编选框架，一册在手，如沐春风。”
　　诗人、评论家、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说：“我认为，在所有的关于诗歌的年度选本中，周瑟瑟主编的《中国当代诗歌年鉴》绝对是非常特别的一部。它的特别性还不在于可见的体例编排分类的特别，当然这的确是它特殊的一部分，虽然诗歌未必可分类，但这种划分的客观亦基于某种学术性的眼光，譬如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人文实验写作，它们所指向的不同的风格和精神，则是我们应该透过体例编排的现象看到的实质。一句话，此部《年鉴》是有诗史之心的。而这一点，随着时间推移，我们会越来越认识到它的非凡的价值。”
　　 　　
　　 　　
　　首届中国当代诗歌北京论坛发起者周瑟瑟说：“当代诗歌论坛－－在问题中寻找答案，我们走过开裂的河流，我们更是脚踩坚实的大地。谈论当代诗歌的时候，我们要以清醒、冷静的方式来探讨当代诗歌的问题、经验与未来。”
　　诗人、评论家与翻译家们发言理性而充满激情，精彩观点纷呈。论坛围绕“当代诗歌的问题、经验与未来”展开讨论，给人带来深刻的启示，对当代诗歌的发展或许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这是一场坦诚而有建设性的论坛。 　　 　　
　　翻译家、北京语言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主任、阿根廷国会大学教授孙新堂认为：“中国当代诗歌的成就有目共睹，毋庸置疑。但是跟拉丁美洲诗歌相比较的话，我觉得中国当代诗歌开放性不足，小圈子越来越多，越来越走向封闭，甚至自我迷恋。我们需要接地气，敏锐把握当下，表现现实与内心，不断突破当今汉语语言边界的诗歌。”
　　诗人、批评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臧棣提出，在不同的诗歌观中，当代诗的问题是不同的。我并非无视当代诗的问题，比如，写作的同质化，想象力的缺失，但我倾向于从大的方面看问题。经过多年的分化和探索，当代诗的总体状况依然值得人们认真看待。40多年前，当代诗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历史和个人之间的距离感，诗性的表达中严重缺乏“自我表现”。所以，当时要解决的问题是，通过强化诗歌的“语言意识”，来寻求诗歌写作的个人性，包括基于激烈的个人性之上的诗歌的多样性。这构成了当代诗歌的主要逻辑。从这一点上看，经过四十多年的艰难实践，当代诗人的个性意识已普遍确立起来。最重要的，当代诗歌的“眼界”问题，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新世纪以后，虽然仍有波折，但基本上，当代诗歌已不再会陷入当初西方诗人所揶揄的“第二次发明自行车”的情形。这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孙晓娅认为，诗歌的发展是在动态、多语境甚至是跨语际中完成的，逐渐摆脱了“小圈子意识”，侧重独立思考、写作，有建构当代文化诗学和汉语新质的气魄。新媒介的蓬勃发展使我们的诗歌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景观。孙晓娅提出，首先当下诗坛该如何建立起理性和有序的媒介文化生态？当代诗与大众之间能否建立起有意味的对话沟通？这是诗歌文化转型中的暂时性问题还是长久性问题？如何有效厘清上述症候足以引起我们审度。
　　孙晓娅谈到未来关注点是如何从批评路径、理论建构、文献整理和阐释等维度拓深诗歌现场、诗歌现象与诗歌创作的研究；以什么样的姿态总结21世纪以来新诗的建设业绩、创作成果与存在的问题；在复合文化生态中，如何构境诗歌的写作空间、书写视域，不断激发诗坛的创作活力和诗人的个性化风格，亟需我们思考和研究。
