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也巧，2008年9月初的一天早晨，我将韩素音系列自传第二部《凋谢的花朵》译稿电邮给出版社，当天晚上便从刚自欧洲回国的好友沈大力教授处得到消息，8月29日，瑞士瓦莱州州政府在其圣彼埃尔·德·克拉日镇为国际著名作家韩素音举行了隆重的胸像揭幕仪式。
　　15年前，我曾应邀访问过圣彼埃尔·德·克拉日镇这个规模不大名气却不小的文化村。它住户不足200，居民仅600多人，却有其独特的、令人敬重的文化品味和追求。街巷里书香飘逸，开办有“野罂粟”、“艺园”、“淘书人”等20余家书店。在欧洲，有22个图书村交相辉映；在瑞士，这是一枝独秀。该村每年举办一次为期三天的图书节，每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举办一次独具特色的书市，四方来宾可到此寻访初版、绝版、孤本书籍。把韩素音胸像安放在这样一个恬静幽美、远离尘嚣、文化气息氤氲的村落，本身就诗意盎然。
　　瓦莱州教育和文化部长克洛德·罗科在韩素音胸像揭幕仪式上致词。他赞誉韩素音是“了解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主要入门”，说瓦莱州给韩素音以特殊荣誉，正是“强调书籍是构成与他人深度会合的机缘”。年逾九旬的韩素音由女儿周惠音和瑞士儿童园地基金会会长玛丽·琼 · 露叶等众多亲朋好友陪同出席。
　　沈大力教授的消息再一次把尘封的往事带进了我的脑海。
　　对韩素音这位国际知名作家，我早有所闻，且心仪已久。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是打倒“四人帮”之后不久。我当时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欧洲部工作，友协会长王炳南宴请远道来访的韩素音女士，出席作陪的有廖承志、熊向晖、丁雪松等韩素音的故旧知交。我当时还年轻，作为翻译叨陪末座，颇觉幸运。惜乎年代久远，席间谈话内容已模糊不清了，但欢快融洽的气氛依然清晰如昨。廖公是老革命高官中出名的性情中人，当时已大腹便便，但他经不住你一语我一句的“激将”，乘夫人经普椿一不留神，就偷吃了一块黄油。吃后他吐吐舌头作个鬼脸，算是向一脸无奈的夫人作了个交待。韩素音在旁笑嘻嘻地看着老友们顽童般率性的动作和起哄、逗玩。
　　1981年底，我从国外使馆工作回来后，调中国作协工作，便和韩素音女士有了工作上的正式交往，并成了好友。
　　1994年10月，轻易不出门的万里同志，以中华文学基金会名誉会长的身份，向发染银霜的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女士颁发了由会长巴金签署的“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获奖证书。我国文学、艺术、出版、新闻、外交等各界著名人士300余人到会祝贺，其中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和吴阶平，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会长黄华。还有一些在任或退居二线的大使、部长、副部长级的干部纷纷到会，大概不下一个排。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的秘书（大使衔）、印度驻华大使、尼泊尔驻华大使、比利时驻华大使等也到会祝贺。
　　在为数众多的贺信、贺电中，有一封贺信格外引人注意，那是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的贺信。贺信写得十分亲切，称韩素音女士是莫尼克皇后的“姐妹”，认为她的“作品不但跻身于当代世界伟大作品之列，而且将永远为后人所赞赏”。
　　西哈努克亲王高度评价韩素音作为杰出作家的作用，认为她“所描写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她的人民、她的党、她的领导人、她的革命、她的斗争以及她在国内国外如此辉煌的作用，对于忠实可靠、英勇无畏地记述中国在世界人民、世界各民族和世界各国的历史范围内的作用，做出了无法估量的、无可比拟的贡献。”
