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2日至19日，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举行，来自国民党统治区与解放区的长期被分割开的两支文艺大军胜利会师了。朱德代表党中央致词，周恩来在大会上做了政治报告，毛泽东也亲临会场向与会者致意：“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再讲一声，我们欢迎你们。”(1)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确定为新中国文艺的方向。周扬在大会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中斩钉截铁地指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2)

　　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精神在诗歌界很快就得到了响应。1950年1月，有两家诗歌刊物，一家在北京，一家在上海，一北一南，同时创刊。

 

壹

 

　　在北京创刊的是《大众诗歌》，其前身是1948年8月由北京大学学生赵立生发起创办的《诗号角》。赵立生曾自述：“出版经费全部由我负责。因为家父在联合国工作，每月寄我15美元，我把它积存下来。当时北大四院有两个学生食堂，一个是小食堂，吃得较好，入伙者多为华侨和经济上宽裕的同学，一个是大食堂，俗称窝窝头膳团，以吃窝窝头为主，是一般同学的食堂。为了筹措经费，我一直在大食堂就餐。……为了坚持出版，我在后来住的北河沿北京大学三院宿舍传达室变卖了自己的呢大衣，虽然时值隆冬。总之，为了《诗号角》的出版，也算既‘节衣’，又‘缩食’了吧!”(3)在赵立生执笔的发刊词《前奏》中，有这样的话：“让我们在号音里，循着人民的道路进军。让我们在号音里，对准我们共同的目标射击。”(4)据赵立生回忆，这一刊物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出版了4期，其作者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为主体，冯至、李瑛、青勃等曾为刊物撰稿。主要内容为反映进步的学生运动，或揭露国民党的残酷迫害，或歌颂学生运动的英勇斗争，或剖析自己思想中陈旧的因袭负担，或庆贺自己的新的觉醒，或记录自己坚持走向革命的足迹。1948年11月，在出完《诗号角》第4期后，赵立生等《诗号角》成员，相继奔赴冀中解放区参加革命，《诗号角》暂时停刊。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从解放区回来的《诗号角》成员立即筹备复刊，于3月15日即出版了第5期，主要内容为欢庆解放和欢送参加南下工作团的同学们。遵照当时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规定，赵立生为《诗号角》申请登记，顺利核准为“登记新字第九号”，《诗号角》成为第一个经军管会批准出版的诗刊。北平和平解放后，著名诗人云集于此，赵立生邀请苏金伞主编《诗号角》，苏金伞又邀沙鸥同编，出版了第6期、第7期。此后苏金伞调往河南工作，由田间主编了第8期。这样《诗号角》在共和国成立后又出版了4期，发表了艾青、田间、臧克家、戴望舒、王亚平、沙鸥、袁水拍、苏金伞、吕剑、严辰、徐放、青勃、芦甸、亦门等诗人的作品。“在解放后出版的这四期中，可以明显看出当时一些诗人在创作中的困惑。苏金伞在《诗号角》第六期《编后》的一开头就说：‘不少的诗歌工作者目前正感到痛苦。原因是：一方面想面向广大工农兵，但对于工农兵的生活、思想、感情又体会不深;一方面对于自己的语言、形式等，早就发生了怀疑，于是，造成了当前一部分诗人的沉默。这种痛苦我们也正在身受。’”(5)1949年11月，《诗号角》第8期出版后，有些诗人认为《诗号角》这个刊名不够大众化，不易为工农兵所理解，于12月对刊物进行改组，成立《大众诗歌》社，由艾青、田间、臧克家、王亚平、沙鸥、晏明、马丁、赵立生等人组成编委会，王亚平和沙鸥任主编。1950年1月1日，《大众诗歌》创刊号诞生，由大众书店出版发行。“郭沫若极为兴奋，提笔挥毫，为诗刊题写了刊名。《大众诗歌》果然不同凡响，创刊号首印8000册，一抢而空，不得不在一周后再版。创刊号第一页是毛泽东的手笔‘诗言志’三个字，这是1945年为徐迟题写的，系头一次公开发表。”(6)《大众诗歌》出版后，即以大众诗歌社、诗号角社“同启”的名义刊登了一则《启事》：“前在北京出刊的‘诗号角’已合并于‘大众诗歌’，关于‘诗号角’的一切函件及投稿，请直接寄‘大众诗歌’即可。”(7)这则《启事》，清晰地表明了《诗号角》与《大众诗歌》的内在承续关系。

