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阶段：中国现代诗歌的发端：白话诗（1917-1927）
　　
　　中国的现代诗歌发端于1917年，这对于中国文学是千年大变革，可以跟文字的发明相比。因为传统上中国古诗都是有严格韵律，从《诗经》一直到清朝诗歌，如今却如胡适说的“诗体大解放”，打破过去的韵律，写作自由诗。这跟中国在1911年结束帝制、在1912年建立共和国息息相关，新的国家要产生新的文化，这就是新文化运动（1915-1923）爆发的原因，诗歌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从新文化运动的1917年到大革命的1927年，可以说是中国现代诗的形成时期。
　　现代诗歌发端的标志就是胡适在新文化运动的基地《新青年》1917年1月1日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他在文中提出八条主张，“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开启中国的文学革命。中国的自由诗，也是从胡适在《新青年》1917年2月1日发表的《白话诗八首》开始，白话诗就是现代汉语诗，跟古典汉语的文言文格律诗相对，那组诗中有他写的第一首自由诗《朋友》，这些诗后来编入1920年出版的《尝试集》。在《新青年》1918年1月1日，又发表胡适、刘半农和沈尹默的九首白话诗，包括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和沈尹默的《月夜》，白话诗基本上形成自己的体式，他们被称为“尝试派”，这可以说是开创了中国现代诗的先河。
　　除了胡适之外，郭沫若是这个时期的集大成者，他在1922年出版的《女神》，比《尝试集》更加成熟，开创了中国现代诗的浪漫主义先风。这一时期是中国第一个流派爆发期，涌现出大批的流派。影响最大的是以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和以闻一多为代表的新格律派，其实他们都是倾向于中国古典主义的，希望探索出一种新的格律，闻一多提出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三美，至今还在影响诗坛。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和冯至的现代主义诗歌，则是倾向于西方的现代主义流派，他们最终导致当代成熟的“朦胧诗”产生。鲁迅1927年出版的散文诗集《野草》被低估了，我觉得是对超现实主义的探索。受日本俳句和印度泰戈尔诗歌影响的“小诗”派，冰心的诗集《繁星》可谓是代表作品。还有效仿英国湖畔诗派的“中国湖畔诗派”，成员包括：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个时期探索的多样性。
　　胡适开创的“白话诗”，就是中国现代诗歌的最早形式，他自己称为是“诗体大解放”，他也承认是受美国的意象主义影响，中国传承了三千年的古体诗，在这一刻被革命性地打破。最近意大利诗人、《二十一世纪汉语诗选》主编兰伯特·戈玆亚（Lamberto Garzia）发给笔者的信中引用胡适的话说，“我们中国人必须研究白话文在意大利的形成方式”，他是从意大利文学对于拉丁文学的反叛中得到启发而倡导白话文的。总之，中国现代诗歌主要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才从三千年的古诗走出的，假如没有西方文学的影响，可能格律诗还会继续统治中国诗坛。
　　这种转变固然让中国诗歌进入现代化，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却造成“断裂”。笔者曾经在2007年首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上对中国当代代表评论家谢冕有过一个访谈《从格律诗到自由诗：艰难的嬗变》，他对从格律诗到自由诗的“断裂”评论说：“在新文化运动前有一个改良主义的诗界革命，他们的努力就是力图用格律诗在表现新生活，结果是没有找到满意的途径。接着才出现胡适他们革命性的用白话文写的新诗，所以这是现代化的必然，因为今天那些格律束缚已经不适合这个时代。”我们会发现这个“断裂”，会持续对中国现代诗影响，多个流派探索的时候，都会围绕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对立去展开。
