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赵野诗歌最大的可读吸引力，绝不停留在雅各布森式的把语言唤醒，也不是为了讨巧当代，来借鉴他向往的古代。他的秘密，是他对语法改变的规则。我觉得，语言唯有被心智表达，才能表达出心智。这一点，赵野做到了在过去的现在中，找到现在的未来。因为过去，绝不是最终的，在超无穷可分的最终之中，还可以运化出新的。这放在当今国内诗界，绝对有一种人人可知，但十分不好做的独有性。赵野从语体的骨子里契合这种命中注定的独有性。这让我想起博尔赫斯颖脱于卡夫卡的奇幻小说，不过，转折性决定博尔赫斯这类小说成败的，取决于博尔赫斯在诗性上对奇幻叙述的重构，而不取决于对卡夫卡奇幻叙述的模仿。博尔赫斯小说那种垄断感的超常规理解的伟大，在于他能用前哲的奥义，激活他自明的奇思，再通过诗式的意识流、诗剧的跳跃性与非三一律结构的故事流，偶合在一起，形成颖脱于卡夫卡。
　　我解释力的点是：在“偶合”这个话题上，赵野也钟爱写一种借诗阐哲、以诗寓禅二者偶合在一起的诗。但赵野这种言志和阐导二者跨越的边缘体，在变通传统的范型上，既要从白话中选词，又要炼意，所以说难之又难。弄不好，会伤到双方中任何一个单方。这种巧合背后的严苛和灵犀，很难得有人碰。从诗歌句法的功能看，赵野嗜好的方法，与其说是唤醒语言，不如说是提出了语言的协同原则。比如，开放语言的相互张力和兼容性，来追求混合语体的协同。
　　
　　赵野新作《渔樵》，我感觉是对他长诗《碧岩录》精气和神理的一种蝶变。《渔樵》更体现了赵野与禅理、易理、诗理之间，越来越接近自我登顶的大化弘境，更留心一种玄览中渐悟或顿悟出来的，更宏深的文化宇宙……。禅机和易理主题，尽管在国内朦胧诗前后时代有过，但仅仅算是语言用法潮流中的一个支系。
　　延伸地看，《渔樵》诗境的成体、发展、转折、完成，只是顺应着赵野思想中生成的跳跃力，来体现情节组织的长度，读起来，有破解古代哲学谜底尽头的那种深邃。这类诗，让人觉得是中国式玄言的毕达哥拉斯体——这种仅仅是赵野的楷模文体：短句的断片，在断崖中崛起异峰，在连缀中又凭空断裂，这体现了思想转智成诗、转诗成识的一心开二门的妙性。
　　从诗性的功能看，赵野《渔樵》和杨炼的《易经》根本的不同。赵野看重，诗有音流和制约词、句组合方式的那种既好听又好看的视知觉，在延绵中去掉运动，在涌现中持有隐匿。所以读《渔樵》中的“周易”，会从诗性的存在，而不是感怀某个存在者的神秘，来理解诗境和易境的互助。
　　我引一段杨炼的诗作《易经，你及其他》：
　　
　　“六十四卦卦卦都是一轮夕阳
你来了，你说：这部书我读了千年
千年的未卜之辞
早已磨断成片片竹简，那黑鸦
俯瞰世界万变而始终如一
　　……
　　 给所有读这部书的嘴打满补丁
月亮和大海同样盲目，陨落或升起
浸透谎言，像一条自如的鱼
深渊忽略着时间，你从皮肤开始
伤口用尸布缠了再缠
当猝然发现，心也是一只黑鸦
你，你的等待，又已千年 ”
　　
　　我再看赵野写的《渔樵》诗句：
　　
　　“九四，或跃在渊，清风与明月
　　站在我这一边，隐喻发出新芽
　　
　　我写一首诗，像搭盖一座房子
　　邀星辰、真理和亡灵进来休憩”
　　
　　诗中“九四，或跃在渊”是《周易乾卦》卦辞原文。汉代哲学家王弼在《周易注》中解读为：“非跃所及。欲静其居，居非所安，持疑犹豫未敢决志”。宋代理学家朱熹在《周易本义》中解读为：“九四，或跃在渊，无咎。跃，羊灼反。或者，疑而未定之辞。跃者，无所缘而绝于地，特未飞尔。渊者，上空下洞，深昧不测之所。龙之在是，若下于田，或跃而起，则向乎天矣。九阳四阴，居上之下，改革之际，进退未定之时也。故其象如此，其占能随时进退，则无咎也。”。