　　《大众诗歌》的创刊号，没有“发刊词”，而是用《大众诗歌创刊了》这篇文章阐明自己的办刊宗旨。文中鲜明表达了刊物的政治倾向：“要坚决地站在新形势、新任务底下，用诗歌的形式为广大的人民服务。中国既然在巨大的变化当中，也就不断产生着一些典型事例与高贵的品质;……这一切正是诗人应该热情歌颂的!同时，那些死灰一样的反动残余、特务和所有的国内外帮凶们，也就不能不作最后的挣扎，阴谋破坏人民的解放事业、人民的胜利成果，中国的诗人，正好用强烈的阶级意识，犀利的眼光，锐敏的感情，来暴露、讽刺、打击这些反动残余的丑态、阴谋，并指出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在如此的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下，……这就必然规定了诗人不允许再躲在自我小圈子里，要面向人民大众、走进人民大众中间，和他们一同呼吸、一同感受、一同生活、一同提高、一同前进。”与此同时，文章还提出了在新的形势下，对诗歌形式的要求：“必须使你所用的语言，表现的形式做到通俗易懂……因此，创作为人民大众喜爱的诗歌作品，就成了当前中国诗人们底严肃而神圣的任务。我们知道写一首被群众喜爱的通俗诗歌，或者说是大众化诗歌，是极其不容易办的事情。诗人们多半是知识分子出身，对工农兵大众的生活、思想、情感、语言，懂得不多，体验不够，这里就必须深入具体地认识他们，了解他们，向他们学习，懂得他们怎样用恰当的有光彩的语言表达思想、情感，进一步去提炼一番、加工一番，才能够创造出新形式、新风格。这正是本刊和广大诗歌写作者、爱好者共同努力的一个目标。”(8)

　　创刊号还特意在突出位置上发表了郭沫若的《关于诗歌的一些意见》：“诗歌应该是犀利而有效的战斗武器，对友军是号角，对敌人则是炸弹。因此，写诗歌的人，首先便得要求他有严峻的阶级意识，革命意识，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为政治服务的意识。有了这些意识才能有真挚的战斗情绪，兹而为诗歌也才能发挥武器的效果而成现实主义的作品。”(9)郭沫若还在文中谈了诗歌的形式问题：“形式可以有相对的自由，歌谣体，自由体，甚至旧诗体都可以写诗，总要意识正确，人民大众能懂。但如所谓商籁体，豆腐干式的方块体，不遵守中国的语言习惯分行分节，则根本是脱离大众的东西，是应该摒弃的。”(10)郭沫若五四时期给宗白华信中有过这样的话：“我想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之纯真的表现，生命源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生之颤动，灵的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我们人类欢乐的源泉，陶醉的美酿，慰安的天国。”“他人已成的形式是不可因袭的东西。他人已成的形式只是自己的镣铐。形式方面我主张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11)对照之后便不难发现，在新的形势下，郭沫若对诗的内容与形式的看法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创刊号上发表的《大众诗歌创刊了》和郭沫若的《关于诗歌的一些意见》大致概括了《大众诗歌》的指导思想与编辑方针，那就是坚持为现实的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用工农兵所喜爱的、能接受的形式去写诗。

　　在实际的编辑工作中，应当说《大众诗歌》是尽力按他们所说的去做了，如发表了歌颂领袖毛泽东、斯大林的诗篇，诸如《毛主席在苏联过新年》(徐迟)、《毛泽东的语言》(端木蕻良)、《毛主席，俺听了你的话》(钟铃)、《斯大林同志，你马列的光荣》(林庚)、《斯大林唱传》(沙鸥)。在为现实的政治服务方面，发表了歌颂中苏友好的作品：《中苏友好万岁》(侯唯动)、《中苏友好同盟万岁》(沙鸥)。结合政治形势，设置了“保卫和平特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特辑”“反对美帝侵略台湾朝鲜特辑”“抗美援朝特辑”等。在内容方面，则大量发表了反映工农兵生活的作品，如《李大娘分胜利果》(严辰)、《缴公粮》(柳倩)、《小铁匠》(丁力)、《煤镐尖上论英豪》(苗培时)等。为了扶植工农兵作者，还开辟了“工人诗选”“战士诗选”等。在形式方面，则发表了不少歌谣、唱词、歌曲等。

