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93年初冬，我就看到了一位身处困境中的政治抒情诗人。他不遗余力摆脱哮喘的纠缠，在华山医院的急诊病房里修改着长诗的最后一稿，一脸汗水、一腔执着，推动着政治抒情诗艰难前行。
　　1993年12月，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桂兴华终于创作、出版了长诗《跨世纪的毛泽东》。当时，桂兴华忙于筹备新书发布会事务，我便受他之托，当了一次“快递员”。
　　我当天挤上绿皮慢车，到南京帮他，从江苏文艺出版社取回来200册刚刚出厂的散发着油墨香的诗集，赶上了第二天在上海燎原电影院举行的首发式。
　　此段经历，30年后让我再次思索。
　　中国当代社会，在不可避免的思维挑战、意识迷茫时，必然需要政治抒情诗用艺术的身份，给出清醒的思考与针砭。作为缠绵、低俗、猥琐的对立面，政治抒情诗富有饱满的激情与昂扬的活力，无论在哪个年代，毕竟起到了扩大诗歌的社会功能、强化诗歌的激励作用的功效。政治抒情诗不但紧密结合现实、深切感悟生活、具有真挚情愫和崇高理想，还对诗魂严格考验、深刻挖掘、高度升华。国家与民众，始终对这个新诗最为敏感、最为现实的板块，充满特殊的关注和期待。
　　此刻，我们连续30余年，带着几分惊异地读到了中国政治抒情诗人群体执着不懈的系列作品。上海诗人桂兴华的创作实践，就是其中一个范例。
　　桂兴华曾经以散文诗见长，在上世纪80年代，他以都市巨变为题材的散文诗作品，一度是当代散文诗创作群体中独树一帜的创新点。1993年，桂兴华打响了挑战的第一枪。他创作、出版了政治抒情长诗《跨世纪的毛泽东》，2003年，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诗坛第一部政治抒情长诗，在出版10年后又获得再版。当中国政治诗坛处于沉寂的时候，这应可视作中国诗歌界值得自豪的事件。这是社会对一段历史的承认和肯定，更是一个有勇气的诗人开创性地把伟大领袖作为作品的题材。
　　我们读到了这样描写伟人毛泽东的诗句：
　　“他留下的梦/每天都在被/不同肤色的手/开垦/他休息在纪念堂里的/心脏/已经不再/跳跃/但地球的每一个方位/都能听到他/海涛般的/呼吸声/他指挥过各路大兵团和游击队的/双臂/已经不再/挥舞/但依然护送着我们/冲过/有声和无声的搏杀/前进”。
　　应该说，这是中国当代政治抒情诗中闻所未闻的语境。1994年新年伊始，座落在上海繁华南京路的上海商城剧院，历史性地举行了它建成以来的第一次非商业性大型演出——由上海著名演员、主持人组成强大阵容，全文朗诵刚刚再版的长诗《跨世纪的毛泽东》。“商城”里沸腾起前所未有的纯真激情。
　　客观地说，在诗歌界的同仁们对中国诗坛的文化地位日益下滑、政治抒情诗也逐渐远离文化精神中心区几乎束手无策的普遍窘境中，以桂兴华为代表的政治抒情诗人，从《跨世纪的毛泽东》开始，又以《邓小平之歌》、《中国豪情》、《祝福浦东》、《永远的阳光》、《青春宣言》、《智慧的种子》、《前进！2010》、《金号角》等连续出版的政治抒情长诗的奉献及由此策动的多次大型诗歌朗诵公众活动，为中国诗歌界平添了一道响亮的华彩。
　　如今75岁的桂兴华，不幸患上了帕金森，但他有幸续写了中国新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政治抒情诗的新篇章，而且开拓性地继承、发扬了政治抒情诗通过公众朗诵形式诞生效应的优秀传统。
　　正如著名诗歌评论家谢冕所言：“桂兴华的诗是跨世纪的歌唱。诗的抒情性、音乐性，是诗的生命。桂兴华很注意这一点，在自己的作品里有[G1] 所发展，并且综合了许多现代诗潮的优点。”
　　他，正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成功的领跑者。
　　1、不可缺少的要件
　　我们从桂兴华的成功实践，来探讨一下新时代的政治抒情诗人应该具备怎样的发展要件。