　　西哈努克亲王从世界和人类历史进程这样一个角度来评价韩素音的历史性贡献，体现了一位政治家本色。那时，韩素音已出版36部著作，可谓著作等身，其中多数用英语写成出版，少数用法语撰写出版，被译成世界各国17种文字。她的自传体小说《伤残的树》《凋谢的花朵》《无鸟的夏天》《吾宅双门》及《再生凤凰》等五部，既独立成篇又前后连贯，无须互相参考也不影响阅读。作者从自己的祖父写起，写父亲，写家庭，写自己，时间跨度几乎一个世纪，从一个侧面艺术地折射出艰难曲折的现当代中国历史进程。韩素音还以深邃的历史眼光，撰写了讴歌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两本书：《赤潮》和《风满楼》。《1898-1998：周恩来与他的世纪》（外文版名为《长子》），则是韩素音耗费六年心血写成的一部力作，已用中、英、法文在世界各地出版。周恩来是对韩素音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伟人。韩素音在该书的中文版序言中说，“那是1956年，我与周恩来谈了两个小时，这次谈话改变了我的一生……”她以生动凝重的笔触，展示了这位伟人不平凡的一生。此书荣获第七届全国“金钥匙”奖一等奖，这一奖项是由全国广大读者按照自己意愿投票评选的。周恩来当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曾寓居在巴黎第十三区戈德弗瓦一家小旅馆，该处的门墙上现在有一块镌刻着周恩来浮雕像的纪念牌，供人瞻仰。这一纪念牌，是韩素音倡议并多方奔走促成镶嵌的。此外，她还著有《拉萨——开放的城市》《中国画——百花齐放》《中国在2001年》等关于中国的书。
　　除了著书出版，韩素音还在北美、西欧、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电台、电视台、大学和公众集会上，发表过两千余次关于中国问题的演讲。内容涉及中国历史、政治和社会改革、宗教、民族、计划生育、青年和妇女等问题，还有知识分子政策及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等等，范围极其广泛。她的演讲立论客观公正，内容充实，具体生动，令人信服。加拿大华人古北卿女士1977年在给笔者的来信中曾描述过韩素音在一次有400多名听众出席的演讲会上的风采：“她那么智慧，且有历史的纵深感；她在讲台上一站，形象那么吸引眼球，那么富有魅力……”笔者也曾有幸三次现场聆听她的这类演讲。1989年9月，韩素音在日内瓦大学礼堂发表演讲，我也应邀介绍中国儿童文学。事先商定，她用法语演讲（日内瓦在瑞士属法语区），我用英语演讲。为了使听众更好地了解中国，她临场一改初衷，主动替我当起翻译来。由于她精通英、法两种语言，翻译得十分出色，竟使我的演讲不断为掌声所打断。堂堂一个国际知名的大作家，为我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文学工作者作翻译，真让我有些受宠若惊，足以令我没齿难忘。
　　1993年10月中旬，我应邀观摩圣太田图书节。圣太田图书节是法国国内的一种图书节，只请法国作家参加。此次惟一例外的就是韩素音这位英籍华人女作家。图书节上所陈列的成千上万种图书中，惟有她的书是从英文翻译过去的。巴黎历史最久的斯多葛出版社，带去了韩素音的十五种图书，其中有《周恩来与他的世纪》《吾宅双门》《无鸟的夏天》《等待黎明》等。图书节秘书处为韩素音安排了一个讲座，题目是《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但韩素音感到介绍自己的作品，难免有自吹自擂之嫌，便临时改讲“中国”。慕名而来的人很多，不但150个席位座无虚席，还有许多人站着听讲。
　　1993年10月下旬，韩素音来到电影发明人吕米埃弟兄的故乡法国西奥塔市，出席西奥塔市国际儿童电影节的颁奖仪式。该电影节由瑞士儿童园地基金会主办，韩素音是该基金会名誉主席，我是该基金会评委。那天组委会在该市最豪华的海滨饭店，为行装甫卸的韩素音接风洗尘。宴席之前，韩素音就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中西文化之差异发表了演讲。为使听众便于理解，她还随身带着一张中国地图，挂在墙上，一边演讲，一边在地图上指指点点。宴会进行当中，不时有人站起来提问题，韩素音一一作答。散席时已接近午夜十二点了，但人们仍纷纷涌向设在宴会大厅门口的书摊争购韩素音的著作，并请韩素音一一签名。那天，韩素音从瑞士洛桑的寓所赶到法国西奥塔，已是下午5时许了；在旅馆安顿好后，稍事休息，便举行记者招待会，然后是演讲、宴会、签名。这位年届八旬的老人，为了介绍中国，不辞辛劳，长途奔波，其情其景，至今回忆起来仍令人感动。
