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姬卡是我们意大利之行的全程陪同。
　　她年方28岁，中等个儿。一双蓝蓝的大眼睛流露出无限的热情。长长的秀发，飘落于双肩之上。她毕业于巴勒莫大学英语系，后来去德国攻读戏剧一年，在英国一所大学执教四年，现在在巴勒莫大学戏剧系任讲师。
　　虽然安娜尚未涉足过中国的土地，却已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9岁那年，一年一度的狂欢节到来时，如同千千万万儿童一样，小安娜吵着要买新衣服。勤俭持家的妈妈不同意。爸爸回来了，看到爱女涕流满面，便动了心，带她去买新衣服。服装店里只剩下两套童装，没想到小安娜随意一点的那一套是中国衣服。黄色的上衣、绿色的裤子，还有一顶漂亮的帽子。她穿着这套中国服装尽情地狂欢了一阵。从此她便开始向往这个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古国，而且将这套衣服珍藏至今。一年之后，在巴勒莫的一个博览会上，一座宫殿的模型使小安娜注视良久。那是意大利历史上菲尔蒂南多皇帝赠给宠妃的一座中国宫殿的模型。睹物生情，小安娜便立下了不到中国“非好汉”的誓言。她在英国教书期间有了初恋，那是一位来自香港的中国青年。她感到向遥远的中国靠近了一大步，满以为有朝一日可以随同夫君游览神州大地，不幸的是，无情的车祸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她委实悲伤了一阵，但初衷未改，一定要到中国去。
　　正因为她有无法解开的中国“情结”，蒙德罗国际文学奖评委纳累塔·提特斯库教授推荐她来陪同我们游览意大利，以便为她即将实现的中国之行做点准备。一路上，她一有机会便向我们学习汉语。“水”、“您好”、“吃饭”……，她从一些简单的日常用语学起，工工整整地记在笔记本上，边上还用意大利字母注上发音。一个多月之后，她如愿以偿，偕同朋友风尘仆仆来到北京，专门考察中国戏剧。她还参观了北京戏曲学校、中国戏曲发展史陈列室、观看了梨园京戏、采访了演员……，购买了不少图书资料，壮志满怀地准备著书立说，向意大利人民介绍中国的国粹艺术。
　　我们在意大利还见到了一个怀有中国“情结”的安娜，她的全名是安娜·布雅蒂。
　　安娜·布雅蒂，个儿适中，体态丰满，一头棕色的头发，一双深邃智慧的眼睛。已过知天命之年，她仍然孑然一身，但她生活得那么充裕、愉快，因为她钟情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她开始对中国发生兴趣是1956年，她在罗马大学攻读意大利文学和欧洲文学时，选修了汉语。当时，她为中国古代灿烂辉煌的文化所倾倒，更为这个文明古国获得新生之后取得的长足进步而赞叹不已，便决心在欧洲文化同中国文化之间架起一道彩虹。 “如果不是人民中国，而仍然是国民党中国，我就不会去研究她了！” 一腔肺腑之言，铿锵有力，字字掷地有声。1957年，新中国第一次派出了5名青年学生，赴罗马大学学习意大利语。安娜便同这5名新中国的使者结成了互教互学小组，她教中国学生意大利文，中国学生教她汉语。从此，她成了中国人民的朋友。世局如棋，风云变幻，但她对中国人民的真挚友好的感情一以贯之、始终如一。在她的中国朋友中，还有艾青、刘白羽、周而复、戈宝权等一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意大利百科全书中“中国”这一条目是由她撰写的；意大利中学生使用的《今日中国》教材也出自她的手笔。她十分崇敬鲁迅先生，认为“鲁迅先生是一位巨人，但在感情上同我那么接近，并无遥远之感。这位巨人所表达的东西，我能真正理解。”难怪她编选和翻译了《鲁迅诗歌和诗论》，共收鲁迅先生的诗歌63首，诗论和书信9篇。意大利评论界高度评价此书，认为填补了意大利和西方鲁迅研究的一个重要但又被忽视的空白。”她还编选和翻译了收有鲁迅先生四十篇杂文的《文学与出汗》。
　　我认识安娜·布雅蒂是在1985年5月。那年我单枪匹马去圣马力诺开会，途经罗马。行装甫 卸，我驻意大利使馆文化处的同志来看望我，说昨晚看中国电影《快乐的单身汉》，碰到意大利汉学家安娜·布雅蒂。她早就听说有一个中国人要来，怕你人生地不熟，主动表示要陪你游览罗马，甚至要陪你去圣马力诺。我简直受宠若惊，因为这位安娜女士，且不用说我素不相识，就是连她的名字我也未曾听见过。怎么好意思打扰她呢？但盛情难却，只好接受一半，请她陪我在罗马游览，去圣马力诺只好却之不恭了。她带我去了科洛西姆大斗兽场、少女喷泉、古罗马遗址、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等地方，倾其所知，一一作了详情的介绍，还同我讨论文学和共同的忘年之交艾青。这便是我同安娜之间一段难忘的友情。
