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的2007年，包括了芒克、潘洗尘、树才在内的十多位诗人在一次诗歌活动中，联合发布了一个《天问诗歌公约》。这个旨在倡导诗人自律的公约共八条，除了诸如“每个诗人都应该维护诗歌的尊严”这类大问题，最后一条的问题比较小，给人印象却特别深刻，“诗人是自然之子，一个诗人必须认识24种以上的植物……”
　　这似乎有点搞笑，但却基于一个真实的前提——我们对于植物知识的普遍性缺乏。所以在倡导者的心目中，24种植物，可能已是许多诗人认识的上限。然而事情总会出人意料，2022年，新疆诗人张映姝出版了一部专门以植物为题材的诗集《草木有言》，其中的每一首都以一种植物冠名，涉及的植物170多种，加上作者2018年出版的同一性质的《西域花事》，两部诗集涉及的植物总数，竟达到了270多种。
　　在我的感觉中，当今诗坛热衷的许多问题，其实都是老生常谈、不言自明的老问题，因此也就不是问题；而另外的一些新问题，则由于我们缺乏对它的发现与认识，反而被忽略。比如张映姝之于植物这种高密度、持续性的书写，显然已经构成了一个现象性的问题：一位诗人缘何会致力于这一题材的书写；何以会获得如此丰富的植物知识；在诗歌中，这些植物与作者的心灵呈现着什么样的关系；进一步地说，植物与人类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隐秘信息联系？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耕民族，我们之于植物知识的把握本该是先天性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在中国的文学典籍中，除了《诗经》中关于植物的丰富书写，到了此后的唐诗宋词时代，这类书写却奇怪地归于贫乏。我们熟知的许多诗歌名句，诸如“离离原上草”“花重锦官城”“云想衣裳花想容”等等，无一不是以笼统的草、笼统的花来指称，极少见到这些花与草的具体名目与性灵。
　　就此留下了特殊一笔的，是在1958年，诗人郭沫若为响应文艺领域“百花齐放”的倡导，书写了一部以100种花卉为题材的《百花齐放》。我在十多年之后得到这部诗集并保留至今，重点却不在那些诗，而是一位名叫刘岘的木刻家，为每一种花卉所作的木刻配图。它让大量我不曾见过的，见过却不知其名称的花卉，成了我的花卉教科书。以我自己的感受推测，我们所有的人大概都喜爱花卉，但关于它的知识却少得可怜。郭沫若这方面的知识肯定要超出常人，但似乎并未达到认识百花的地步。对此，诗集的后记中即有说明：在写作中，很多朋友帮了我的忙，有的借书画给我，有的送我花的标本或种子，“我还到天坛、中山公园、北海公园，北京卖花的地方都请教过。”也就是说，这是为完成写作任务，一次突击性的花卉知识补课。
　　当然，现今诗人们书写花卉草木的诗歌已并不罕见，但像张映姝这种自发性的，在若干年的时间长度中专注于这一书写，并形成一种纵深诗歌谱系的，无论怎么看，都算得上当今诗坛仅此一人的个案。那么，这背后的逻辑动力和缘由又是什么？
　　对此我们首先会想到一个客观因素，这就是在占国土面积约六分之一的新疆，它广袤的戈壁草原和森林山地，生长着4000余种的野生植物。那种在当令时节所显现的，植物与花朵海洋般的生态场域，无疑会引发置身其中者的心灵沉浸。但这只是一个公共性的前提，接下来一个关键性的个人因素，我们从诗集中可以感受到，便是其心灵中对应的因子被诱发、激活后，对于花卉草木的深层情感体认。对此她在《幸福树》中有一个重要的表达，这就是相互唤起、彼此呼应的“姐妹之心”。她在一株植物身上体认到的，这种姐妹之心的交融与传递，应该正是人与植物之间最本质的关系。因此，她又把自己称之为“一个虔诚的植物信徒”（《白玉兰——给XF》），甚至会对一株陌生的植物，“一连三天/我天天来看它”（《鲜黄小檗——致LR》）。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热爱当然也会成瘾。在这部诗集中，她书写了新疆范围内山林野地的植物，喀拉峻、那拉提草原的植物，公共园林栽种的和她自己养植的植物，并且进一步扩展至北京、成都、广州、深圳的植物。“我爱诚实，爱慢慢到来的幸福/爱一朵花联结的/对某个人某些人的追怀/爱一朵花与一座城的地理血缘”（《射干——给自己》），这也就是说，但凡是进入她笔底的植物，都不是即兴式的书写，都与她和一方地域的地理血缘、她的亲人朋友、以及人生经历和心灵事件相关。而打开一片地域、一种心事的正确方式，就是打开由某一植物所潜含的信息密码。因为建立在这一意义上的任何一种植物，都与一方地域的气象物候、人文风土相关，也与相应的情感承载有关。就此而言，她对于植物的情感体认，又深化为某种程度上的哲学文化体认。比如《骆驼蓬》一类的诗作。