　　诗人、翻译家、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树才认为“问题、经验、未来”这三个词，其实是指向同一个问题，而它们是同一个问题的三个不同侧面。这个问题，就是诗的语言问题，诗的创造力问题。语言本不应该成为问题，但在当代中国，它却成了问题，因为人们忘了：语言是一首诗的质料、身体和意义，它占据着诗的本位。现代性强行突破文言文以来，一百多年过去了，新诗的尝试者们也逐渐偏离了“新诗”这个词的初心：创造新的！诗歌的创新在哪里才是可能的？语言那里。但我忧心地看到，汉字一年比一年显露概念的坚硬或板结，一年比一年缺失形象的自然和灵性。拼音语言的诗歌命题，并不必然适合象形文字的国度。中国古代的诗人们，一旦醉入汉字的形象世界，心灵就变得自由和放开，所以远早于超现实主义诗歌，就创造了“即兴作诗”的传统。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我们处处都能感到“界限”，而这严重影响了中国诗人的潜意识，迫使他们在使用言语表达情感的时候，时时自设樊篱。为什么我们不敢把一个句式的使用推到极致的位置？我们为什么那么容易甘心于小小的所谓成就？我们为什么非要把“写什么”和“怎么写”对立起来？实际上，不管你怎么写，也不管你写什么，唯一的检验就是一首诗本身，也就是说，看你是否有妙用语言的“游戏”天才。只有语言抵达了，形式和内容才会同时生成一个叫诗的身体。除了汉字本身的舞蹈、运动、变幻……一个诗人还能从什么预设的诗歌意义中去体验“自由创造”的极乐和虚无？创新不是一个宏大的词，它要你尽你语言的兴；创造力也不是别的，而是你对语言潜能在“表达形式”上的尝试勇气……一个诗人灵不灵？看他具体的一首首诗吧！当代诗歌还不够多元，不够极致，不够灵慧……很多诗人满足于自己的那一点经验、那一种写法……一个诗人如果满足了，洋洋自得了，灵性也就钝化了，新的创造就更谈不上。
　　诗人、评论家、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教授马丽提出，诗歌研究，要更加强化文本细读。对诗人的评论研究，已不局限在整体研究上。体量大，容易空洞，也容易不切实际，人云亦云。我们现在更加看重诗人一首一首经典诗歌的评论分析。
　　 　　
　　诗人、批评家徐江认为与近乎所有的艺术一样，当代诗随着流媒体和自媒体的进一步扩大，它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呈现出碎片化的色彩——无限灿烂，却又近乎粉末。
　　诗人刘傲夫认为，中国当代口语先锋诗歌是中国当代诗歌的未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非常清楚。
　　诗人、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曹宇翔谈到好诗肯定不是那些陈词滥调，不是过去的老式假大空，也不是新型假大空。
　　诗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陆健认为当代诗歌的问题是太多人写诗用心用脑，这本没有错，但是缺乏一种“眼高于顶”的“灵视”。未来的诗也许不像现在这样有太多的同质性。除非天才，出手就独一无二舍我其谁。多数人会逐渐找到自己的面目自己的语言方式。
　　诗人、《诗参考》主编中岛认为在中国诗歌如此繁荣的当下，实际上隐藏了浮躁。浮躁体现在诗人诗歌创作上的随意性，缺乏诗歌本质上的品相及创造观，这是诗歌鉴赏过程中发现的诗歌硬伤。再就是，诗歌与诗人生命的割裂，很多诗歌与诗人及生存环境毫无关联，读来生硬无情感，更无新意，千篇一律，无风骨，无底蕴，无技术含量，这是当下所有诗人面临的问题，包括我自己。一个优秀诗人应在阶段性勇敢剖析自己的诗歌创作，反思自己的诗歌进程，举一反三，才会摆脱自恋式创作的束缚，尽而让自己和诗歌走得更远。
　　 　　