　　此次我一到罗马，第一件事便是打电话给她，问她什么时候有空。不巧，她要出差去国外，我们要去西西里，时间总是凑不到一块儿去。所以只能在意大利逗留期间的最后一个夜晚去看她。夜色已浓，路灯暗淡，加上我对罗马的街道不熟，一开始我就领着刘文玉、陈国凯和俞天白三员文坛大将走错了街口，但内心已经开始发毛：要是找不到怎么办？正在此时， “金！” 一阵惊喜的清脆的呼叫声飘逸而来。循声望去，她从街口迎了过来。原来，她的房子正在修理，门外搭着脚手架，她怕我找不到，便先来街口等候了。说实在的，脚手架把她的房子遮得严严实实的，只剩下一个门洞，要不是她出来等候，恐怕真的找不着了。
　　她的客厅完全中国化了。墙上挂着中国字画，玻璃柜里陈列着中国古玩和工艺品。她曾自豪的说： “这里是中国的一块土、一棵草。” 大家落座之后，照例先是一阵寒暄，然后是谈论她这几年翻译介绍中国文学的情况。1985年我见到她时，刚开始翻译郭沫若的《女神》，现已出版了。她说，在西方，唯独她将《女神》全诗译了出来。她还编选翻译了《美丽善良的狐狸》，收有四则故事：唐宋传奇中沈既济著的《任氏传》，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一则故事，明代凌蒙初著的《二刻拍案惊奇》中的《赠芝麻识破假形，撷草药巧谐真偶》以及袁枚《子不语全集》中的《喀雄》。此书一出，立即成了抢手货，3个月内出版了10000册销售一空，不得不再版。我们问她编译此书的目的时，她解释说，中国妇女在封建社会里备受歧视和压迫，有能力而无所作为，什么都干不了，而狐狸却什么都能，无所不为。她所选的狐狸，既有菩萨心肠，又妩媚动人。接着，她从隔壁书房里找来一本《二刻拍案惊奇》，翻到第二十九卷，指着下面一段文字给我们看：“天地间之物，惟狐最灵，善能变幻，故名狐魅。北方最多，宋时有‘无狐不成村’之说。又性极好淫，其涎染着人，无不迷惑，故又名‘狐媚’，比世间淫女。唐时有‘狐媚偏能惑主’之檄。然虽是个妖物，其间原有好歹，如任氏以身殉郑六，连贞节之事，也是有的。至于成就人功名，度脱人灾厄，撮合人夫妇，这样的事往往有之。莫谓妖类，便无好心。只要有缘遇得着。”可见，狐狸做的好事多着呢！她说。她还告诉我们，编译此书的思想得益于鲁迅先生。首先从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得到了启发，其次是鲁迅先生自己身体力行撰写了关于中国妇女受苦受难的作品，如《女吊》，也给了她启迪。她所选择的这些篇目，且不说外国汉学家，就是许多中国人也不一定能完全读懂呢。我当时心中暗暗地自叹弗如。心细如丝的安娜，发现我们中有人淌汗了，便急忙中止话题，找出几把纸扇给我们，还指着窗户解释：“房子在修缮，窗子不能开，开了尘土太大，真对不起！”
　　米兰的谢维拉出版社刚刚出版了安娜编选、翻译的艾青诗选，收有中国诗坛泰斗艾青的25首小诗。她解释说，限于篇幅，没有收入艾青的长诗，也为了使这本诗集长久永存，也没有收入与时代结合比较紧密的诗歌。书名借用了收入这本集子的艾青1941年写的小诗《强盗和诗人》。强盗是指她的父亲南森。二次大战期间，她的父亲是反抗法西斯的游击队队长，反动派便称她的父亲为强盗；但他自己改名为南森，因为他仰慕192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挪威北极探险家南森。诗人当然是艾青了。今年两位老人都是80周岁，她以这本诗集敬祝两位老人晚年幸福。
　　目前，她正着手翻译两本书。一本是著名京味作家邓友梅的《烟壶》。她特意从书柜里拿出一本装帧十分精美的介绍各种各样烟壶的画册，里面有数十帧五彩缤纷的烟壶照片，并配有文字说明。为了译好《烟壶》，她得先研究一番，因此专门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买了此书。另一本是俄国著名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1907年来中国旅行后写的见闻录《在古老的中国》。安娜告诉我们，阿列克谢耶夫在此书的后记中说，有一位英国学者认为，东方和西方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无法沟通、无法理解。对此，阿列克谢耶夫不以为然。这本游记便可以帮助西方人了解东方人，了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特别是中国人民。为了译好此书，安娜辗转从阿列克谢耶夫的女儿那里要了一本俄文版的《在古老的中国》，还从西德买了一本德文版的，以便翻译时对照参考。
　　告别安娜，在返回旅馆的路上，同去的刘文玉、陈国凯和俞天白同志，交口称赞安娜的才学，特别能翻译唐宋传奇，足见她汉学的功力。
　　诗人叶延滨在1987年见到安娜后写过一首诗，把她比作中国土地上的一朵花。诗的结尾写道：
　　你说你爱中国
　　我相信你爱得真诚
　　爱不需要翻译……
　　
　　           （1991年2月于云间草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