……
荒野浩大，雨就要落下来
天低，地平。亘古的神秘
平铺过来。我们走向那儿
顺应魔力的牵引。当盛开的
骆驼蓬，像星火点燃荒原
我们的人类之心再次臣服
此刻，荒原属于骆驼蓬，
白色的繁花属于种子
我们一无所有，又拥有
整个世界。我们从天地间走出
像人类的第一支，走入历史

　　从基调上说，这是作者笔下较少出现的一种诗篇，又是一首与新疆的广阔荒原相匹配的诗篇。由骆驼蓬这一植物密码带出的整个空间的坚硬、冷峻，它在作者心灵中唤起的，类似于“荒原第一犁”的开发史，以及创世纪的历史感与磅礴感，可视作伏藏在作者心灵世界一种大地性的底色。
　　与此相近的，还有《海棠》一类的作品，这是一首以新疆博乐地区标志性的花木海棠，映带出丝绸之路上由“孛罗”而至“博乐”，这座历史名城大时空中的诗作，

如云的海棠，盛开丝路
西府海棠，垂丝海棠，贴梗海棠，木瓜海棠
如海的海棠，盛开丝路
北美海棠，高酸海棠，红叶海棠
古今与中西，丝路视野
绽放了一朵朵海棠的甜蜜中心

　　与《骆驼蓬》一诗冷峻简净的笔调相反，这首诗作融古今于一体的辽阔，意象组织中铺排性的澎湃与张扬，既使海棠花盛开如云霞的壮观景象，也使作者为之怒放的心象，跃然如在眼前。显然，这就是一种植物和相应的地理血缘，之于一位诗人的关系。她经由这一植物打开了一方地域，她自己同时也被打开。使之在通常控制性的叙事基调之外，呈现出心灵与笔触的强劲绽放。
　　纵观这部诗集中的植物书写，基本上是以指涉人生世事为主，但与通常的写作不同，她的指涉方式，大都是以对某一植物的花语体认为路径。诗集中有一首题名为《繁缕——仿米沃什》的诗，诗作将米沃什“多美好的一天啊”，转换为她自己“如此平静的一天”，书写一场瑞雪之后自己心灵的安静，“树下仍有雪，这并不使我着急/我的体内，有雪的寒凉与甘甜/当我低头，看见一丛嫩绿的繁缕/吐出一朵朵洁白的花语”，这种节制性的书写，及与繁缕这种素洁性状相呼应的安静，体现了作者一种基本的心灵表情。而最后一句中这个“洁白的花语”，则隐含着一个文化密码：在基督教文化中，繁缕被赋予了圣者的寓意。对此作者应该比常人更清楚。而从常规的思路来说，这类特定的花语体系，应该是花卉书写一个重要的抒发凭借，借此表达一下自己的学问，似乎也顺理成章。但作者在这里却引而不发，她所传递的，并不是繁缕的规定性花语，而是特定情景中自己的直觉性感受与体认。
　　事实上，这部诗集涉及的相关植物花卉，都是作者自己的花语赋义，都是作者把自己对于人生世事温暖的、寒冷的、纠结的复杂感受，压缩在相应的植物花卉中，以相互间心灵性的对应、乃至灵魂性的对映，赋予其具体的花语语义编码，然后以平静的、沉湎性的语调说出。
　　阅读这部诗集，你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这其中的许多诗作，都涉及某个具体的人，也就是作者所说的“对某个人某些人的追怀”。在那些带有副标题的诗作中，这某些人的大部分人称指代都很明确，诸如反复写给父亲、写给姐姐、写给儿子的，以及写给“阿依努尔及支教姐妹”的；有的则不太明确，诸如以XY这类英文字母指代的一长串个人；而许多没有副标题，也就是似是无指称的诗作，其中同样存在着一个人。依据对于女性诗歌通常的阅读经验，我们自然会将其视作有关异性的故事书写，但仔细阅读之后你会发现，这其中的绝大部分作品，所指向的仍是女性。从理论上讲，女性诗人书写女性世界，本应是理所当然，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因为一般而言，一首诗歌的情感起点，大都始之于非常的感受，而这样的感受，总是发生在异性之间；出现在同性之间的，一般都是寻常之事。由此再进一步地说，我们通常的诗歌写作，大体上有两种路数，一种是写非常之事，进而是写大事，写天下，写给某种潜在的诗歌标准；另一种，便是写寻常之事，写寻常之事中的特殊人生意味。但即便如此，女性诗人书写女性友情的诗作，除了历史上萨福那种女性伊甸园式的书写，仍然并不多见。这其中的原因，大约便是上帝为人类安排的同性相斥，这一先天性的心理机制使然。