　　　　诗人、作家蒋一谈谈到一个写作者的文学鉴赏力大于他的写作能力，或者说，一个人的写作过程，是在努力缩短写作能力和鉴赏能力之间的差距。从这个层面而言，写作进程更像是一个人的自我修行与自我完成，用四个字概括，就是：冷暖自知。写作当代汉语诗，是即刻的冷暖自知。无论以诗还是以小说的方式体会世界、表达情智，离不开写作者的题材、角度、语感和语调，并将这些置于思想的基石之上。当我们过多关注诗的题材和语感时，我们会忽视诗的角度和语调的重要性与风格性。缺失了风格的诗人，或许是一个淡忘了风格的人。
　　诗人、译者少况谈到写作中的问题很小，很具体，涉及用词、声音和节奏，起重机无处下手。当写作者关注这些时，就不需要关注宏大叙事、哲学命题和终极关怀。那些是水到渠成，不是引流灌溉。语言是不稳定的，但比起人性的不稳定，它是飘忽不定的，取决于人性的自我放任。《荒原》到去年有一百年了，我们还是有望山跑死马的感觉。让深度学习摧毁我们写作的虚妄。
　　诗人张杰认为写出思想痛痒和语言新鲜度的，不多。可能有一些诗出圈，但是生命力不长。要改变这种状况，新诗写作者应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是注入诗人自己的生命体验，第二方面是，刷新自己的语言体系和组织方式。
　　诗人田庄认为语言是诗的窗口，不是诗的终点站，诗并非到语言而止，而是借由语言指向无言。在语言和修辞的圈子里兜转，永远抵达不了诗意核心。搬弄辞藻，是自古就有的坏习气，巧言令色鲜矣仁。诗不能仅靠大脑的语言中枢判断，诗是要靠心灵整体去感受的东西，应该用心，而不是脑去读诗，因为心具有和诗一样无法定义无可描述的完整性，所以只有心，可以完全收摄一首诗。
　　 　　诗人张后谈到当代中国诗歌的走向：一、可能今天中国诗歌所要面临的困境和挑战，是前所未有的。二、原本中国诗歌便是小众的，但这十年（2013-2023）“个体的隐私化”写作与诗歌散文化倾向的日愈严重，却将过去“三人行必有我诗”的共情局面逼入更窄仄的空间，致使“一些人失去了对诗歌的尊重，不再有时间去思考蕴藏在诗歌中的美学和充满人性的智慧之光”，几乎沦为了只有写作者参与的圈子化的“自嗨”游戏，这尤为警惕。三、中国当代诗歌缺少流派，不止缺少流派，更严格一点来说，绝大多数的写作者都“千人一面”，缺少独具特色、蕴含使命感的诗写。个性十足、风格迥异、文体鲜活的汉语诗人，仍然是中国诗坛强劲的趋势。
　　诗人、中诗网主编周占林认为让诗歌回归诗歌，远离那些假诗伪诗。诗歌既然是语言的艺术，那些非诗的文字组合就是语言垃圾。
　　诗人李荼提到中国当代诗歌有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极少能看到具有真正精神“立柱”型导向的诗人。绝大多数诗人在书写时都写得很用“功夫”，考虑很多，设计布局，把诗写得让人感到很安心，这是我读当代诗最深切感受到的东西。而就我的写作经验而言，诗人应该尽量书写诗歌所能表达的东西，抛弃虚伪和杂质，保持创造性，摆脱诗歌技巧等多种因素对诗体本身所造成的控制，如果能达到超控制，无控制，打破控制的状态，在这个世界上大概诗就真的来了。
　　诗人海城认为当代诗歌延续着多元化的写作态势，同时夹杂着审美取向的分野，艺术上呈现多维的向度。这种探索过程中的缓慢嬗变，即色彩纷呈，也含有泥沙俱下，有欢愉，也有焦虑。但总的来说，书写路径是多重的，诗歌版图在众多诗人不倦的开拓中，不断地扩大，其延展趋势是值得称道的。无论时代风云如何变幻，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诗歌的未来是值得期待的。