　　
　　第二阶段：中国现代诗歌的探索：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1928-1937）
　　
　　中国的诗歌跟中国的历史息息相关，随着大革命的结束，恰如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分裂，诗人也分成两个阵营。一面是左联文艺影响的现实主义诗人艾青、田间、臧克家等，另一面是西方文学影响的现代主义派别。这种分野会持续影响中国诗歌的发展。
　　从诗歌技巧的探索上，现代主义流派更有贡献，他们在许多方面都有突破。施蛰存创立的“现代派”，对现代主义诗歌的表现手法有深入探索。他们流派中的集大成者是戴望舒，他的《雨巷》至今都在影响中国诗歌的发展，他是一个融合主义者，他融合了英美文学T.S.艾略特的意象主义和中国晚唐温庭筠、李商隐的晦涩主义，在他们身上戴望舒找到一种神奇的契合点。
　　这一时期还有后新月派代表诗人卞之琳，这是对徐志摩的浪漫主义的继承，后来又融合多种现代主义风格。卞之琳的《断章》可谓是现代主义诗歌中的经典，同短短的诗句，体现深刻的“相对论”理念。他被“九叶派”诗人袁可嘉称为是“上承新月，中出现代，下启九叶”的人物。
　　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和卞之琳为代表的“后新月派”，他们运用隐喻、通感、象征等手法，开启一代诗风，直接影响了1940年代的“九叶派”。如同袁可嘉对卞之琳的评价，“从早期浪漫主义经过象征主义，达到中国式的现代主义。”
　　
　　第三阶段：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抗战诗歌和九叶诗派（1937-1949）
　　
　　随着1937年中日战争的爆发，中国的区域也分为国统区和解放区，当然还有不独立的日本占领区。在解放区，占主流的是抗战诗歌，艾青、田间、臧克家都创作了大量的现实主义作品，其中艾青是集大成者，他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到现在都感人至深，他不是简单的口号，而是把自己的命运跟民族融合在一起，融合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手法，这也是艾青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
　　在国统区有两大文学派别七月诗派和九叶诗派。七月诗派因为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得名，胡风是七月诗派的理论家，他主张有“主观战斗精神”的现实主义，这可以说是融合了多种风格的现实主义者，艾青也属于这个流派。这一诗派的代表诗人有胡风、绿原、鲁藜、阿垅、曾卓、冀汸、曹白、牛汉、田间等。
　　九叶诗派，是因为出版的《九叶集》而得名，他们过去被称为“新现代诗派”，被描述为“自觉的现代主义者”，他们总体上追求西方现代主义的技巧。这九位诗人是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郑敏、唐祈、唐湜、袁可嘉、穆旦，其中穆旦是最有成就者，他是中国现代主义产生的第一个成熟的诗人，他的作品至今影响着中国现代派。
　　
　　第四阶段：中国现代诗歌的波折：十七年文学和港澳台文学（1949-1966）
　　