　　比较王弼和朱熹的卦意解读，会发现，《渔樵》诗中“九四，或跃在渊”与诗句“清风与明月”形成了一种前后句子，互相参照但没有互相指涉的互文效果，“清风与明月”诗句是对“或跃在渊”的文本创造和文本补充做出的一个铺垫，接下来，诗句“站在我这一边/隐喻发出新芽”的意义构境，依我看，就完全是变向的、位移的、为对应自我意识而经过刻意开创的。它以一种深入到卦意内部的若断若续的隐形对话性，把《周易》“或跃在渊”透现出的意蕴点、诗质点、想象点，做出了先吸收，然后再无而忽起的重新化生。
　　我觉得，重新化生，在于先有的诸行相生，化生的开创总要先于化成的可观。读解“我写一首诗/像搭盖一座房子/邀星辰真理和亡灵进来休憩”，我会发现，诗句的字形、句形，本源上是现实场景和图景的外现，这些好看的句形，所集合的字形，就是妙观的天地人文图景。而字形的发源和演化的过程性，本身就统一在自然的总体发展过程性之中。字形，既属于自然物象美的分形部分，又属于心灵对象物的分形部分，具有着存在者的本质。诗句字形整合的视觉表征，就是一种能呈现心理声象和心象的原初认知，它对心境的刺激是有极大促变作用的。它不仅会使人联想到字形，对物象的图景还原和场景的想象式改造，还会让视觉构形的感知，转换成一种诗意的愉悦美感对心境的激活度。
　　
　　诗句“隐喻发出新芽”，依我看：表面上，诗歌和隐喻的关系是诗的方式的独一化。但事实上，隐喻与哲学之间，也有无蔽的关系。无论诗歌还是哲学，本质上都是要由一种感性的本义，来实现另一个更广泛智性的转义，换句话说，由身体感官的图式，向心灵感官的理式转渡。从这点看，有机的、有机械背景的隐喻范式，是用人类话语导图的前示性，构成了一个唯隐喻化的思想宇宙。隐喻也因此成了，人类思维途径中永远无法绕过的、神一样的先决者。比如，用小说来写哲学的诗人博尔赫斯，他从不拒绝但又非常在乎的是，只有隐喻那种新的变化，才能超过既定的几个主要模式。”他的说法是有哲学根据的。我觉得，如果隐喻长期固定的、循环地去重复几个模式，就必然要限制一种隐喻的未完成性。隐喻的未完成性，正是思想的重构处。
　　赵野说“隐喻发出新芽”，这句“发出”，就是赵野对隐喻固定主义的一种解构。诗句“站在我这一边”，不仅仅是指赵野理解隐喻的方法立场，我深一层的评解是：也许换一个直觉，换一个联想的源头，换一个体验的目标，或者，再换一个想象搜索的未知点，那么，隐喻中那些曾用光了的感性，有可能就会重新积再蓄强力。但不可回避的是，既然能够“发出新芽”的隐喻，成了人类思维途径永远无法绕过的、神一样的先决者，而让人类别无选择。那别无选择本身，就意味着一个可无代替的极点。那这个极点，会不会有它可能的反面？
　　
　　“隐喻发出新芽”，这句诗，反映了赵野近几年对诗的思想化命题的先驱性思辨之一，与哲学上的重构性差不多接近。我觉得，重构的隐喻，在潜能中，首先应该存在一种开放其他表义空间的大几率，比如，起码应该向一种有真理性的表义空间重构。因为从身体感官发展到心灵感官的隐喻性，它用类比想象和联想的物感直观，所引申出的，总是与超验普遍的东西有关，而且总是处在连续变化过程中的。大家都知道，人生如梦。这个比喻就有真理性的表义空间。人生本来就是，在梦一样幻即幻离的现实中，延续着实现了的幻现。