　　诗人、《中国汉诗》主编、安徽省当代诗歌研究会副会长王长征认为，自中国新诗出现以来，诗歌的“当代性”一直成为诗学界探索的方向和重要目标。“当代性”诗歌创作与评论一路同行，二者不只是紧扣当代，甚至在审美意识、思想引领、价值导向等都是一脉相承，具备一定的超前性和创新精神。对“当代性”的理解，最好还是由诗本身引发讨论，由于生命个体人生阅历、生活体验各不相同，所拥有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千差万别，对诗歌选择取向存有差异，所以，要讨论诗歌理论的当代性，必须兼容并蓄。因为，各人存在的思维方式和对事物的理解并不一致，这些却是构成诗歌“当代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是新诗创作，还是诗歌评论，只有做到思想认识的超前，有先见之明，“当代性”才会表现的淋漓尽致，新诗创作与诗歌理论才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才会随时随地反映当代性，从而走在新诗的最前列。
　　诗人、科幻作家超侠认为，当代诗歌的流派很多也各有特色，现在我们正在走入一个科幻的时代，许多科幻已经开始变为现实了，所以我们一直在讲的现实主义诗歌其实是跟科幻开始一脉相承，最近《流浪地球2》电影和《三体》电视剧大火，它们也是影像化的史诗，近年我一直在致力于创作科幻诗，而我们许多的科幻作家也在拓展科幻文学的不同的表达，希望科幻诗成为诗坛的一个新鲜闪亮的流派。
　　 　　诗人、作家商震谈到什么样的诗人是好诗人，不是见仁见智、公说婆说的事儿，是有确定答案的。且古今中外答案是一致的：挖掘所生活的时代真谛，揭示人性本质，拓展诗歌美学疆域。完成这三项任务或肩负这三项使命的诗人就是好诗人。这样的好诗人，历史上有，现在也有，未来会更多。只是当下的一部分人们放大了混乱和嘈杂，忽视了好诗人的存在。甚至用假道德、伪正义去评判、绑架诗人与诗歌。诗学的核心是交出自己去热爱。当下诗歌出现的假冒伪劣等的问题，也是利益的祸。诗歌的门槛从来就没有低过，是看门的人比门槛还低，所以，让假冒伪劣的类诗歌绕过诗歌的门槛，从旁门左道进入诗坛。关于当下诗歌批评的话，我就不多说了，仅希望批评家们能够主动阅读，被动或被迫阅读，写不出属于自己的批评文章。还有，奉劝批评家们别在雪比梅花白，梅比白雪香这种接近常识的问题上费评章，别让天花烂坠淹没你的形象。
　　　　诗人、《天津诗人》总编罗广才提出我们拿诗歌要干什么？是用它表达自己的内心，提升自己的灵魂；还是用它来交际，用它来帮自己获取些许名声，满足自己的名利私欲？这种现象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但威胁到我们的诗歌生态。诗歌要纯粹，首先要唤醒自己的内心，让自己灵魂澄净，然后提升自我和读者。诗，基本不是写出来的，要不就是渗出来的血和泪；要不就是刻骨铭心的爱和恨。这些倾泻的，自然的、发自肺腑的，应该是诗。说人话，好好说话，把话说好，也许就是诗歌。一个人可以一辈子不写诗，但每一首诗都要像一辈子。
　　
　　 　　“90后”诗人、作家李柳杨说“诗歌应该像前所未见的生活一样新鲜”。她认为，每个诗人，首先都是一个人，那么他就会充满人性，像人一样复杂。诗坛也同样是非常复杂的，诗歌就像镜子，照出你内心的想法，你的愚笨、自私、矛盾，在诗歌里也会呈现。所以关于诗的问题，一定是人的问题，想写好诗，就是想把自己变得更好。我在写诗的时候，也在经历人生，因此诗歌也帮我消化了很多我的烦恼。这些问题是我个人的，也有可能是普遍青年都会遇见的。我诚实地把它们写下来。当代诗坛有时候给人的感觉是拉帮结派的，学院派、民间派。一个派别和另一派亲近或者不亲近，这些都是无所谓的。我个人感觉好的诗人，不应该受这些价值观、这些美学、这些派别的约束，他首先要完成他个人作为诗人的历程，不断修复他的美学，他的诗歌、不断思考。而不是把精力花在无所谓，不重要的事情上，尤其是热爱功名利禄的那套。当代诗坛里的很多诗人，给人的感觉就是不懂美，不善于发现美，不知道什么是美，以及扭曲美。当你不知道什么是美，不去耐心地向“美”学习，不再热爱生活，那么你能发现的东西就会缩减。世界的新鲜度也会缩减。当然对于美的理解，它也是如同爱一样是需要你不断丰富，需要每个人在漫长的一生中不断学习的。另外这也是我常对自己说的话，耐得住寂寞，不要被世俗裹挟了，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和生活。
