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来是一个气血充盈又目光锐利的诗人，他的新诗集《掠过弹孔的风声》在保持原有的劲健与凌厉的气质上，审美特质则出现了平易的急湍和清澈的深邃。他是把暴风骤雨的激情稀释成平缓的叙述，自然如流水，且非常宽阔。同时他把思想的电闪雷鸣压进水底，让诗歌的水面清晰而宁静。这都说明不论是诗艺还是境界，他都已胸有成竹拿捏妥恰。唯一不变的是他对事物始终如一的新鲜感，遇波即惊的灵感爆发力。这让他随时随事能诗会诗，且诗进思骨，思出诗味。他的诗依然保持着两个维度，一个是他用思去挖事物的根，让诗有重量和力度；一个是让诗在情与思碰撞的瞬间起飞，让诗柔化并有美感——
   
　　东来的诗中有火焰，那是他胸中的浩然正气在喷薄。它是诗中的一道光，是热流，是指引。这正好是对当下诗坛过于阴晦低矮，只为嬉皮或死磕炼金术为目的的写作的一种灸刺和纠偏。当然他不是肤浅地拔高现实，也不是不讲诗意一味地胸襟和情怀。相反，他认为那些都是鼓噪。而且他的诗不是万里无云，而是晴朗的天空中翻滚的白云，不阴沉也透亮，但能拧出水来。他希望他的诗好看但不是摆设，能洗涤人心但不淹死信心；是怀揣希望和热爱的疼痛和忧思。于是他写诗就像给这个时代和人心在灸疗，银针就是良知、道义，无处不在的同情和一点就着的爱和愤懑，以及深入骨髓的思。所有这些汇聚成诗里可贵的不屈和不忿，而且非常的汹涌和有力。比如他在组诗《十三陵》中见到神道两边文官武将的石像，想到主人生前他们就这样站着，主人变成了石头，这些大臣们任风吹雨蚀，依然硬朗地站在那里。于是诗人开始发问：“他们忠诚谁呢？/忠实于自己坚硬的心/如果，人都是铁石心肠/世界将会怎样”。诗在深度地思，质问的不仅是忠诚的真伪，还有忠诚本身——为了做到忠诚，人可以不分善恶，不辨是非，让自己的心肠变成铁石。那这样的忠诚就有害于人性，更很可能搞垮正常的世界。诗人心中的火开始点燃，继而在《玉带钩》中，诗人继续发问：“你钩烂了几代朝服和帝王的尸骨/钩得历史的尘土中只剩下你/静静地躺在那里，钩着空气”。这是对封建政治坑人的愤懑，火气开始升腾，口吻中有了讥讽。看到刑不上大夫，只上庶人的《大明律》更是火冒三丈：“哪段历史是靠法律推动的/叔侄之争有法律依据吗/灭了元朝，又被清灭/又依据哪条法律呢/大明律，一个编织不错的黄金网/只在尘埃中静静地等着蜘蛛”。诗变成了摧毁一切不仁道的烈火，最后对整个十三陵遗迹发出诘问：“留遗址何用？/为了传承什么/看完遗址的人，又去破坏别的古迹/农民回去还做农民/贪官依旧回去捞他们的钱/谁对历史负责？”
　　诗中的反思、深思成为一种怒吼，诗也因此有了肝胆，而且是侠肝义胆。侠义总是让人热血沸腾，它不仅是一种精神，还代表了行动，意味着挺身而出，奉献和牺牲。诗中有了它，就有了神采和动态，包括诗人的音容和神态。它们流淌在诗里，诗歌就有了呼啸，有了钙和钢。我欣赏东来这种不暧昧不畏葸的态度和行为，他在恢复和回归诗歌的批判伦理，对浑噩和人性中不光明咬牙切齿。尤其是这种烈火精神已经化成他的素质，并成为一种习惯，时刻让他保持敏锐性，只要非正义的现象一有风吹草动，他内心的烈火就腾地烧起来。
　　所有这些让东来的诗歌有了冲劲，诚恳又生猛，像飓风一样。说明时间和世俗的尘烟并没有磨掉诗人的赤子之刃，因而显现出儿童一样对世界好奇又毫无保留的天真神情，遇不合理的人与事立马不悦、不服和不忿，更多时候又成了路见不平一声吼的鲁提辖。诗有了火气、性情、人味，而且直接、尖锐，直逼病灶和咽喉，非常过瘾。其中的滚滚生气和活力胜过胸有成竹地锻造语不惊人死不休金句的诗人和诗。鲜蓬蓬的单纯永远比荣辱不惊的成熟更生动和令人心惊肉跳。东来阅历万水千山归来依然是少年，其中的少年气和火爆脾气让诗更有冲击力和生命力。