　　从这个意义上，诗句“隐喻发出新芽”，能够从“或跃在渊”的卦意渊源中，奔突性地跳跃到对“隐喻”的运思，这对《渔樵》的语篇格致，是有原创性拓宽力的，有感应而改构的。所以，赵野写出“我写一首诗/像搭盖一座房子”。这个比喻新颖不新颖呢？光看这一句还不能肯定，但连着读完“邀星辰、真理和亡灵进来休憩”这句，就会觉得，它激发出了本体和喻体这两个东西的诡异结合感，而且还深深地划出一种真理性表义空间的奇特的限。因为诗句“邀星辰、真理和亡灵进来休憩”，就是邀请《易》、语言、时间——这些存在者，进入存在的“一座房子”。诗句把诗歌，隐喻成一个“搭盖”存在之家，这形成了一种真理性的表义，它对隐喻的重构性，是哲学上的。我认为，诗歌——这种存在者，不是预成的，更不是现成定性的，而是生成的，运化中的，是开放的未定型的一种存在者。但它只是存在外现出来的一种可感经验的存在者或外显者，而不能代替存在。本身存在，就像“搭盖”一样，能把存在者存在出来或生成出来。
　　“我写一首诗/像搭盖一座房子”，采用了感性表象创造出的起源性质的想象，它有非原初性、非类比性、非现时性的特征，而且由感性，向非感性的形上世界做出了一种原创性的转移。另外，赵野通过运用新的联想，来组合诗性词语和非诗性词语的织体“搭盖”，这个“搭盖”的词准（一般人可能只用“搭建”），体现出他对潜在的“是”与“易”，产生了一种从内在可能性中掌握的运思。“我写一首诗/像搭盖一座房子”虽然不如“人生如梦”的真理性通俗，但毕竟是达到了“发出新芽”的真理性。
　　我再来讨论《渔樵》另外的典型范例：
　　
　　“初，日月丽于天，江河丽于地
　　内心的善恶确立，做一个好人
　　
　　神的训诫被截断，魂魄与祖先
　　接通，一起游走在共同神识中
　　
　　文明不能遗赠，每一代人必须
　　重新学习，找到一种新的使命
　　
　　唯一不变的，就是一切都在变
　　对历史的判断要存一份原谅心
　　
　　九五，飞龙在天，被年岁报废
　　语言一旦落地，势必负起责任”
　　
　　诗中“日月丽于天，江河丽于地”，表现了赵野对《易经》离卦第三十：“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化解而再赋予新意的一种艺术手法，特别是用“江河”、“地”二词化成出来的构境，在与卦辞“日月”的对应中，更展衍了一种玄远。““日月丽于天/江河丽于地”依我看，就是讲“日月”与“江河”的有限物象实在，进入了无限物界“天”与“地”的过程。确定的“日月”、“江河”的过程，是有限的，也可以认为是有形的，而将要发生的新过程““天”与“地”是无限的，也可以认为是无形的。诗句同时也隐喻了，实现的过程是可能性成为现实性，而未实现的过程是可能性成为虚拟性或自由性。在过程的一种未完成性中，我可以领会这样的诗境：
　　“文明不能遗赠，每一代人必须
　　重新学习，找到一种新的使命
　　
　　唯一不变的，就是一切都在变
　　对历史的判断要存一份原谅心”
　　这段诗分成了“每一代人必须重新学习”与“唯一不变的/就是一切都在变”两个层次，这两个层次交互的关联是未定的、互动的，本身就处在过程之过程的生成与不断创化中。从诗句预示的广义的文本关系来看，“每一代”文本，都不可以对前文本，只作代际上一种同质的模仿，而只能是，对更多潜文本的替代式思想改换，或在一种文体增扩的优化式净化中，脱离前文本限制，来“找到一种新的”接续。