　　为了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韩素音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著书立说、发表演讲。究其原因，固然因为中国是她祖辈生活的地方，她的感情寄托所在；更为重要的是，她对中国革命的意义、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有着清醒的认识。她说：“中国是我生长的地方，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研究中国历史，我感到中国人民很了不起，中国革命很了不起！”新旧对比，使韩素音对今日中国有更深切的理解，这是一般外国研究中国问题专家无法具有的优势。她生在中国，幼年和童年是在军阀混战年代度过的。她耳闻目睹了中国劳动人民的苦难。她不止一次地向我谈起，洪水袭来，灾民们爬上陷于一片汪洋之中的树梢，孤立无援，眼巴巴地等死。这一极为悲凉、凄惨的景象，依然鲜明如昨。路边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孩童，伸手向行人乞讨，那可怜巴巴的眼神，她至今记忆犹新。抗战爆发，拳拳爱国之心，驱使她毅然中断自己钟爱的医学学业，放弃不菲的遗产，从比利时回来，为祖国母亲尽一份孝心。她在抗日战争中度过了青春岁月，耳闻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对祖国大地的践踏蹂躏。
　　韩素音的作品和演说，在世界许多国家拥有为数众多的读者和知音。她的作品和演说之所以有那么大的魅力，除了中国是个举世瞩目的重大题材外，还因为她本人具有丰厚的多元文化内涵。韩素音的父亲是第一批派去比利时读铁路工程和采矿工程的留学生，后与一位比利时女子相爱结婚，韩素音是中西爱情的结晶。她1916年出生于河南信阳，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受到了中、西传统文化的双重熏陶。她非常喜欢李清照的词，50年代初，还翻译过李清照的词。她对中国文化的造诣，从此可见一斑。1935年秋，她获得奖学金赴比利时留学。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她用三年时间读完了医学预科，并直接寝馈法语文化。1942年，因其丈夫唐保黄出任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武官，她也随同前往。她入伦敦大学完成了医学学业，成了一名医生，并在伦敦行医多年，因而又接触了英美文化。后来她在马来西亚开业行医达12年之久，还在南洋大学任教，讲授亚洲文学，所以对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也有相当的了解。她写的关于马来西亚的长篇小说《餐风饮露》至今仍被认为是关于马来西亚的最佳小说。长篇小说《青山青》是以尼泊尔为背景的。应泰国公主的要求，她以泰国为背景撰写了小说《女巫》。她与西哈努克国王相识了40年，去过柬埔寨20次。以柬埔寨为背景，她创作了长篇小说《八面玲珑》。1956年，她与印度工程师陆文星结婚，多次到印度访问和休假。以后她又在巴黎居住了一段时间，现在卜居瑞士洛桑。波澜起伏、跌宕多姿的人生际遇，再加上她敏于思、勤于学，使她熟悉许多国家的文化。难怪英国皇家医学科学院院士、美国加州大学医学院荣誉退休院长鲁迪·施密特教授在致韩素音的贺信中说，“世界上的伟大文化中，你对中国文化、英美文化、法国文化以及印度文化，造诣颇深，而且运用自如，这是我最钦佩的地方。这使你的作品具有独特的非同一般的内涵。”这便是韩素音的文化魅力所在，也印证了系统论中关于“各部相加大于和”的科学论断。