　　再看他是怎么写鲁迅的，在《三味书屋的坐椅》中有：“鲁迅坐过的椅子/时光打磨他留下的精神骨架/即便是谁有机会坐上去，也会被历史/掀下坐骑、摔破头颅”。为何呢？他在另一首《鲁迅的书稿》给出答案：“鲁迅之后没有鲁迅/起码没有如它一样骨头坚硬//道几声委屈，说几句真话/那不是鲁迅/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能挺直脊梁的人，才是”。与前面的《十三陵》相比，思的角度已经从政治转向了人格，因为人是群社的基本元素，只有每个人的脊梁挺拔了，民族才能雄起，思已经进入骨髓。诗的最后一句“——才是”，是对人间再无鲁迅的叹息，也是对鲁迅代表的民族脊梁精神的呼唤。林语堂曾说鲁迅与其称为文人，如号为战士。现在东来就是战士，他写诗就是在灰烬中翻找火星，并往人的骨头里浇灌钢水。同时他也与词语们战斗，将它们烧红锻打再淬火成冷静坚硬锋利精致又出人意料的武器。
　　这是东来由思入诗的方式，凝聚，再凝聚——不是去伪存真，剔肉留骨，那样太枯干了。而是连同情与理、骨与肉、表情与灵魂一起压制成铁，成储藏无限爆破力的榴弹。诗有重量和力量，但气色红润，精神饱满，有血肉，也有筋骨。这样的特质在很多篇什里非常的传神，也精彩，但由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而且他不思个人的恩怨，而是思民族的未来和命运，于是诗中的耿耿于怀就成了滚滚春雷，让人在疼痛中清醒，沉思后觉悟。诗不再是闲适之物，而有了大用，有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格局，有了当下急需的大志。
　　读东来的诗集脑子里一直盘旋一个词，那就是愤世妒俗。这是他的诗波诡云谲并感人挫心的原因。这本来是诗人写诗的根源和动力，但在习惯于躺平和事不关己便随波逐流的当下似乎有点不合时宜。因此我还犹豫东来是否不喜欢我这样评价他的诗，但是当我读到他写的《杜甫的草堂》便会心一笑，而且我要表达的都被其中这样一段所涵盖：“多想让你附体，我是诗人/但我写不出你那样悲愤的诗句/明哲保身的时代哪有杜甫/愤世嫉俗才是诗人本色”。好的诗就是这样，不是为了制造惊奇而苦心经营，而是掏心掏肺地说真话，且脱口而出。是的，中国绝大多数诗人在杜甫面前应该羞愧，但东来不用，因为他意识到了自己（其实是这个时代）的软肋，并且能写出这样的诗句，让愤世妒俗一直贯穿在整本诗集中，东来完成了自我救赎，而且时刻将杜甫作为自己的榜样，将他的精神融化在写作的实践里。以诗为证：“离开草堂，我重新配了一副眼镜/以前的眼镜太过沉重/以致压抑了我向上看的目光/使我看不清空气的浑浊/写不出清新的诗句/诗人，一旦合于世俗/诗就已经死了/死了的诗，如坟上的假花/再漂亮也只是漂亮而已”。
　　诗除了精辟、锐利、刻骨，还提供了更多的信息，那就是愤世妒俗仅仅是起点是底线，但代表了真，诗包括生命还要向上向远，也就是从俗中脱颖出来，向善向美向爱挺近。具体显现在诗里，就是智慧灵性彻悟，以及舍生取义的大拯救、大悲悯后的大意境，最终得以文本与生命互相渗透，完全诗化。这就引出下一节——同时东来也因此而成为一个将勇气与骨气，血性与人性统一于一身的诗人。
   