　　《大众诗歌》重视诗歌理论建设，发表了不少诗歌理论与批评文章，如《诗的民族的形式》(俞平伯)、《关于诗的一封信》(艾青)、《评〈时间开始了〉》(黄药眠)、《民谣的现实主义》(钟敬文)、《谈诗与音乐的结合问题》(放平)等。

　　另外，《大众诗歌》还辟有“诗讯”栏目，报道了1950年的诗人动态和诗歌活动，比如：“北京市文联于8月19日举行诗歌朗诵音乐演奏晚会，到会文艺工作者120余人，由市文联主席老舍，秘书长王亚平分别致词。诗歌朗诵节目有：严辰的《我们是光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人》，吕剑的《英雄碑》，王亚平的《青春的中国》，田间的《戎冠秀》，晏明的《献给金日成将军》，袁水拍译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让那伐木者醒来》(朗诵前由袁水拍报告聂鲁达生平)，沙鸥的《红茶花》，艾青的《献给斯大林》，胡风的《欢乐颂》;由苏民、方琯德、杨沙林、蓝天野、田冲、徐迟、狄辛、赵蕴如、耿震等人朗诵。”(12)像这样的短讯，真实地记载了当年诗人和朗诵家的活动，对于了解那个时代的诗歌活动和诗歌传播具有很大的价值。

 

贰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诗人们迎来了新的社会，投入新的生活，大家迫切希望改变过去‘一盘散沙’的状况，团结在一个统一的组织内，形成合力，发挥诗歌更大的作用，以有效地推动诗歌的发展，这样，7月份组建了‘上海诗歌工作者协会’(简称‘诗协’)筹备会，并开展有关工作。后因全国文联要求各地成立文学工作者协会(简称‘文协’)。而‘诗协’与‘文协’似乎成了两个并列的协会，不甚妥当。于是，‘诗协’于11月经全体会员同意，更名为‘上海诗歌工作者联谊会’筹备会，又经过近半年的筹建，于1950年4月16日，在虹口区一所小学教室，召开‘诗联’正式成立大会。到会会员80余人，选出劳辛、柳倩、吴越、沙金、吴视、张白山、任钧、屠岸、紫墟、陈伯吹、牧野等11人为常务委员，并推选劳辛任主席，柳倩任副主席。”(13)

　　1950年1月15日，《人民诗歌》于上海诞生，这是“上海诗歌工作者联谊会”筹备阶段所做的一件大事。据韦泱介绍，诗刊没有专职编辑，吴越、屠岸、沙金等都是业余为诗刊编稿，分文不取。该刊发表的诗文，由出版方给付稿费。《人民诗歌》为月刊，以半年6期为1卷，共出2卷12期。1950年第1期至第6期为第1卷，由上海诗歌工作者联谊会主编，中华书局印行。此后，在刊物发行上，“诗联”与中华书局未达成一致，导致此后刊物暂停了8个月。1951年3月1日，《人民诗歌》复刊，为第2卷第1期，刊物上标明为“上海诗歌工作者联谊会、南京诗歌工作者联谊会合编，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51年8月1日，《人民诗歌》出版第2卷第6期，这即是终刊号。(14)

　　《人民诗歌》的“创刊特大号”上没有“发刊词”，但是刊登了一份“稿约”，明确表达了办刊方向：“凡为人民服务，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的创作，并一切有关新诗理论建设的理论、批评、介绍及各地诗歌运动报道的投稿均受欢迎。尤其希望直接参加劳动的或战斗的同志踊跃投稿。”