　　英国已故著名哲学家罗素在谈到韩素音的自传时说过：“我花一小时读韩素音作品所获得的对中国的认识，比我在那个国家住上一年还要多。”这段话代表了西方知识界对韩素音作品的认识，是对韩素音创作价值的充分肯定。就拿我这个年近古稀的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来说，在翻译《凋谢的花朵》的过程中，对书中提到的中国的有些事情也是第一次听说。《凋谢的花朵》是五卷本韩素音自传中的第二本，写她12——22岁这10年间（1928-1938年）在北京、上海、北戴河等地的读书和生活经历，以及后来负笈欧洲时在布鲁塞尔、伦敦等地的学习和生活见闻。作为一个欧亚混血儿，她深深体会到 “这个世界紧紧依附于盛气凌人的白人世界”，她自己就曾被人咒骂为“黄色小杂种。”她进协和医学院审计室当打字员时，月薪仅35元，而一个英国人一进来就是350元。档案室的职员中国人叶先生，会打字又会当会计，工作了10年，月薪依然是35元。对欧亚混血儿和中国人受到的歧视，作者有着痛心的回忆和入木三分的刻画。旧中国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韩素音告诉我们，当时甘肃的苛捐杂税多达44项，什么水壶税、军骡税、床铺税、柴火税、麦麸税、水车税、铜锅税、猪税、麻鞋税等等，千奇百怪，不一而足。厚德福是当年北京生意最红火的餐馆，其原因之一是，军阀吴佩孚的弟弟不要吴佩孚的照顾、提携，宁可自食其力当跑堂。餐馆的顾客“食翁之意不在菜”，而是想多看一眼这位跑堂。书中还提到北京当年有一种水果叫榅桲。榅桲究竟是什么水果，我遍查手头的辞典，难得其要；询问一些博学多识的老北京，也语焉不详。后来偶尔读到一篇文章，才知榅桲“质似山楂”，而“香美过之”，陕西洛渭之间多有种植。昔日北京菜馆里还有榅桲白菜心这道菜，现在这道菜改用山楂了。
　　在论述中国社会状况时，作者除了对中国政治黑暗、社会腐败、经济凋敝 、民不聊生有着入木三分的刻画，有些地方是不为常人所知或注意的。一是比利时驻沪领事赫斯让作者下基层了解民情时说的一句话，“你会看到中国人对自己的同胞比欧洲人对中国人还要坏” 。晚清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看到，西方国家对外实施侵略、掠夺，但对自己国民是有“仁义”的，而我们就不把自己人当人。所以，“我自横刀向天笑”，为救国变法宁愿血洒菜市口也不出国逃生的谭嗣同，认为皇上把子民看得不如“弄具”，“华人不自为之，其祸可胜方哉”！由此他呼吁中国人民站起来实现政治现代化。男儿当自强！中国要被人重视，首先要自强。另一处是韩素音借用在协和医学院工作的人类学家泰亚尔·德夏尔丹1931年所说的话，“中国人即使没有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能力，但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意识还是有的。”这一事实，并不是人所皆知的。现代化理论的代表社会学家帕森斯认为，现代化是美国首先提出的，殊不知中国在二三十年代就已经把西化和现代化联系起来探讨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申报》就曾围绕着现代化问题展开过精彩的讨论，而美国直到50年代后期才提出现代化的观点。
　　韩素音的写作手法匠心独具。在书中描述了蒋介石问鼎权力的过程、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二万五千里长征、日本惨无人道的侵略、“一二·九”运动、德国法西斯的兴起以及西欧人民反法西斯侵略的集会和演讲活动。这些重大政治事件的描述，容易失之于干巴巴的交待而索然无味，而作者在叙说个人的经历中表现出对历史和重大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秉笔直书，举重若轻，真实可信。譬如，韩素音父亲及其好友们当初是憎恨共产主义的，但他们对朱德、毛泽东有好感，因为朱德是四川人，是他们的同乡，毛泽东是湖南人，湖南和四川是近邻；他们认为蒋介石不能打败朱德、毛泽东，是因为四川、湖南人都喜欢吃辣椒。又如，作者青涩初恋的情人竟然是一位德国纳粹党徒。再如，作者闺中密友的丈夫是个德国人，以经商作掩护贩卖毒品，而毒品来自日本人在华北各地开办的毒品加工厂。揭露、批判日本侵略中国罪恶的文艺作品，不可不谓不多，但涉及毒品的却少而又少。好象唯一例外是老舍先生。他在其名著《茶馆》中有一句绘声绘色的精彩台词：“大英帝国的香烟，日本的白面，两大强国伺候我一人，福气不小吧？”
　　韩素音对这段历史的描述，奉献了不少鲜活的细节，和不为常人所道的观点，使得干枯的历史有了温度和情感色彩，无疑为历史增加了深度和厚度。