　　1949年，随着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胜利，国民党的势力被赶到台湾，当然还有依然是殖民地的香港和澳门，中国的诗歌界也被分裂成两个阵营。在中国大陆的是以郭沫若、臧克家、艾青、田间为代表的社会现实主义流派，他们也获得了“正统”的地位，在国内外代表中国诗歌界的风格。随着胡适到台湾，以胡适、徐志摩、李金发、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歌，也被赶到台湾、香港、澳门，现代主义在那里曲折发展，在1980年代回流中国大陆，影响了中国现代诸派的发展。
　　中国大陆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则在政治上被打压，九叶诗派的唐祈、唐湜、穆旦等都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被打为右派，流放到农村和边疆。七月诗派虽然也称自己是现实主义诗派，可是他们又不是左派所认为的现实主义，被官方理论家周扬称为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并在1955年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有78人被逮捕，影响两千多名知识分子。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这段时间被称为“十七年文学”。社会主义文学或政治抒情诗是这个时期“主旋律”，代表诗人有郭小川、贺敬之、闻捷等，由于他们高超的语言技巧，即便是在各个时期政治运动的冲击下，也创作出了一些优秀的作品。
　　中国的现代主义探索，反而在台湾、香港、澳门得以延续。1953年纪弦创办了《现代诗》，重要的诗人包括郑愁予、辛郁等，提出要“领导新诗再革命，推行新诗现代化”。1954年又有覃子豪、余光中等创办的《蓝星周刊》和洛夫、痖弦等创办的《创世纪》，这三大刊物推动了台湾文坛的现代主义思潮，现在影响大的诗人余光中、洛夫、郑愁予、杨牧都是在那个时期成长起来的。香港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通俗小说上，澳门文学影响更小，香港和澳门的现代诗歌并没有产生重要的诗人。由于港澳台地区并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他们更好地融合了传统格律诗和西方现代派的风格，也在后来反过来影响中国大陆文学的发展。
　　
　　第五阶段：中国现代诗歌的至暗时刻：文革地下诗歌（1966-1976）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更加极端的左派“四人帮”掌权，他们全盘否定“十七年文学”中的主旋律文学，在他们看来也是资本主义或者修正主义的文艺“毒草”，连正统理论家周扬都被打倒。这段历史，现在依然研究不够，我们最熟知的只剩下“八大样板戏”，最正统的诗歌大概就是“工农兵”集体作者创作的作品，几乎都是口号式的传声筒，中国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探索全面停滞，中国现代诗歌进入至暗时刻。
　　这时候，一股潜流却在生成，被下放的知识青年偷偷写作，被称为“地下文学”。后来闻名天下的“朦胧诗”是从“地下诗歌”开始的，1968年食指创作的《相信未来》成为当时的旗帜，象征着一代人对未来变革的希望。芒克在1972年创作《城市》，舒婷在在同年创作《船》，都是“朦胧诗”的先兆。
　　在文化大革命最后一年，出现了“天安门诗歌”运动，人们几乎是全民创作诗歌，用诗歌去怀念周恩来总理的去世，这是中国传统上对这个时代的否定方式。这仿佛冬天的能量在积聚，就等待春天的怒放。
　　
　　第六阶段：中国现代诗歌的成熟：朦胧诗（1976-1999）
　　
　　1976天安门诗歌运动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当“四人帮”被捕后，这场历时十年的运动结束。被流放的老诗人们被平反，包括被打为右派或者“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的七月诗派和九叶诗派诗人返回来，他们被称为“归来诗人群”。他们都经历了身心的流放，创作出大量深刻的诗歌，不过在创作手法上并没有突破。这些归来者诗人中以老诗人艾青影响最大，他创作了诗集《归来的歌》等，这也是他创作的第二个高峰期。艾青也是国际社会主义国家所熟知的中国诗歌的脸孔，他经常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活动。