　　“创刊特大号”在“理论与介绍”栏中，在头条位置发表了劳辛的诗论《写什么与怎样写》，可视为编辑部同仁诗歌观念的理论表述：“这是诗的时代。一切进军的命令，劳动的热忱，和土地改革运动，这些斗争性的社会活动，都充分表现着诗底内容和诗底韵律的震动。由于广大的劳动群众变成了历史命运的主人，开拓了诗人笔触的领域。过去只抒写个人身边琐事或悲欢离合的东西;今天该要歌唱群众的意志，情感与行动了。”“一个新现实主义的诗作家，他必须是一个唯物论者，是一个马恩列斯毛的学生;同时是一个英勇革命斗士。他必须在革命的斗争中，没入于群众的洪流里，熟悉他的情感和思想，以科学的见地来整理比较和分析，然后具体地表现出来。”“写什么是诗作者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问题，是创作的思想问题。它决定我们怎样写的一切方法。怎样写是表现的手法，写作的技巧;固然也是思想的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创作的方法。……我们曾接受过西洋诗的一切流派，像自然主义，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等等。现在我们的新诗歌是属于新民主主义的艺术，是属于新现实主义范畴的。我们的新诗要具有整洁，明确与朴素的因素。要忠实地反映与描写现实;但切忌流入自然主义的陷阱。要思想明朗与深刻，克服形式主义的概念化的倾向。要把握正确的主题，借着合理的想象来塑造形象，体现诗的形象思想性，以一种信念和哲学来教育群众。这是积极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的创作方法。”(15)劳辛的这些论述，相当全面地阐释了毛泽东诗学思想的主要观念。尤其是这里提出的“积极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的创作方法”，可视为1958年才正式提出的“革命现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方法的滥觞。

　　《人民诗歌》所发表的诗歌的思想内容，与北京的《大众诗歌》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大多是紧跟政治形势，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歌颂领袖，歌颂中苏友好，如《同志，请你告诉毛主席》(刘岚山)、《他向着毛主席不眨眼睛》(丁力)、《“毛主席，毛主席”外一章》(谢霞)、《献给列宁》(史卫斯)、《祝斯大林长寿》(苏金伞)、《斯大林》(张白)、《“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礼赞》(洛雨)、《让敌人憎恨这种友谊》(吴视)、《赞美顿巴斯的煤矿工人们》(吴越)、《乌克兰颂》(晓帆)等;二是歌颂新时代、新生活，如《幸福的岁月》(柳倩)、《天天过新年》(沙金)、《歌唱人民的新上海》(任钧)、《发电厂锅炉旁的诗》(海涛)、《打铁歌》(巴牧)、《小黄牛回家》(蔚文)、《地里多上粪》(陈雨门)等;三是配合政治形势与政治运动，如《地主与长工》(沙鸥)、《王大妈送子把军参》(常年)、《王豁子犁地》(陈雨门)、《交通员买公债》(任钧)等。此外还根据政治形势与中心任务设置了一些特辑或选辑，如“反轰炸”“华东农村生产救灾”“抗美援朝”“保卫世界和平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土改运动”等。

　　无论《大众诗歌》还是《人民诗歌》，都把培养与扶植工农兵作者放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在这方面，《人民诗歌》做得尤为突出。《大众诗歌》只是不定期地发表“工人诗选”与“战士诗选”，而《人民诗歌》从“创刊特大号”开始即设立了“工人诗选”“战士诗选”专栏，在屈楚所选辑的“工人诗选”(一)的前边，屈楚写了一段前言，代表了编辑部的声音：“工人阶级翻身作主人，这并不是一句空话，从文艺思潮底发展来看，每一个阶级翻身之后，必然地，他要求自己底生活，感情，人物，出现在文艺作品各种形式里。这当中，尤其是诗，她就是一面进军底号角……不同的阶级性决定不同的审美观，也许这诗会使有的‘诗人’们摇头，但我们敢说，这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新诗歌的起点。我必须重复这起点两字，因为我决不以为这些诗都很好，相反，这些诗还都是我们工人同志的试作，大部分的作者都是第一次运用诗这庄严的形式来表现自己的感情，从技术水平乃至思想性上要求都很不够，但我想没有一个真正的思想通顺的批评家会有这一种勒索的要求的。我向读者们介绍这些诗只有两个原因：第一，这是我们工人阶级的诗。第二，这是我们工人阶级在今天写出的诗啊。让我们的诗歌为了工人，而且属于工人吧!”(16)《人民诗歌》的“工人诗歌”和“战士诗歌”专栏在1950年出版的第1卷6期当中，每期都被安排在显著位置刊出。

