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房间里的小事物，
　　恬然简单的无用之物容易使人快乐，
　　容易动摇那些类似铁石心肠之类的
　　病症。”
　　　　——张晓雪 　　如同诗句所言，诗人张晓雪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新作《石壁与野花》中，处处散落着对寻常事物的注视和赞美，自然主义风格、自由的语调、深度的情感组成了这本诗集的诗性和纯粹性。在丰富的言说中，她用字词构建起一种充满陌生感的审美视角，赋予事物以全新表达和意蕴。
　　
　　记者：诗集命名《石壁与野花》，集中同名诗作中有一句话很打动人心，将开在石壁旁的野花比作“像是在一个极偏僻的地方安放了童心”。在诗集的许多篇目里，“童心”始终不离，而这种童心似乎不仅是我们寻常意义上的孩童纯真，对你来说，“童心”指代的是什么？
　　张晓雪：在我的意识中，童心具有天然的诗意，是唯一可以信任且可靠的审美，是诗歌当然的主角。我希望我的作品具有健康、拙笨的底色，甚至无知而涉世未深，但同时它又是不同寻常的东西。
　　这个“童心”可以说是我诗歌书写中极其重要的心理经验和精神姿态，技术含量近乎零而情感却密布每一个字词的缝隙，深深浅浅将生活、人生、宇宙构筑成一个澄净、不受污染的世界。这是我一直迷恋的那种素质——手法不那么高妙却真挚、自然、松弛，任何时候都能够给读者带来一种全新的感觉。
　　在这里，童心有比自由更多的含义。没有名利场里的杂色，不含一个实用主义音符。正如诗中的表达，我喜欢在广袤的世界里选择最偏僻的落脚点，不被管束和审视的生命最有安全感，甚或还有对严肃社会产生的轻蔑之意。
　　记者：蚂蚁、钟声、月光、棉花、青瓦……从某个角度而言，《石壁与野花》是一本日常之书。其中充满了我们生活中熟悉的事物。为什么会以这些事物为言说对象？或者说，在你看来它们的诗意何在？
　　张晓雪：是的，这些物象在我书写它们之前，是极为平常的存在，与很多人匆匆掠过视而不见没什么两样。但有时候可能因为一个画面、我听到的一句话、阳光或阴雨天笼罩下的某一个瞬间，而使我的情绪本能地植入到这些物象身上，并与它们保持很深的私密性，我会因此加倍关注它们。我之所以对这些寻常事物从未产生过那些固定的、局限的、因熟悉而厌倦的感觉，是因为心灵的欲求像生存的需要，一直在我的写作中攀援直上，不断地向外延伸，自然而然地就映照出了它们的丰富、冷暖和诗意景象。
　　另外因为蚂蚁、钟声、月光、棉花、青瓦……的存在，让我认识到什么是简单、自在、独立，一步一步我把时间留给观察、思考、写作它们，我助它们一臂之力的同时，也使我感受到了自身的存在。对我来说自然万物就是艺术最好的方向，我在世俗穿梭时，无时无刻不与它们保持着关系，它们给予我的感动与启示对培养我敏锐的观察力和感受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承认我所具备的人性视角和对自然对生命的好奇心是与生俱来的，这种能力里具有天赋的成分。但自然万物的充沛和浩荡对精神的洗礼更加细微、美妙，使我诗歌的空间更加敞开。
　　记者：当走近具体诗篇，会发现其中许多事物并非单纯“被看见”，而是拥有自由舒展的意志、用自己的意志在表达，但其中又有与我们惯常理解的对事物的“拟人化”有所区别之处，这是否是刻意设置的？
　　张晓雪：我写作时的目的是相当明了的，每一个瞬间都须是美妙而独特的，而且是生命中从未发生过的。有时候用第一人称来表达，清楚地提供我所感觉到的东西，任何时候都不会离题太远，一个人的意志主宰这首诗，又时常被诗主宰着。不宜直接说出的就用第二人称，我称“你”时，它们可以是花草、树木和庄稼，也可以是一道生活的痕迹，或是一个抽象的爱人，肉体和灵魂都隐藏其中，被自由的意志驱使着，凭空就有了生命气息，比单纯的拟人化要生动、耀眼得多。用第三人称时，有点猜测他者命运的意思，隐隐约约体现出表达者的强大。总之，当我的叙事视角发生变化时，神色给予诗歌的意识是截然不同的。
　　我不刻意设置任何场景、任何情节和人物命运，所有的叙述完全根据诗歌发展的需要。日本诗人高桥睦郎曾经忠告，原话大概是这样的，主动去寻找诗意的诗人是可耻的，诗人要恭敬备至，耐心等待诗歌的降临。创作多年我追慕各种情绪的自然生发和心理冲动，该写的敢于写出来，且充满诚意。偶尔也有不愿写出来或没有能力表达出来的情况，懦弱和怠惰一旦发生就很难从一首诗里得到慰藉。