　　真正对创作手法突破的是“朦胧诗派”，他们大多是下乡的知识青年，他们神奇地接续上了已经断裂的现代主义精神。朦胧诗派的代表诗人包括食指、北岛、顾城、杨炼、芒克、江河、舒婷、多多、梁小斌等，他们在内容上呼唤人性的自由，在艺术上追求“意象化”“象征化”“立体化”，这让老诗人们看不懂，说这些诗朦朦胧胧，有着批判的意味。这时候新的批评家挺身而出，谢冕评论“一批新诗人在崛起”，孙绍振说“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徐敬亚创作《崛起的诗群》，他们从形式到内容把朦胧诗的艺术主张系统化，让朦胧诗成为中国先锋诗的代表，他们三人被中国诗歌史称为“三个崛起”。笔者以为朦胧诗是中国现代诗歌走向成熟的标志，不但成为国内的潮流，也被国际所广泛认可。
　　在朦胧诗激烈论争的时候，在中国西部还有一批诗人在探索，他们大多是新中国建立后到西部的青年诗人，他们在这里寻找到中国传统边塞诗和现代诗的结合，创作出雄壮的诗歌，他们被称为“新边塞诗派”。这些诗人包括周涛、杨牧、昌耀、章德益等。
　　朦胧诗主要流行于1980年代上半期，随着这些朦胧诗人成为主流，一群对朦胧诗美学反叛的诗人在1980年代下半期出现。这些流派集中表现于1986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进行的“现代主义诗歌大展”，介绍了100多位诗人的60多个流派，影响大的包括他们诗群、海上诗群、莽汉主义、非非主义、整体主义等。他们被称为“第三代诗人”或“新生代诗人”“后新诗潮”。第三代诗人是相对于“十七年文学”时期的第一代诗人和“朦胧诗”时期的第二代诗人而言的。他们是以反英雄、反崇高、平民化为特征，标榜反意象、反修辞、口语化，代表诗人包括韩东、于坚、伊沙等人，他们的写作后来发展成为民间派或“口语写作”。
　　当然其中还有继续探索朦胧诗美学的海子、西川、骆一禾，他们有时被称为“后朦胧诗”。他们中的优秀代表是海子（1964-1989），他在后来成为全民阅读的一代偶像，成为那个时代的象征。海子在《诗学，一份提纲》中提出创作“融合民族和人类，融合诗歌和理想的大诗”，“大诗”的观念横空出世。海子以他杰出的创作和悲剧的人生，后来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诗人，这跟他的挚友西川编辑出版《海子诗全编》有关，笔者在新世纪开始写作，当时的青年诗人可以说是人手一部，好像写作的《圣经》一般。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成为耳熟能详的经典，虽然他最伟大的追求长诗《太阳》七部书还不被人理解。他们的写作后来发展成为学院派或“知识分子写作”。
　　进入1990年代，随着商业大众文化的影响，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的分野越来越剑拔弩张。于是在“世纪之交”的1999年爆发“盘峰论争”，盘峰是北京郊区一个宾馆的名字，这是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的大论战，参与这次论战的诗人和评论家，双方的描述也都各执一词，只能大体概括，民间诗人倡导民间的、口语的、生活的写作，知识分子倡导精英的、隐喻的、知识的写作。参与会议的人有谢冕、吴思敬、任洪渊、唐晓渡、陈仲义、程光炜、陈超、林莽、刘福春、张清华、王家新、西川、孙文波、臧棣、西渡、杨克、于坚、伊沙、徐江、小海、侯马等。对于“第三代诗人”的重要诗人，两派的描述都站在自身的立场出发，民间派的代表诗人韩东在《第二次背叛——第三代诗人散论》中论述了于坚、吕德安、翟永明、张枣、小海、杨黎等；支持知识分子写作的评论家程光炜《不知所终的旅行——90年代诗歌综论》论述了欧阳江河、张曙光、王家新、陈东东、柏桦、西川、张枣、臧棣等，当然西川、张枣、王家新等少数人是双方都接受的。他们如今大多是中国诗坛的中坚力量，这场论争的影响力也在持续发散。