　　从1993年桂兴华的《跨世纪的毛泽东》开始，至今30年，中国诗坛有幸诞生了很多次政治抒情诗作品朗诵会、研讨会，我们也亲眼目睹了像桂兴华这样充满时代激情的诗人，在这30年中，每次当我们的生活中迎来又一个激荡人心的重大事件，每次当我们祖国与城市迎来又一个举世瞩目的难忘时刻，我们总能听到有桂兴华发出的率真的声音，他彷佛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社会的关注、对时代的思索、对生活的礼赞、对城市的关爱。在中国诗坛，桂兴华的创作是一个现象，他所代表的、坚持创作的政治抒情诗诗人群体，是一群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依然坚持以诗歌方式勇敢发声的成功领跑者。
　　曾多次为桂兴华朗诵诗作的上海著名语言表演艺术家丁建华这样评价桂兴华：“他的诗作，强烈地印上了时代的标记，及时地喊出了时代的声音。像他这样敏感、果断、充满激情的诗人真是太少了！”
　　在此，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桂兴华的“平民”身份。
　　虽然只是平民，但他可以分析现实、评价伟人、批判社会、倡导理念，这才是今日中国在文明进程中应该发生的事，这才是一个政治抒情诗人应该要完成的要件升级和拓展实践。
　　桂兴华为我们开启了通往未来中国政治抒情诗发展道路的门扉。他不具备官员的优势和渠道，他的生活与创作均付出了一个平民百姓应该付出的辛酸代价。桂兴华，确实是一位很不容易的领跑者。
　　2、不可复制的个性
　　政治，就是百姓的营生。
　　这就需要一个开放的语境，摈弃曾经因此而使政治抒情诗饱受诟病、丧失阵地的“传声筒”，拿起个性定制、自己设计的“发声器”。
　　评论家任仲伦先生说：诗人不是表演团体操的，他们拥有各自的思想姿态、艺术脾性。诗歌可不是“批发站”、“大卖场”，而是“品牌专卖店”呀，像一件件时装，每一件都是不同的设计、不同的面料、不同的款式，这才是有个性的精品！像他们这样干，就是在“表演团体操”，诗人也就会退化了，变得只会套用、组装，而失去了本来的个性——发现、发掘、发散、发挥，从而也就失去了最宝贵的“自我”。
　　桂兴华写领袖人物就很好地抓住了自我的个性，他的理念是：“对时代变革的敏感、对大江东去的兴奋、对宏大叙述的偏爱，缺乏了个性鲜明的表达，自然会减色不少。领袖题材在我的笔下越有个性，就越有生命力。”
　　比如，桂兴华在《跨世纪的毛泽东》里，以主席青年时代差一点进肥皂厂做工、成为“肥皂制造家”这个史料，引发出了“他缔造的中国共产党/不就是一家最有效益的/肥皂制造厂/一面把人世/洗得越来越干净/一面把自己/洗得越来越清白”的诗句。
　　在这里，我请大家注意一下：上海戏剧学院教授、表演艺术家宋怀强先生最近撰写的论文《桂兴华长诗的艺术特质》，里面有许多精彩的叙述。
　　3、不容懈怠的重塑
　　新时代诗人的形象，应该是能力非凡、活跃全面的形象，他能从容面对社会，纵情驾驭。桂兴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佐证：在这30年中，他并非以诗人的单一角色活跃在诗坛，他筹备朗诵会、举办展览、编辑朗诵诗报，除了创作，他还是一个活动策划、现场导演，甚至是一个剧务、一个跑腿的办事员，多种角色，转换在他对诗歌忠实的追求与热忱的行动中。这样的诗人，才可能把他的作品有效地传播出去，才可能以平民行动者的身份，在丰富的体验中赢得深刻、独到的人生领悟，赢得人们的尊敬和认可。
　　这就是所谓“功夫在诗外”。
　　马雅可夫斯基曾在诗中喊道：“是时候了！”对，是时候了，诗人不能光写诗，还要行动。有几位老诗友，见面后总是发牢骚：诗歌阵地太少了，一年也发表不了几首诗……等等，对他们，我真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感慨。改变诗歌的窘境，大家要行动呀，不能光是等呀！还是建平中学冯恩洪校长说得好：“诗歌的市场不是等来的，而是争来的。”