　　与《大众诗歌》一样，《人民诗歌》也很重视诗歌理论与批评。除去“创刊特大号”上发表了劳辛的《写什么和怎样写》这篇纲领性的文章外，还陆续发表了劳辛与其他评论家的系列文章：《诗的想象短论》(劳辛)、《论诗的思想性》(劳辛)、《写朗诵诗与诗底朗诵》(紫墟)、《关于诗的分行》(史卫斯)、《诗歌杂谈》(哈华)、《音节与韵律》(许杰)。这些文章不仅涉及诗歌的思想内容，而且涉及诗歌的艺术技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难得的。

　　《人民诗歌》发表的论文还有关于外国诗人与诗歌理论的。在当时“向苏联学习”的大背景下，以俄苏诗人以及世界进步诗人的介绍与研究为主，如《人民诗人普希金》(张白山)、《略谈马雅可夫斯基与中国新诗》(劳辛)、《伟大的人民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屠岸)、《诗人巴格立次基的道路》(屠岸)等。

 

叁
 

　　《大众诗歌》和《人民诗歌》均在1950年年初创刊，都出满了两卷12期，持续的时间都不长，前者在1950年年底停刊，后者在1951年8月停刊，而且停刊都是戛然而止，没有终刊词，没有任何说明。

　　那么，导致《大众诗歌》与《人民诗歌》停刊的原因是什么呢?

　　显然，并不是这两家刊物在办刊方针上有什么重大问题，或有什么严重的政治错误。实际上，两者都是遵循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精神，向当时主流意识形态靠拢，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力求紧跟时代，强调为现实的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大众诗歌》和《人民诗歌》都是诗歌刊物，虽说有一定的竞争关系，但总的来说，它们之间的关系还是正常的，表现为两家刊物从创刊之初，就互相刊登对方的目录广告，而两家刊物的主要成员如王亚平、沙鸥、苏金伞、柳倩、冯至、黄药眠、沙金、陈雨门、任钧、屠岸等，也均在对方的刊物上发表过作品。两家刊物都刊登过一些引起批评的作品，像《大众诗歌》上发表林庚的《人民的日子》、王亚平的《愤怒的火箭》、沙鸥的《驴大夫》，引起过《文艺报》的批评。对林庚《人民的日子》的批评主要是“晦涩”，并不涉及政治。对王亚平的《愤怒的火箭》和沙鸥的《驴大夫》的批评则是到了1951年才在《文艺报》上刊登的，而当时《大众诗歌》已经停刊了。可见，对林庚《人民的日子》的批评、对王亚平的《愤怒的火箭》和沙鸥的《驴大夫》的批评，并非导致《大众诗歌》停刊的直接原因。何况，《大众诗歌》编委会曾在1950年第9期《大众诗歌》上发表《把我们的工作改进一步》一文，对办刊工作中的问题做了反思与总结，态度应当说是诚恳的。至于《人民诗歌》发表的作品，《大众诗歌》1950年第5期曾发表黄君颖的论文《诗人站在何处——读诗笔记》，对柳倩的《幸福的岁月》、任钧的《歌唱人民的新上海》《交通员买公债》、吴视的《让敌人憎恨这种友谊》提出了批评，在篇末“附记”中作者注明：“这篇短文所引的几篇诗，均见上海版的《人民诗歌》第一和第二两期”，文章的结尾还有这样的话：“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已经是无产阶级的诗人了’，这种想法会使我们更不容易改造。但我们必须改造，否则，我们的作品就不可能真正地为人民喜爱，因为你想的与人民大众想的是两回事情，各想各的，就很难在一起了，为人民服务就不容易做到了。应该更谨慎些，更小心些，不是说一发表了，责任就算终了，恰恰相反，多一个人读，就多负了一分责任。”(17)这篇文章意在提醒诗人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要加强思想改造，出发点是善意的，因而这些批评并未给诗人造成什么麻烦，也未引起《人民诗歌》发表反批评的文章。这样看来，《大众诗歌》与《人民诗歌》尽管发表过一些在当时看来有缺点的诗歌，但这并不构成停刊的理由。