　　　　诗人安琪谈到诗神就像全世界的大部分人，喜爱年轻人，年轻人有一股朝气，有一股鲜活生猛的力量，一种青春气息，诗神就是不喜欢中老年人的衰朽之气。人到中年，我们还是得保持我们的青春之气，年龄跟青春其实是没关系的，“有的人一出生就老了”，有的人年龄很大了却还青春，我们就要做永远青春不要年龄的人，保持我们的血性、激情、柔软，和对世界的好奇，只要我们青春还在，我们的诗歌写作就不会衰朽，我们就能继续写出动人的诗篇。读书、走向户外、保持青春气，是我们突破中年写作瓶颈的三个尝试。
　　诗人严彬谈到，如果说中国当代诗歌存在什么问题，我想那问题是整体的，也是具体到个人的，有陈旧的问题，也有新的；而它的问题也是它的经验，诗人们在自己的问题地毯上继续舞蹈。诗歌和诗人之间依然存在森严的壁垒，这些壁垒树立在个体的诗人和群体的诗人之间，它像护城河保护了那些诗歌群体和他们内部的活动——我们有时窥探到有些诗歌群体内灯火通明、热闹非凡。所有的壁垒都起到护城河的作用，而对游侠般的单独的新诗人老诗人却不友好而可能形同伤害……然而我也看到，比如更年轻一代的诗人们，“00后”的诗人们，似乎已经在既不得传统诗歌界之门而入，也找到了他们自己的活动空间和方式。在他们的诗歌和活动轨迹上，比如年轻诗人们自建诗歌小组、在小红书上诗人们的活动，我看到他们似乎没有诗歌和诗人那些传统的负担，而是以诗的方式在活动，有时将诗歌当做一种游戏和语言技艺……所以我想，这样那样的环境和问题，都很难对优秀的诗人构成决定性的伤害。诗人们要有自处的超强能力。因为作为崇高的创作主体，不论那些游侠般的诗人是如何出入诗歌，是经验还是浮云，是情感还是沉思，他们终将给出唯一的诗，而不是他们的生活或喝过的酒。所以我不打算探讨在诗歌创作上中国当代诗歌有什么问题和经验，这对我来说是一件私密之事。
　　 　　达斡尔族诗人吴颖丽提出如何处理好古今、中西文化的批判继承问题，仍是当代诗歌写作中的重要课题。如果说批判是方法论，继承则是世界观。继承是本，它使诗人有精神出处，使诗歌写作有根。关于当代诗歌写作经验，诚如美学家李醒尘先生指出的那样，“诗的媒介是语言，诗的境界、意象和情趣都必须落实到语言上，通过诗的语言表现出来”。可以说，诗的语言、文字、音律、声韵等形式技巧的淬炼，仍是当代诗歌写作有待深耕的基本功。关于当代诗歌的未来，朱光潜先生曾在其《诗论》中坦言，“我爱中国诗，我觉得它在神韵微妙格调高雅方面往往非西诗所能及，但是说到深广伟大，我终无法为它护短”。当代诗歌要想行之久远，甚至为未来的读者留下历久弥新的经典，尚需当代诗人们深植哲思，清修文心。
　　诗人、评论家、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北乔说：“诗歌需要古老而年轻的气质”。他认为，现代诗的发展以及当下的景观，呈现多向度的行走和纷繁的面貌，承泽多种文化的浸染，并接受了深刻性的自省和改变。我们常说文化是一条河流，是指其特有的传承性和之于世界的滋润。在另一种语境中，文化也是一粒种子，充满激昂情感和旺盛生命力的种子，可迎八方风雨，但内在的基因总是守一如初。诗歌，终究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有着平常又玄妙的呼吸，这是生命的本真，也是精神的高蹈。古典文化和古典诗词，是中国诗歌必备且日益丰盈的厚实土壤。古老又年轻的气质，当是中国诗歌现在的努力和未来之象。这是中国诗歌之根，也必定是飞翔的翅膀。