　　先看他在这首《春天到了，不要再谈死亡》中的两段“谁能活着说出阴冷刺骨的话/灵魂即便没有出窍/也是空空皮囊/与冤魂的枯骨一样充满戾气//让死亡远离口语吧，旅途已够悲苦/不能多呼出一点阳光吗/生命快乐，尽管死神步步紧逼/因为要死去很久，今天/我们必须灿烂地活着”。诗中常见的嫉恶如仇已稀释为对死亡情绪的谴责，对生的礼赞。我把这看做东来的生死观，尤其最后说“因为要死去很久”，除了机智调侃还暗含希望，是诗眼。也反衬出必须珍惜和灿烂活着的理由。诗的视角也是从向内凝聚转变为向外释放，祈愿涵盖也替代了深思。再看《月光下的白马》最后一段：“月下的白马，一地如水的月光/你可备好了鞍，饮足了水/让我带你回家？/你要想好，一旦驰骋起来/便没有故乡，没有思念，没有归期。”白马作为诗歌中审美的经典符号，在东来的笔下则更加深情，白马是心灵是诗是美，更是另一个自己。它的孤独，它的超凡脱俗，它的一旦驰骋起来便永无归途，正是为了理想义无反顾的苦旅。抒情的意味在增加，有一种孤绝的美。而他在青海湖眺望德令哈的诗中，说自己要“像海子一样，什么都不想不去想人类/只想自己的姐姐，我纳闷：为何他不把姐姐视为人类”。先把微言大义搁置在一边，这最后一句冷不丁地一旁逸，令人思维一抖，足见智商和情商，诗有了谐趣和灵性。这种人的智慧与文本的相互映照，让诗有了灵慧的妙悟和透明又深邃的美感。
　　前面《思之锐……》那部分主思，从客观物中析出真理；这部分主情，释放主观心源。前者是认识论，后者是心学。前者是向内凝聚，是理性的自觉；后者是向外绽放，是感觉的自动溢出。当然在实际的写作中，两者并非有鲜明的分野，而是混合在一起，思中有情，情中有思，甚至是以情带出思驱动思。但诗的发生，也就是灵感引捻的点燃，总是跟情感与具体事与物的刮碰有关。比如：《我身旁躺着一个幼小的婴儿》中，诗人写到：“与世界对视时，我旁边躺着一个婴儿/我的再生，我的未来/他在我的躯壳中孕育、生长/呱呱坠地，如春蚕破茧……//他是我的护墓人/在我最后躺下时他会扶碑站起/为我填上最后一锹残土/我曾经坚强的臂膀也只是一阵掠过的风/风吹过去最后的力量/为他擦去墓碑的泥/静静地燃烧成/一堆可以捧起的灰”。这婴儿显然是诗人第三代的骨血，看着他，诗人的情感汹涌起来，几乎不用斟酌，所有的语言自动显形，虽然有对“身后”处境的深沉遥想，但基调还是兴奋，感叹中有底气和自豪。诗的意韵是向远漫溯，境界也袅袅上升。
　　需要强调的是，东来所有的诗都有事实做依托，是他亲历的事，这让他的诗真实可靠。但要把眼中之物化成心灵之物，借客观之物勾出内心风暴，还是要找到一个引爆点。否则用冥思苦想硬凿，诗就会像僵尸，很多游历的诗写得都一样，就是没有冲动而硬编造。东来的诗如井喷就是找到了一个巧妙点燃灵感的火星，然后让情感自动地燃烧，燃烧之后的痕迹就是诗。这个关键点就是常态化事物中的特殊性，是思维脱轨的瞬间和关节点。由于篇幅有限，我们找些诗的题目，看看其中的端倪：《玻璃幕墙上掠过的鸽子》《撞在窗户上的飞鸟 》《寺庙台阶上，散落的三角梅》《失明的地铁》《我被堵在清明的路上》《落在阳台上的两只鸽子》《我于南昌城下拾起一枚锈紫的弹壳》《我在风中抓住一颗子弹》《误飞到大海上的麻雀》《吞下一颗子弹》《一片落在睫毛上的雪》，包括诗集的名字《掠过弹孔的风音》等等，都是正常情况下出现了非常态也就是不可能的状况。其他那些诗题目虽然普通，但诗里面也和这些题目一样充满了大与小、轻与重的紧张对峙和冲突。这就诗的开关，东来找到了它，需要的是智慧、灵性，发现力、想象力、爆发力，以及他对写作的迷狂与沉醉，还有心智和艺术直觉，当然还有运气。唯有齐全了这些元素，他才能让涵盖了技术的诗性轻灵起来，像蝴蝶凌空飞翔。同时他也让诗的内容结实有用，启蒙心灵和社会。所以这个点也是意与境的交汇之点，让诗性不因为太远而飘渺虚空，也不因为太近而拘泥狭隘，更主要是远与近、轻与重、实与虚、诗与思、智与志、直觉与理性、感觉与知觉在这个针尖一样的点上无缝对接，恰好又本然。