　　诗人可以是精神的贵族，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做行动的矮子，不能成为你无所事事、无所作为的理由。
　　诗人不是政治家，诗人也不是快餐店老板。你的行为和创作，必须具备一种泽被天下的人文精神与道德力量。
　　为什么桂兴华的作品老少咸宜，小学生能读，白领能读，老妈妈也能读？因为真诚和热情，是没有阶层之分的。
　　桂兴华每一部长卷的酝酿与创作，他都要深入实地采访、积累素材无数次，寻访对象不下千百人。一条条生活的细节铺满了他从不离身的日记本。他的手稿几次捐赠，已经见证。
　　4、不可丢失的解读
　　如果说，我们的纪念碑和博物馆需要专业的历史学家，那么，我们心灵的记忆库和兴奋源，就需要政治抒情诗人。历史是故事，诗歌就是故事情节，历史是记述，诗歌就是演绎。
　　我们很欣喜地看到，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涌现了一批不仅具有艺术创造力、而且迸发出深层思考力的政治抒情诗人，他们的个性化诗歌文本，为丰富我们对历史多层次的解读，做出了足够的贡献。正如桂兴华的作品一样，他在每个时代大事件发生的时间节点所不断推出的新作，让我们真切看到了其中最耀目的亮点。
　　正如他在《前进！2010》中写下的诗句：“我就不信/黄浦江的解释权只能交给渡船/我就不信/空中或地下的喜就不能代替拥挤的悲”，这是个人化的语言，抒发的却是公众的感叹；又如他的诗句：“如今的陆家嘴啊/你是世界著名的财富们/在国际会议中心极有气派的论坛上鼓吹/东半球和西半球的各种业绩/进行着排名的又一次轮回！/如今的陆家嘴啊/多少个机会紧握着机会/多少个权威集合着权威！”
　　5、不期而至的主体
　　21世纪以来，聚焦于城市空间的政治抒情诗成为主流，看上去这只不过是诗人顺应时代潮流地把目光从“乡村与田野”转向了更为多彩的“高楼与霓虹”，但其真正意义的象征，却是又一代诗人在理念上的跨越、在习惯上的脱变、在风格上的拓展，可以说，城市空间在政治抒情诗中的“海量级”增长，是文化的进步、社会的进步。
　　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城市诗派”先后在上海、四川、浙江等地兴起又一股继“朦胧诗”以后的创作高潮，关注作为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主战场”的城市，是诗人敏锐把握到的聚焦点。
　　如桂兴华的长诗《祝福浦东》，写于浦东开发、开放10周年之际，他从当年浦东开发办公室一张简陋的办公桌，一直写到耸立于陆家嘴金融中心的东方明珠、金茂大厦，成为世界解读浦东、浦东向世界推介的有效入口。由此可见，不仅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政治与文化，整个中国在迈向国际化、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政治抒情诗和它作者的时代行为，都应该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亮点。此刻，正如桂兴华的作品中所写：“显然/我骄傲地走在外滩的另一边/我走在/从键盘上弹出的全新的诗句里面/走在/更高、更靓、更加抢眼的视点里面”。
　　6、不可低估的跨越
　　政治抒情诗人不再是简单、空洞的“传声筒”，也不再是完美无缺、道袍加身的“圣人”，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世人：伟大的政治抒情必然根植于真实的土壤。
　　从诗歌本身意义上说，关注当代中国政治抒情诗人这个明显不同于以前任何历史时期的观念更迭与重塑愿望，甚至比讨论和研究他们在艺术探索与创新中所取得的突飞猛进更为重要。