　　在诗坛大论战的时候，总有一些晚熟的诗人，他们被归结为“中间代诗人”，指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中，有一部分人并没有机会成为“第三代诗群”的成员，也没有参加早期的网络诗歌运动，他们以相对独立的方式写作，安琪、远村、黄礼孩主编的《中间代诗全集》中选了安琪、臧棣、伊沙、侯马、徐江、树才、叶匡政、陈先发、赵丽华、潘维、西渡、桑克、朱零、汪剑钊、赵思运、黄梵等82位诗人。
　　
　　第七阶段：中国现代诗歌的多元化：后口语诗和大诗主义（2000-2024）
　　
　　新世纪到来，虽然商业化和网络化的影响，诗人们已经不再执着于民间和知识分子写作的分野，谯达摩甚至提出了“第三条道路”。何三坡主编的《网络诗歌史编》列出了二十大先锋诗派或诗群，由于被收入百度百科“先锋诗派”而广泛传播，这在一种程度上反映了诗坛的状况。这些诗派包括“橡皮”杨黎、乌青；“他们”韩东、杨健、金海曙；“第三条道路”谯达摩、张延文、莫非；“活塞”徐慢、丁成；“物主义”苏菲舒、初九；“下半身”沈浩波、尹丽川、巫昂；“不解”余怒、潘漠子、魔头贝贝；“垃圾运动”凡斯、皮旦；“低诗歌”龙俊、管上；“可能阵线”白鸦、张军、茧衣；“卡丘主义”周瑟瑟、朱鹰、李成恩；“第三极文学运动”南鸥、十品；“在南方诗歌沙龙”肖水、茱萸、鱼小玄；“撒娇派”京不特、默默、孟浪；“前沿”雪瑶、恩慈；“打工诗人”郑小琼、许强、陈忠村；“中产阶级写作”北魏、吕约、杨四平；“神性写作”蝼冢、陈肖、镭言；“大诗主义”曹谁、西原、西棣；“新传统”王美洪。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出，后来影响巨大的大诗主义已经占有一席之地。
　　在2011-2019年期间，徐敬亚和韩庆成创办的中国诗歌流派网，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后来的众多流派，包括“曹伊之争”也是在这个网站最早成为热点，伊沙始终认为曹谁的幕后是徐敬亚，当年“朦胧诗”三个崛起之一。
　　除了传统的民间和知识分子写作，中国又形成“新归来诗人”群，这是曾经在1980年代写诗，而在1990年代由于生计的原因离开诗坛，在新世纪他们又重新返回诗坛，是相对于文化大革命后的“归来诗人”群而言的。沙克主编的《中国新归来诗人》推出的重要诗人有：邱华栋、李少君、沙克、洪烛、车前子、许德民、默默、小海、雪迪、尚仲敏、周庆荣、冰峰、林雪、张德明、姜念光、周瑟瑟、周占林等。
　　诗歌从史诗时代，到格律时代，再到自由诗时代，诗歌的精神分化到多种文化形式中，随着娱乐的多元化，诗歌的读者在减少，这是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出现的问题。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让诗歌走上更加纯粹的道路，在中国诗歌不可避免地变成了边缘的存在。只是偶尔会有诗歌体裁以诗歌事件的形式称为网红，包括赵丽华的“梨花体”、车延高的“羊羔体”、乌青的“乌青体”、贺电的“平安体”、贾浅浅的“浅浅体”、铁舞的“春在体”，等等，他们大多是被社会调侃，以非诗歌的姿态去吸引人。
　　在中国新诗诞生一百年之际，2018年到2020年期间爆发的“曹伊之争”成为诗坛新的大论战，双方包括“大诗主义”的倡导者曹谁和“后口语诗”的倡导者伊沙，双方各自形成阵营。这是网络时代，也以曹谁通过短视频“抖音”抨击“口水诗”开启，迅速引起诗坛的大论战。论战的文章借助微博、微信、抖音等网络媒介迅速传播。伊沙的《车过黄河》和曹谁的《大悲舞》在论战中广泛传播。“后口语诗派”，是相对于韩东、于坚等人的“前口语诗”而言的，其理论主要由伊沙的弟子韩敬源阐述，总结为“口语写作”、“身体在场”、“事实诗意”三原则。曹谁则以《大诗主义宣言》中的四原则“合一天人”“融合古今”“合璧东西”“随物赋形”回应，“大诗”的观念源自史诗，在中国文诗坛海子最早在1980年代提出，曹谁在2007年写作《大诗主义宣言》，开始推动“大诗主义运动”，在青年一代诗人中有大批践行者。