以诗集的第一首《十四岁的牧羊女 》举证一下：“一个低头玩耍的女孩儿，无论如何/无法把她与黑山羊联系起来/向她打听薰衣草的去处/她手一指：前方十分钟的地方/不过，花已枯萎/花已枯萎，这句话让我心惊/分明是诗歌的语言嘛/我转向峭壁上的山羊/自言自语：山羊不会摔下来吧/她说：不会//山羊不会摔死。又让我吃了一惊/你怎么知道，难道……/是的，是我家的山羊/我环顾四周，并无一个大人/你自己在放羊？是的//十四岁的牧羊女，连续让我吃惊/（我是不是有点少见多怪）/你从多大开始放羊？/小学三年级，爸爸带领着……/在云南九乡偏僻的山沟里/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儿/黝黑的皮肤，瘦小的身躯/放牧着她家二十六只山羊//十四岁的牧羊女/谁知道她的过去和将来/当下，看到她山羊般坚忍的性格/看到她的肩膀/撑起了一片天空”。
　　诗有了当下渐成主流的写作元素：口语、叙事、白描。而且全诗通过对话完成，平顺中起了骇浪。最重要的是这首诗审美焦点是十四岁的牧羊女，单纯从美学上看，像蝴蝶一样的女孩在有草有花的山坡上飞来飞去，绝对是一幅画的突出点。但加进社会因素，十四岁的女孩本该在教室学习，不应该放羊。于是冲突产生了——牧羊女因为十四岁有了活泼和美，十四岁被迫去放羊，诗有了沉重和疼痛。东来从这个冲突点上找到了诗的爆发点，启动了诗的按钮，并平衡了内容与技术、思与诗、情绪与审美的关系。让诗扎进人心又能升上天空，成为一种仰望。这也说明，诗人和诗歌与生活也就是具体的俗事最佳的距离就是不远不近，若近若离。这样即能看清真相，又不被世俗吞噬，能拯救也能逍遥。诗歌既有趣味又有意味，既接地气又有境界。东来凭一腔热血的本能写作正好踩上了这个雷点，这是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说明他心有皎洁又敢脚踏尘埃，一切都是看不见的情怀和融入习惯的理想使然。加上他先天的灵觉和丰沛的心灵，他从残破的弹孔中听见了风的清音——神来之笔和想象力的刹那彻悟。而且他用这种奇妙的感觉柔化诗化万物，他对这个世界多么的一往情深！这也有理由让我们相信，东来所有的诗都是写给世界的情书，并寄寓了一个诗人的良知、悲悯以及对这个世界全部的爱。
　　这就是我理解的这本诗集的意义和价值。
 
 （东来，本名杨卫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沈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院第18期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艺术硕士；全国首届书香之家。出版诗集《掠过弹孔的风音》等11部。诗集及诗歌曾获得第十二届全军文艺优秀作品奖；《星星》诗刊全国征文大赛第一名；《诗刊》、《解放军文艺》军事题材诗歌大赛优秀作品奖；第四届、第九届长征文艺奖；第二届军事文化节“优秀军事文学作品奖”；第二届“国风文学奖”；第二届中国散文网“中外诗歌散文邀请赛一等奖”等２０余项省市以上的文学奖项；被中国网络作家协会评为２０２２年优秀网络诗人。作品刊载《人民文学》《诗刊》、《解放军文艺》等刊物上，入选2012、2014、2015年度《中国军事文学年选》等多种选本；诗集《浴血山河》被中国军事科学院、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