　　再从两家刊物的主办者及主要作者而言，在《大众诗歌》编委会和上海诗人联谊会周围，各自聚集了一批重要诗人。《大众诗歌》编委会及其骨干成员，有的来自解放区，如艾青、田间、公木、柯仲平、王亚平、严辰、张志民等;有的是在国统区坚持写作的进步诗人，如袁水拍、臧克家、徐迟、沙鸥、力扬、邹荻帆等。这些诗人久负盛名，他们中不少人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其政治倾向是鲜明的。《人民诗歌》的主办者为上海诗人联谊会，其主要成员，“首先他们都是三四十年代从事诗歌创作的重要诗人，且具有相当的人生经历与创作经验。其次，这些诗人大多参加重要的诗歌组织，尤其是柳倩、任钧、紫墟等是中国诗歌会、中华抗敌协会主要骨干，这就决定了‘诗联’的宗旨是革命的……再次，这些‘诗联’的重要成员中不少是中共党员，建国后又在军管会文艺处等重要部门工作，如劳辛、柳倩、吴越、屠岸等，他们正是代表了新中国诗人的精神面貌，也与时代的气氛与要求相适宜。”(18)这两家诗歌刊物，一南一北，各自团结了一批诗人，《大众诗歌》偏于北京与北方地区的作者，《人民诗歌》偏于上海和南方地区的作者，却都排除了新诗史上的新月派诗人、象征派诗人、现代派诗人、中国新诗派诗人等。总的说来，两家刊物的主办者与作者队伍都是革命的、进步的诗人及工农兵业余作者，因此，身份问题也不是停刊的理由。

　　实际上，导致《大众诗歌》与《人民诗歌》停刊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两家诗刊的同人刊物性质，与共和国建立初期党要加强对新闻出版等部门的领导与掌控的要求不能相容。

　　同人刊物不同于由国家机关、党派、社会团体主办并宣传其主张的机关报刊，而是由志趣相投、主张相近的同人自愿结合，共同经营与编辑的刊物，其办刊宗旨体现了同人的主张，不依赖政府、政党或社会团体，坚持独立的立场，文责自负。历数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诗刊，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刘延陵、朱自清、俞平伯、叶绍钧创办的《诗》，徐志摩、邵洵美等编辑的《诗刊》，由中国诗歌会编辑的《新诗歌》，以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戴望舒为编委的《新诗》，到40年代由胡危舟、阳太阳、陈迩东编辑的《诗创作》，由臧克家、曹辛之、林宏、沈明、郝天航等创办的《诗创造》，由辛笛、杭约赫、陈敬容、唐祈、唐湜等编辑的《中国新诗》，无一例外，都是同人刊物。

　　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对新闻与出版工作的指导思想的主要依据是从苏联引进的一系列理论、体制与做法。列宁在1905年11月13日的《新生活报》上发表的《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一文明确指出：“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全体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写作者一定要参加到各个党组织中去。出版社和发行所、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营业所，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向党报告工作。”(19)列宁的指示，苏联的作家协会制度和报刊出版制度，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文艺工作与新闻出版事业的蓝本与依据。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随即成立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及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即中国作家协会前身)。全国文联和作协成立后，各省市的文联与作协也相继成立。这便出现了韦泱在《“诗联”，〈人民诗歌〉及其他》一文中谈到的情况：“到1951年7月，上海召开第一届文代会，成立文联，下属有文学工作者协会(简称‘文协’，设小说、散文、诗歌各组，这样，诗歌组列为文协的专门机构，上海诗人大多转入这一组织，‘诗联’便逐渐停止活动，自动解散了。”(20)这里提到了上海诗人联谊会的解散。上海诗人联谊会是《人民诗歌》的主办单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人民诗歌》停办也就顺理成章了。另外，关于《人民诗歌》停办的原因，韦泱文章中还有这样一句话：“屠岸说，当时中央对各地文化部门有整顿期刊要求，停办了不少刊物，《人民诗歌》也不能幸免。”(21)这里牵涉到共和国建立初期党和政府的有关政策。当时，百业待兴，出版界面临的问题是存在众多的私营出版社和同人刊物，这显然与要把出版事业纳入党总的事业当中这一目标相冲突，因此亟须整顿。1949年10月，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闭幕词中说：“我们的出版事业与旧的出版事业不同之点，就是无条件地为人民服务。”第一次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共和国的出版方针提了出来。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1950年9月，政务院出版总署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事业的发展问题。在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中，进一步明确地把“为人民服务”规定为出版工作的基本方针，还提出：“必须依照统筹兼顾与分工合作的方针，消灭无计划无组织的状况，实现专业化与计划化。”1951年12月21日，政务院会议通过了《管理书刊出版业印刷业发行业暂行条例》。这一切表明党和政府加强了对报刊、出版等部门的管理和控制。与此同时，由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具有机关报性质的《文艺报》，由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办的具有“国刊”身份的《人民文学》，均已于1949年创刊。在这一背景下，作为同人刊物的《大众诗歌》与《人民诗歌》显得是那么“不合时宜”，停刊也就是必然的命运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掀开了中华民族历史崭新的一页，而且对此后中国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众诗歌》与《人民诗歌》，无论其诞生环境、发育形态，还是其传达的内容、表现的手段，都打下了独特的时代印痕。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这两家刊物持续的时间是短暂的，它们各自留下的两卷12期刊物，现已成为具有重要价值的诗歌档案，从中可以看到它们既是“左翼诗歌”、国统区进步诗歌、革命根据地诗歌的承续，又是1957年诞生的《诗刊》和《星星》的先声。70多年过去了，翻阅这些纸张有些发黄的刊物，眼前似乎浮现出共和国成立初期诗人们紧跟时代，艰难行进的身影。尽管他们不断扬弃旧我，改造自我，力图把自己融入时代的洪流中，但受那个时代政治环境与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他们的作品更多的时候呈现出单一化、政治化的美学特征，其历史局限性是明显的。

