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狄马加在当代诗歌中的作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待：其一是作为诗人的吉狄马加，自1980年代以来，在持续的诗歌写作中所建立的，带有民族史记品质和人类文化学与社会学视野的作品实体，这是他作为诗人的主体部分。其二是作为拥有自己诗学理论系统的吉狄马加，在国内和国际诗歌论坛上的一系列演讲和人文艺术随笔，其中包括了有关诗歌、人类文化学、以及当代人类困境的深度思考。这也是与他的诗歌相互映照、可以互读的他的理论部分（这些作品，集中收录在广西师大出版社2021年出版的《火焰的辩词——吉狄马加诗文集》中）。其三是身兼诗人和诗歌建设工作者之职的吉狄马加，创建和组织实施的一系列区域性和国际性的诗歌活动，并由此促成的中外诗人的高端国际诗歌交流。据此，我们可以把他视作当代诗歌发展史上，一个具有枢纽意义和标志性的人物。
　　下面，我想从他的诗歌路径这一角度，简略地谈一谈我的认识。
　　吉狄马加所走过的诗歌道路，是一条从中国彝族的大凉山出发，继而与以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的诗人相联结，进而走向国际诗歌前台，为多元共存的人类文化发出自己声音的——这样一条道路。
　　我们大家都知道，吉狄马加本人是在1980年代风起云涌的现代先锋诗歌潮流中，从大学校园走上诗坛的一代诗人。而那一代的诗人，几乎都熟读过作为世界主流文学的欧美现代主义文学，并从事相应的写作。但此后不久，他就开始了以“大凉山叙事”为主体的诗歌写作，尤其是在他早期的代表作《黑色河流》写出之后，他自己最重要的时刻于此出现。他清晰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彝族民族身份，以及大凉山古老的历史地理场景，之于自己的文化根系意义，并由此他看到了以美国诗人兰斯敦·休斯等为代表的一个黑人诗人系列，继而是非洲、拉丁美洲的本土诗人作家系列。这是一个随着1920年代塞内加尔诗人桑戈尔等人提倡文学写作中的“黑人性”，以及1960年代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世纪性的崛起，而成为与欧美主流文学相对应的一个体系。它不但对吉狄马加的精神世界和诗歌写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更召唤他纵身其中。这也是他写作之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随之，吉狄马加在他《一个中国诗人的非洲情结——在2014年“南非姆瓦基人道主义大奖”颁奖仪式上的书面致答辞》中，就有了这样给我印象至深的表述：
　　其一，“在中国众多的作家和诗人中，我是在精神上与遥远的非洲联系得最紧密的一位。”
　　其二，“作为一个来自中国西南部山地的彝族诗人”，我曾经把塞达·桑戈尔和戴维·迪奥普等人，“视为自己在诗歌创作上的精神导师和兄长。”
　　而桑戈尔，作为年青时留学法国的黑人博士、此后的塞内加尔总统，曾被称作文化最高的非洲人。他在熟悉欧美主流文化的基础上，对于自己非洲文化的重新发现和文学中黑人性的强调，使人极易联想到后来者吉狄马加的身影。而关于桑戈尔，我自己还有一个私密的个人记忆，1984年，当我从诗人昌耀那里，听到他对非洲诗人的特别看重，而在书店购得一本《桑戈尔诗选》，从此，自这位陌生的非洲诗人血脉中发出的，那种现代视野观照下非洲达姆鼓的古老声音，使他成为让我爱透了的一位诗人。
　　多少年后，我还意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人类进入20世纪的现代社会直至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依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和价值体系。一种是以商业资本扩张为驱动力的“现代文明”体系，这是一个建立在最新科技成果之上的繁华世界，却又是以财富为崇拜偶像的无根无祖的体系。另一种，便是以古老的民族文化和道德价值准则为内在动力的“传统文明”体系，这是一个在祖先和民族根系的召唤中，轻视物质生活、崇奉灵魂和心灵自由的体系。
　　在前一个体系诸如艾略特、卡夫卡等杰出诗人作家的作品中，他们所致力表现的，是一种毁灭性的主题，是对自己所置身的现代文明场景中精神“荒原”的揭示，以及精神物化中心灵的支离破碎。而在后一个体系诗人作家的作品中，则是一种与灵魂同在的温暖性的主题，对于“根”与“灵”的悠长追思与沉湎；是在对民族历史的沉积层一层层地下探打开之后，一个神秘奇幻的绚烂星空。这也正是我们在吉狄马加诗作中看到的景象，在他一直持续的“大凉山叙事”，以及来自青海高原上的《嘉那嘛呢石上的星空》等一系列诗作中，始终闪烁着万物之上的神性，对于心灵启示的星光。而在这一书写的遥远前方，则是他所听到的“荷马神一样的说唱”（见《高贵的文学依然存在人间——在2016年“欧洲诗歌与艺术荷马奖”》颁奖仪式上的致辞）。
　　毫无疑问，我们并非要否认现代文明带给世界的物质成果，但它同时又是一把双刃剑，全球范围内正在遭受的大气污染、工业垃圾荼毒、资源攫取中对于大自然的毁坏等等，无不与此相关；而在我们共同拥有的这个世界，战争、仇恨、隔阂、不公、强势文明对于弱势文明的剥夺……这种历史性的宿疾一直在续演，而在世界事务中缺少话语权的发展中国家——亦即弱势族群，则是种种灾难与不公的承受者。
　　“要么我谁也不是，要么我就是一个民族”，当吉狄马加借用圣卢西亚诗人沃尔科特的话这样表达自己心志的时候，他几乎是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了为弱势族群发声的道义。他的写作，也由此进入一个新的节点，并凸现为两大主题。
　　其一是大量的国际题材诗歌的写作，诸如献给南非黑人领袖纳尔逊·曼德拉的《回望二十世纪》《我们的父亲》，以及《悼胡安·赫尔曼》《犹太人的墓地》等等，这是一个长长的诗歌系列。而贯穿在这其中的，正是针对这个世界仇恨、不公的宿疾，对于民族平等，人类文化多元共存、以及和平、公正、正义的人类生存秩序的呼唤。
　　另一个主题，便是基于大凉山彝人之于大自然崇奉与敬畏的古老价值准则中，对于现代资本绑架下之于大自然的疯狂掠夺和荼毒，所发出的劝诫与警告。这一主题，在他为2007年第一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所写的《青海湖诗歌宣言》，及其诸如《我，雪豹》《裂开的星球》等一系列中长型的诗歌中，都有着发聋振聩的表达。
　　而这两大主题，正是当代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和困境，并且日益突出和严峻。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在现代科技文明中似乎无所不能的现代人，变得越来越茫然，越来越不自信。于此，吉狄马加诗歌中寻求神性启示的声音，就显得愈发重要。正如敏感的葡萄牙诗人努诺·朱迪斯，对于吉狄马加诗歌这样的感受与评价：“吉狄马加所呈现的并不是一种非理性的信仰，而是从一个失去自信的世界开始，给我们一条心灵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