　　“唯一不变的，就是一切都在变”，从字面评解，就是对《易》预含的一种存在的过程性的了悟，这种对过程性存在的一种哲学玄思，也是自然、人类、诗歌、文化、思想宇宙自身不可解构的魔化结构。依我的过程哲学来讲：诗句“一切都在变”的意义指涉了，一种未定的过程都是可变的，都是一种不断向后的、向或然性的一种待完成性。所以，表现为可能存在着或或然存在着的潜无穷的开放性，同时也是存在的向内回复自己本身前过程的临起界。过程，是自己本身的对方的一种相互依存，而过程的对方就是它的否定的另一个新过程。
　　
　　“上九，夕阳山外山，物岂可穷
　　变易一旦开启，谁敢放言结局”
　　
　　“上九”一词，是赵野用《周易》的阳爻，来给《渔樵》的正诗作一个起句，接下来化用龚自珍“吟道夕阳山外山”，是对阳爻歌诗性的互文铺垫，最后再展衍出诗句“物岂可穷”。这句是赵野对《序卦传》曰：“物不可穷也”诗质不履旧迹的互文性改构。连续两个互文的运用，就克服了《渔樵》对《周易》卦意的平面类推和线性演绎。我觉得，这种改构的关联性，让《渔樵》的每个句子，不仅有互文性改构的几重对应语义，而且还有隐含了几重对《周易》卦意的补充性阐评意思。这就让《渔樵》的诗性构境与《周易》卦意的诗质，形成了同源异构性的一种互文效果，它与哲学含义上的解构性一样，突破了结构上的方法束缚。
　　诗句“变易一旦开启/谁敢放言结局”是对“物岂可穷”的异质性跨一步的阐评。这句阐评，是赵野从全知叙述的角度，来表现的，明显带有一种自我思性横空跨越的突转性和断崖性。这样，“变易一旦开启”诗性改构的文本落点，就不会封闭在《序卦传》原文卦意的渊源同质性上，而是与《序卦传》卦意之间，平抑中有深曲，奇逸中带奇崛。
　　“变易一旦开启/谁敢放言结局”诗句，让我认为：诗歌审美的本质，也在于，以有限之在与无限之在相交的过程性。从这个层面说，哲学的元基质与诗的元基质同构于“变易一旦开启/谁敢放言结局”的过程性——这一核心。可以说，诗的终极审美关怀，就对应于过程生成这一哲学的终极关怀。或者说，诗的本体，对应哲学本体于过程的终极之中，这就是诗与哲学内在的相像。
　　《渔樵》在长诗的写法上，发展出了三种恰如其分的创意体：诗评体、漫思体、诗论体。这三种体裁的衔接很武断，但结合得很适合启思体的那种长诗的超逸，同时又有很深阔的文化负载度。所以《渔樵》的诗评读起来像史论，史论读起来又像漫思录，漫思录读起来又像随笔诗论，但三者合在一起，又像带有一丝玄学性质的文化宇宙地图启思感。
　　按我读解，赵野《渔樵》的原创动力，首先在于，《渔樵》把《周易》断语的格致，化育成了赵野自我重构诗歌原型的一个激活点，而人为地，在《渔樵》中扩展出了一种现代诗与《周易》诗质话语产生临近性和互助性的文际空间。这种文际空间，客观上，形成了有对话关系的互文艺术性，让《周易》的言说主体，对应着《渔樵》的言说主体，形成了一种相互渗透的张力。其次，《渔樵》各个诗段单元之间的衔接，按《周易》卦象的可变性，来建立一种互动的呼应性，使得《渔樵》篇句的结构，有了不可用逻辑推导的随意跳跃性。再次，《渔樵》不重复《周易》中的同一思想，而是全力在自辟的理境蹊径中，不与《周易》的卦意渊源，产生一种重合。最后，《渔樵》偶有分解《周易》卦辞片段的原义，来对《渔樵》预设的诗境空间，做出一种另辟蹊径的奔突性展衍。这四点，就构成了赵野《渔樵》的改构性动力。这种改构性特征，在他的划代性长诗《碧岩录》中略现雏形。
　　
　　2023年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