　　《大众诗歌》和《人民诗歌》诞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它们为在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办好诗歌刊物做了最早的试验，它们走过的道路，它们的办刊经验与教训，为后来中央和地方的诗歌刊物所借鉴。

　　最后，还要提及的是，这两家刊物为中国作家协会1957年创办的《诗刊》，准备了一支有水平、有经验的编辑队伍。《大众诗歌》的编委会成员和主要作者，几年后成了《诗刊》的主要负责人和编委会成员，如臧克家成为《诗刊》主编，徐迟、严辰成为副主编，艾青、田间、吕剑、沙鸥、袁水拍成为编委，丁力成为编辑部主任，编辑吴视曾是上海诗歌工作者联谊会的常务委员、《人民诗歌》的重要作者。两家刊物与《诗刊》的编辑队伍人员上的重合，很自然地会在办刊方针、办刊方式上呈现出某种连续性。比如《大众诗歌》创刊号上发表了毛泽东手书的“诗言志”题词，《诗刊》创刊号上则发表了毛泽东手书的《关于诗的一封信》，这两个创刊号均形成了巨大的轰动效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不单是巧合，也是精心策划、前后呼应的一种编辑策略。

　　注释：

　　(1)毛泽东：《毛主席讲话》，《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3页，北京，新华书店，1950。

　　(2)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683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3)(5)赵立生：《我与〈诗号角〉》，《诗探索》1999年第3期。

　　(4)《前奏(发刊词)》，《诗号角》创刊号，1948年8月1日。

　　(6)张向阳：《抗日烽火中崛起的重庆青年诗群——写在诗人晏明百年之际》，《文艺报》2020年9月9日。

　　(7)《启事》，《大众诗歌》1950年第3期。

　　(8)《大众诗歌创刊了》，《大众诗歌》创刊号，1950年1月1日。

　　(9)(10)郭沫若：《关于诗歌的一些意见》，《大众诗歌》创刊号，1950年1月1日。

　　(11)郭沫若：《论诗》，《文艺论集》，第343-344页，上海，光华书局，1925。

　　(12)《大众诗歌》1950年第10期。

　　(13)(14)(18)(20)(21)韦泱：《“诗联”，〈人民诗歌〉及其他》，《新文学史料》2011年第4期。

　　(15)劳辛：《写什么与怎样写》，《人民诗歌》创刊号，1950年1月15日。

　　(16)《人民诗歌》创刊特大号，1950年1月15日。

　　(17)黄君颖：《诗人站在何处——读诗笔记》，《大众诗歌》1950年第5期。

　　(19)〔苏联〕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68-6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本文刊发于《当代作家评论》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