　　我们不能断定，张映姝之能逾越这一屏障，完全就是草木之心化育的结果，但无疑又与此相关。它浸润并拓展了一个人的心灵涵容，优化了人与世界的关系，使之获得了面对世界时，广阔的心理接纳能力和丰富的心灵活力。诸如《锦带花——给HY》，就是写给诸多女性友人的诗作之一，诗作记叙了两人邂逅时的情景：“我们又一次相聚/两个十八岁儿子的母亲/像十八岁的少女，用欣赏的目光/倾诉儿子的种种，甚至天大的忧虑”，由于是许久未见的偶遇，所以彼此问了很多，说了很久，然后就是去看作者所谈及的那些植物（可见这已成了作者本能性的话题），“就在这儿，几株玫红花仍在开放/告诉你，它就是锦带花/花期长达半年。我默默念叨/它的花语：前程似锦，美丽，绚烂”。随之，又对这一花语的两个义项做了“瓜分”：“第一个，光照于儿子们”，也就是把“前程似锦”，派给了小的们；“第二个，降临于我们”，亦即把“美丽绚烂”，留给了自己。这样的心理，应该就是常言所说的那种——想得美！说成净想好事也行。然而，它不但真实，且那种天真、有趣的心态也被表达得惟妙惟肖。可以想象，女性之间原本就有这样的日常友谊，同样也有关于儿子以及自己之类的共同话题，但能够意识到它之于诗歌的意味，并富有意味地把它呈现出来，却需要对日常事象非同寻常的感受力，以及处理、提炼能力。就此而言，张映姝正是通过这样的花语纽带，打开了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却又被视若无睹的题材领域，扩展了诗歌之于日常生活的表现空间。
　　在通常的诗歌写作中，我们一般都会遵从于一种正确的表达、庄重的表达，这种合乎诗歌腔调的表达，这当然没有问题。但就我的阅读而言，出现在一首诗作中那种偏离性的、心念一闪的事象，往往会给人以更深刻的感受，因为它正是被庄重叙事过滤掉的，那种最富心灵活力和意趣的部分。上述的《锦带花——给HY》便大致如此。再比如《香茶藨》一诗中，“我盯着一朵黄色的花筒/念头的这一丝游动/只差一步，我就能跨出/自己的身体，成为一朵花”，这种极为微妙的，一刹那的心灵放纵。而《龙吐珠花——写给儿子》一诗，则传递了更丰富的信息。诗中记写了作者看望生活在南方的儿子，母子在一次室外漫步时，儿子竟一眼就叫对了这株花的名字，这让作者感到意外的欣喜，“我的孩子，愿你有博物之心”，“愿你每天/都能如此虚度一小时，或者半小时/二十分钟、十分钟。不能再少了”，去“观察一株植物，或者不起眼的野花”，“这样的人生，妈妈喜欢你这样过”。这样的表达距离正确也算大差不差，只是略微让人忍俊不禁——老娘已把自己之于植物的热爱，转换成了对于儿子家教；并在时间的虚度量上，如同在内心拨拉着算盘珠子般的，自己与自己的讨价还价。
　　正是这种人与世界关系的优化和富于活力的心灵表达，这部《草木有言》又让我想到了一个延伸性的话题：我们虽然是一个传统的农耕民族，但我们的文化却并不看重，也一直缺乏植物学、博物学的教育。现如今，我们的心境不但时常会为各种垃圾情绪所堵塞，甚至还不时会产生自己并不是生息在大地上，而是飘浮在大地上的孤离感，这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植物学教育的缺失，则是一个隐蔽性的重要原因。而人与植物关系的建立，就是人与大地关系的建立。我们对于植物的认识越充分，相对于大地的认识和交流就越深入，由此获得的信息就越丰富，我们的心灵就越细腻，洞察力就越敏锐，人与世界的协调能力也就越强。是的，这就是植物与人类之间的深层信息联系。
　　另外一个话题也必须提及，比之古代乃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现如今持续引进和本土培育的植物花卉品种，已在原有基础上无数倍地增长。前边已经说了，诗人是自然之子，那么面对如此丰富斑斓的自然世界，就理当由诗人对此作出表达。然而我们识花的本事虽然也长了一二，但进入早春时节，却仍然连迎春与连翘都分辨不清。就此而言，这部《草木有言》的出现，也算是为诗人们长了些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