　　1952年，韩素音用英文写就的自传体小说《瑰宝》（A Many Splendoured Thing）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奠定了她在国际文坛上的地位。当时英国驻香港总督马尔克姆·麦克唐纳亲自作序：“对于当代亚洲和东西方关系中的那些极为重要的问题，我还没看到有哪一本书比韩素音的这本书表现出更为深邃的洞察力……” 1955年，美国20世纪福克斯公司把《瑰宝》搬上银幕，译名《生死恋》（Love Is A Many Splendoured Thing），次年获得了三项奥斯卡奖。2007年4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引进、出版了在西方世界风靡了半个多世纪的《瑰宝》，使这部用英文写就的、书写中国的经典小说终于回归了祖国。中译本不但销量不菲，且不断有大家评论文章见报，故文景公司颇受鼓舞，邀约包括笔者在内的译者重新翻译其自传。
　　名著出新译，瑞士立雕像，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我想塑像的基座上镌刻着韩素音表达自己终身志向的警句“吾欲在书中引入普世的人性”，正是解开两者之间联系的钥匙。人的宝贵和尊严，是人文主义的核心。当然，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韩素音的作品中的某些论断今天看来并不一定都妥当恰切，但小疵难掩大醇，其字里行间所显示的普世的人性，是她作品具有恒久生命力的原因。
　　1984年，时任上海《文学报》社长的老作家杜宣，打长途电话给我，说三年前韩素音在复旦大学作过一次演讲，涉及文学与科学以及信息革命的关系，要我趁韩素音这次回来，去采访她一下。那时，国门刚刚打开，我们对外面的世界了解太少太少，所以韩素音从海外来访，许多单位都请她作报告，谈一些国外的见闻。当时，著名记者赵浩生先生的文章和韩素音的内部报告，给闭塞的国人带来春风般的新鲜气息。杜宣同志所说文学与科学的关系，我早有所闻，听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同志，指示有关方面要重视韩素音的这一观点。那次我对她的采访中，她强调，中国作家要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更多地了解科学的发展，懂得一点科学知识。”她的论述，对作家而言，颇有“功夫在诗外”的意味；而对我们这个民族而言，又是针对性很强的有感而发，因为我们传统文化历来重伦理、轻科技，且经过十年“文革”的污染，意识形态化的思维尚未完全退去。时隔20余年，这一席话对实施科教兴国的今天依然不无启迪。
　　1997年之前，韩素音每年来中国一两次，了解中国方方面面的进展，同亲朋好友交换意见，同时也关心、支持中国的进步和发展。自1997年后，因健康原因，不能远行，她没能再回国，但一直在关注着中国的情况。
　　那时她每次来京，我们都要见面。她发起和全额资助的“彩虹翻译奖”，由我协助冯亦代先生主持评奖工作，所以我要陪冯先生去与她沟通和交换意见。期间她也愿同我们交换一些对时局的看法，时有新见和卓识闪现于言谈之间。记得前苏联刚解体时，她断言：“老金，苏联解体，不是简单的几个加盟共和国分裂出去，而是会有更小的分化。”她当时用的词是英文“tribalizalion”,我苦思至今也找不到合适的译词，权且用“更小的分化”聊备一说。时光不觉已过去将近20年，前几年的车臣问题，最近的南奥塞梯问题频频引起全球关注，证明了她的先见之明。除了“彩虹翻译奖”外，她还设立了韩素音中国西方科学交流基金会，韩素音青年翻译奖，韩素音、陆文星中印友谊奖等。
　　一如许多大作家，韩素音的真名周光瑚鲜为人知。她之所以要取这个笔名，许多人怕也不甚了然。“韩”为“汉”的谐音，她是要尽自己微薄之力在世界上喊出“中国之音”。名标其志，数十年来，她不改初衷，身体力行，无愧于这一笔名。
　　中国是韩素音根之所系，可谓“孤舟一系故园心”。 
 
　　注：（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协原书记处书记、韩素音第二本自传《凋谢的花朵》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