　　记者：同时想到的是，许多身处中原的作家会突出和强调本土厚重宽广的文化资源作为自己的写作底色，但在你的诗作中，地域色彩并不突出，或者说本土文化被内化在你的写作中。
　　张晓雪：中原文化是我的基因和血脉，尤其是农耕文明展示出的土地的丰满拙朴和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民间智慧使我的精神得以扩展，野草豆苗、晨露荷锄、大河粼光无不对诗歌发出召唤，杜甫、白居易、李商隐、刘禹锡、韩愈……一代诗圣诗豪流传下来的诗歌轨迹，让我屡屡惊叹，可以说我是伫立于文字的田野里长大的，是伫立于诗经的河流中逐步展露自己的。我的诗中有不少古典意味的表达就是中原文化气息潜移默化的流露。
　　当然，历史越悠久的地方，文明程度越高的地方，文化资源越丰富的地方，现代诗的写作难度就会越大。这里的离奇、丰富、变化多端已经被一代一代人写几千年了，所谓的太阳底下无新事。我期望自己的灵魂、思想和语言处于离开又回去，回去又离开的状态，且有能力抵抗地域文化的单向性，尽显自己存在的新的价值和意义。所以中原文化对我的渗透，很大程度上帮我完成了如何对古典诗歌参照，同时又如何对古典诗歌回避。有意识地对自己的作品另辟风度和气质，增强现代感，这就是我作品的思维和长相看上去并不中原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记者：就像评论家高兴所言，这部诗集的诗篇中也拥有一种陌生化美感的表达。其实当面对这些寻常事物时，陌生化是很困难的，既意味着要避开惯常表达，也要精准命中事物的本质核心，才能让诗句不至于漂浮和过于玄涩。
　　张晓雪：面对熟知的事物、环境和人物，我的陌生化处理并不倚靠技术上的荒诞和在手法上对描述对象进行变形。陌生化并不是在白昼的体表上镀上一层虚伪的光，而是让美自然发生，以此拉近与生活的距离。这样做这样想的时候，某种意识的聚集也逐步确认了自己的诗歌观——在求新成癖的时代，最大的陌生是朴素，朴素也可能是一种先锋，返璞归真的文字即使是审美薄弱的人亦能尝到其中的况味，更能感受到诗性的光芒。
　　另一方面，习诗多年，最大的体会是语言更新的同时，感受力是不是也能同步更新？所谓表达的秘密，是你不断有新的发现，且嗅觉和视觉繁复或单纯的传递，能够迅速形成精神的汇合。每一次创作都像是上帝给予的不可言说的机遇，让我开始验证一首富有生气的诗。
　　当一首诗着力于自然的和本我的表达，又有情感发力，就足以迸溅其灵性、沉潜其力量，这种内在的精神将不会与任何单独的个体雷同，它异样的质感对读者彰昭着一种说服。
　　记者：有评论家谈及你的执着，并认为你是“一个不找到恰切词句表达敏锐、细腻、丰富而繁杂心绪就决不善罢甘休的人”，这也是我在阅读时的感受。当准确描摹日常时，诗篇中拥有很多种视角和很多种叙述的声音，也是在多种艺术表达中的选择和打磨，这对诗人而言并非易事。
　　张晓雪：这些年之所以感觉越写越难，越写越有逆游之感，根本的原因是对诗歌有了越来越多的义务、责任和愈加孤立的理解，越来越苛刻于对语言保持的种种精细和准确。就像一句话，没有想好最恰切的表达就难以说出口。这是观念问题，也只能归结于观念。多少次我会因为一个词语花费很多心血，买菜也在想，做饭也在想，吃饭也在想，干什么都心不在焉，直到找到最确切的那个词，如同获得了上帝救我之感。所以诗好不好，下了多大功夫，肉体和精神可以为它作证。相信每一个严肃的写作者都应该有过类似的经历。
　　记者：的确，对于写作者来说，也许反复的自省和察觉是最漫长的成长。
　　张晓雪：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完成了的作品并不急于发表，长时间地搁置如同沉淀其杂质，将即兴或纵情下的粗疏判断、认知，经由时间去发现和修改。有一种说法叫诗歌写作是一种通神行为，意在强调诗歌一旦发生就藏满了确定性，但经验告诉我，这种确定性预示既有完美和短缺，又有粗糙和暗淡，这种确定性只有伴随着灵魂的一次次醒悟，才能一次次厘清，才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