　　诗人、译者莫笑愚表示：这本《年鉴》不仅丰富了当代中国诗歌史资料库，也为今天乃至未来的诗歌史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样本。它也从一个角度使我相信，无论是诗歌写作者还是诗歌批评者，有理由对中国当代诗歌写作充满信心。荷兰汉学家柯雷曾经有一个判断，他认为“中国当代诗歌没有任何必要去悲观”，因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是异常的年代，诗人能达到的几乎是明星的身份，这是很不正常的事情。”对此我不能同意更多。当诗歌写作成为一个民族众多普通百姓参与的文化活动，它所展现的，不仅仅是诗歌写作质量良莠不济的现状，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精神追求和文化繁荣。在全球化退潮的今天，我还是相信这一点：但凡民族性的便是世界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诗歌宝库不仅培养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基本诗歌审美能力，也为诗歌写作者提供了无尽的意象和丰富的文化（哲学）营养。我们需要做的，是如何更好地将本土文化传承与当代诗歌写作技巧（技术）结合。
　　 　　诗人、法律工作者庞琼珍认为诗的独创性让存在如此美丽。诗歌剽窃物不是作品，剽窃不是创作，剽窃者不是作者，剽窃者应承担侵权责任。剽窃物剽窃了他人作品中的独创性表达得以成文，与原创诗歌作品在立足点、体验、细节真实度上有着天壤之别。诗歌剽窃文本是证明剽窃事实的书证。在新近推出的chatgpt人工智能书写的环境里，将会出现海量的漫浸式复制粘贴。原创写作更加艰难、寂寞、稀缺。但只有基于诗人亲身经历的生命现场的创作才具有排他性。惟诗歌作品的独创性让存在如此美丽。
　　　　诗人图雅认为当下诗歌有以下几个问题：使命感缺失。写作不为汉语诗歌的发展，不为任何宏大的事物抒写篇章；格调不高。诗写者缺失对诗歌的虔敬之心，一定程度上损毁诗歌及诗人形象；新瓶装旧酒。“一代有一代之文学”，21世纪已经走过五分之一时间，仍然有不少人，用新诗体包裹旧诗心，何谈先锋性？ 诗感丧失。现代诗去格律、去音乐性、去形式感，不等于无内在韵律，不等于无抒情，诗歌本质就是抒情，其实，诗歌发展到后现代时期，抒情变得更加克制，甚至是冷抒情，而韵律就在其中。我的经验：一是，多写，多读，由量变到质变；二是，参与诗歌交流，对文学内部的发展变化多加关注；三是，学习优秀的中外诗歌，包括电影、小说、美术等艺术，借鉴技巧，启发灵感；四是，写口语诗，外表放松，内心是要收紧的。未来，在我看来，诗歌不会消失，口语诗会越来越被大众认可，更多人选择用口语来表达。机器人chatgpt的出现不构成对诗人的威胁，因为它只是做“最正确的答案”，而诗歌是“最不正确的那一个”。
　　　　诗人、艺术批评家牧野坚持相信诗歌艺术存在非艺术的力量，它可以返回到直接体验的实在之中。我想把一类诗人指认为技术派诗人。这简直是一种冒犯。技术派诗人在写作实践中，直接进入语言诗学的体验之中，能够毫发无损将身体留置在现实也就是语言即世界的平行宇宙中。诗是什么？什么又是诗的意义？要回答这一问题，就不得不把问题转移到诗人身上。诗人拥有诗的全部，或者说，诗人是诗的集合。这也就有了一个诗人的孤独和享受孤独的说法。所谓孤独，只有诗人明白那是一种个人书写方式，诗人严格地采取个人书写的方式。那么他所凝视的深渊，即是个人与孤独的个人，诗的意义，也就是作为诗人的个人的存在与生活。诗在哪里？为何有无所穷尽的诗的意味与形式？我想说的是，言说的语言形式是由人的不同决定的，不同的语言形式造就不同的诗的趣味，它的丰富性自在语言变化之中，无穷无尽，每一种形式都是一个诗人的存在，都有其妙不可言的诗性意味。真实的诗只存在于单独的个人生活中，它生长于诗人生命形式之中，甚或，它让一部分诗人做到了诗人和人的分离，极端点说，技术派诗人可以做到人和诗人井水不犯河水。在当下，很有必要保持对诗的警惕，适度与诗坛保持一点距离。　