　　因此，在研究近40年中国政治抒情诗对文学史、对社会进步与发展所做出的不同凡响的贡献时，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在这个激荡人心的年代里，诗人们展示出的明显不同于以往的形象与定位。由于形象变了、定位变了，所以境界也变了、格调也变了，最主要的，是政治抒情诗作为精神引导者与时代思考者的功能变了，诗人们正在改变“唯口号论”的陈旧逻辑，力图让受众与自己同处一个真实生活在现实中的自然人状态，体察诗意。在这样的状态下，每个人无须用集体式的激昂与盲目亢奋面对诗歌，而是一个自然人。在这样状态下写成的作品，尽管让政治抒情诗从“假大空”回到了一个个细微的点上，但是诗人在这时展现出的抒情魅力与思想智慧，却反倒赢得了更多地尊重与认同。
　　7、不断发展的模式
　　远在1997年春天，上海浦东新区潍坊街道举行过一次名为“时代强音”的桂兴华作品朗诵会，会后，一位老教师曾动情地说：“什么是诗？诗就是一颗火种，被诗人点燃后，放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燃烧！”2000年，浦东建平中学的学生们曾在一个公众活动中朗诵桂兴华的作品，观众多达4000人。学生们这样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即使过了若干年以后，我们也会牢牢记住那激动人心的时刻！”
　　作为一个海派文化的代表人物，桂兴华不断有新作品问世，每次都轰轰烈烈。他以连续的长诗及大型朗诵活动，为上海、也为中国诗坛平添了一道响亮的华彩。同时，人们也越来越期待与认同全新的诗歌传播模式为这个传统的文学娇子插上新的翅膀。换一句话说，即便上述桂兴华那样的朗诵活动再打动人心，也已经远远满足不了时代对政治抒情诗的传播速度与辐射面的要求，而作为承载顺应时代呼唤需要大发展重任的政治抒情诗，传统的朗诵会样式，显然已经孤掌难鸣。
　　关注到了另一个现象：当代围绕政治抒情诗作品展开的一系列活动，日益被当作一种艺术上或举措上的行为看待，优秀作品的吟诵，往往被看作是附加的渲染和点缀，而非主流诉求的精神引领。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政治抒情诗被“摆设化”了。
　　亟待完成的传播的升级和功能的勘误，促使我们思考：当一本精选了中国百年政治抒情诗精品的集子诞生，我们应该如何进行有效的发布？我们应该如何有效地看到它的传播效益实现更大化？
　　借此提出几个思考点：
　　一、应该把政治抒情诗作为编年史的独特表述，列入公共历史记载范畴。让上海的史册中拥有一种激情、个性的诗歌体描述。
　　二、扶植、鼓励政治抒情诗传播形态多元化、立体化融入公共文化事业。我们要意识到：政治抒情诗作为一种艺术，它的表现能力和社会功能一直未被充分展示与开发，这也直接影响到了它题材的拓展和传播的潜力。如桂兴华的政治抒情诗历来关注重大政治、历史事件，他的作品在不断问世的时候，就应该要纳入社会公共文化、创意产业等更大的领域进行[G2] 发掘、包装与演绎，从而释放出更大的能量。比如：《邓小平之歌》、《前进！2010》、《金号角》等抓住重大历史与时代节点的作品，放到更宽广的视野中去淬炼与孵化，就能延伸出更为惊艳的艺术亮点，甚至可以用更多元的快捷样式，融入诸如区域创建、主题讲坛、文化景观、实验艺术、公益服务等各类政府公共文化项目，则不仅能起到更大的鼓舞、引领作用，还能形成一个有效的机制，聚合政治抒情诗人们的正能量。
　　三、政治抒情诗作为文学艺术作品，虽然不可能用严谨、数字化的标准去衡量与打造，但是应该努力构建一个有公正态度、发现眼光、全局视野和价值甄别的公共平台，锁定年度中国政治抒情诗的精品佳作，共筑一个系统、完整、及时、科学的评论、推介的国家平台。
　　“不畏浮云抬望眼”，这是红色诗人桂兴华的自我要求和勇气；而“欲到花时点检来”，则是全体关注政治抒情诗的人们的初衷与期望。
　　                                       2018年深秋于上海，
　　                                       2023年12月3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