　　诗人朱建业坚信当代中国诗歌的乱象都只是暂时的，所有的纷乱都是为诗歌更好发展做铺垫，都将成为未来诗歌重拾辉煌的基石。诗歌会凭借自身巨大的生命力、想象力和表现力以及其独有的意象、隐喻和语言陌生化等特点，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在未来，我也相信有越来越多真正的诗人会潜居抱道，立足文本，在忠实抒写自己心灵和描述人性的同时，既仰望天空，也俯视大地，在日常经验和悲悯苍生中发现诗意，重新担起新媒体时代的诗歌写作责任。
　　 　　诗人、翻译家、《世界文学》主编高兴强调对源头的郑重确认。在百年新诗中，横向移植影响极大，效果也极明显，在好几个特殊的时间节点，绝对发挥了革命性的启蒙作用。我甚至觉得影响有点过大过猛了，以至于不少诗人忽略了本土文化的滋润，因而也就出现了文学营养的失衡。时过四十余年，现在恰恰到了这样的时刻，需要适当的清理，适当的回归，适当的反思。横向移植中，哪些影响是真正有益的？哪些影响可能阻碍了我们自己的写作？横向移植中，是否存在着欧美中心主义倾向？在横向移植的巨大气场中，我们是否最终形成自己的风格，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些都值得我们好好反思。需要唤醒一种自觉意识，也就是对源头的确认。吸收，影响，交融，发出自己的声音，然后就是交流和对话。走过了百年历程，中国诗歌显然已经具备了交流和对话的实力和可能。诗歌交流和对话的时代已经来临。这里，我所说的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诗歌交流和诗歌对话，而不是简单和庸俗的宣传和推广，而不是自恋式的自说自话。
　　 　　　　诗人、翻译家、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系副教授夏露讲了一个跟诗歌有关的越南故事。1994年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英文、越南文对照的诗集《来自战俘文件的诗》，诗歌的作者全部是越南士兵。诗集出版之后美国文学界和普通读者都非常吃惊，因为这些诗歌来源于美国国防部存档的有关在越南战场上缴获的材料。我的朋友、美国诗人布鲁斯·维高是这部诗集的编译者之一，他告诉我，当初美方缴获那些越共士兵的纸条时，以为他们在传递秘密情报，没料到上面写的都是诗篇。在那些诗歌中，战俘们表达了当初参军的梦想，战后回家奉养父母、娶妻嫁夫、生养孩子，耕田播种等等愿景。他感慨地说当时美国的青年人都喝着可乐、唱着摇滚，做着许多没有文化的事情，而大洋彼岸他们认为落后的越南的年轻人扛枪保家卫国，被俘期间还在写诗，且不论诗歌艺术如何，这种在生死关头依然在写诗的行为就令人对越南文化刮目相看。美国翻译整理出版越南诗选也带来了文化交流的丰硕成果，证明文明之间如果真心交流，不会冲突，反而会带来和平与友谊。正如现任越南作协主席、诗人阮光韶说：“越美两国的诗文成为了开启战争期间文化交流的金钥匙，也启迪了后来美国和越南的老兵作家，并引领了两个仇视的民族走向和解之路。”越南跟美国的战争，俗称越战，持续了二十年，战争于1975年结束，而又仅过了二十年，1995年美国跟越南建交。在美国跟越南建交之前，1986年越南刚刚开始革新开放，打开门户时，美国作家代表团打头阵先去了越南，越南当时的总理以及武元甲大将都亲切接待了他们；而这个作家代表团其实只有三个人，而且全部是诗人，也全部是之前在越南战场上打过仗的老兵。曾经在战场上厮杀的敌人到越南见面，他们却因为诗歌再度握手。夏露说实际上，有关诗赋外交作用，中越之间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两国交往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诗人们多多交流，不断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也能加深我们对自身文化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