参与论战的诗人有阿斐、春树、韩东、韩庆成、黄土层、霍俊明、简明、吕本怀、马知遥、梦亦非、凝望、庞华、谯达摩、沈浩波、谭克修、唐欣、图雅、铁舞、吴焕唐、西川、向以鲜、谢冕、徐敬亚、徐江、杨黎、鹰之、张德明、中岛、周伦佑等136人。伊沙和曹谁双方立刻形成支持者，支持伊沙的有“口语诗18将”：韩敬源、刘傲夫、左右、君儿、南人、西毒何殇、华夏云客、艾蒿、鬼石、李异、襄晨、王有尾、周鱼、赵壮志、刘天雨、李勋阳、绿夭、小龙女等。支持曹谁的青年诗人形成“诗战18军”：鹰子、北陕、龙吟、洪亮、大鹏瞰海、贝壳航母、行顺、许言木、夜陌、雷鸣、东邪、梅蒲柳、罗伊森、雷晓明、离兮、月剑、彭书锦、张厚生等。
　　中国批评界影响巨大的《文学自由谈》杂志2023年第1期以封面人物的形式刊发曹谁的总结文章《“曹伊之争”与文坛的十大弊病》，曹谁在文中系统总结曹伊之争的起因、经过、结果和影响。文章总结：“曹伊之争”在胡适写作《尝试集》后一百年爆发，大概是一系列因素促成的，当时许多人解读为“中国新诗百年道路之争”，认为是中国诗坛“盘峰论争”以来最大的论争，“21世纪最现代化的论战”。这场论战的核心是中国新诗的走向问题，是伊沙倡导的“后口语诗”，还是曹谁倡导的“大诗主义”，抑或是其他的写作方法。
　　文章在最后列出中国文坛的十大“弊病”，呼唤继续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的文学革命目标：新文化运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之后是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提出了建设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三大主义，我觉得今日的中国，面对五千年的大变，面临全世界的大局，是应该进行新的文学革命了。这场改革可以从诗界开始，海子在《诗学，一份提纲》中说：“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结合，诗歌和理想结合的大诗。”
　　21世纪的中国诗坛依然在鲜活地发展着，去评价诗人们创作的价值，随着角度的不同，都有不同的评价，甚至是截然不同的评价，包括笔者也很难完全做到客观，只能是一家之言。假如让我罗列出“曹伊之争”之前贡献最大的十位诗人，他们分别是：胡适、郭沫若、徐志摩、穆旦、艾青、纪弦、胡风、北岛、韩东、海子。笔者也在此提供几个观察，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王清平主编的“蓝星诗库”所选的诗人，是在读者和文坛影响比较大的，目前入选的有十二个诗人：海子、张枣、舒婷、顾城、戈麦、骆一禾、多多、孙文波、昌耀、肖开愚、芒克、吉狄马加。2024年意大利诗人兰伯特·戈玆亚和新西兰华裔诗人佩英主编的《21世纪汉语诗选》在意大利出版，选了七位在国际上活跃的诗人：曹谁、佩英（Chen Christine Peiying）、Anna惠子（Keiko Anna）、伊娃（Mirzaeva Eva）、欧阳江河（Ouyang Jianghe）、映霞（Tang Yingxia）、叶如钢（Ye Rick Rugang） ，其中佩英是华裔新西兰人，伊娃是华裔俄罗斯人，映霞是华裔澳大利亚人，叶如钢是华裔美国人，从中可见汉语写作已经走向国际化。
　　在2023与2024年之交，第六届博鳌国际诗歌节正在进行，诗会在棋子湾开元酒店举行了一场倮倮《世界看见我》研讨会，在研讨会上徐敬亚又提出“大变革”的判断，杜觉祥发出“大转向”呼声，曹谁也呼唤“大融合”，在新的一年一切都预示着中国现代诗歌的大变革又要开始。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著名诗人乌鲁克贝格·耶斯道勒特（Ulugbek Yesdaulet）和国内外六十多位诗人共同见证了这个诗会，将来历史也许要像“盘峰论争”一样命名为“开元论争”。
　　中国的诗坛一直都充满论战，因为论战，也推动其发展，从最早的新格律诗和现代主义的对立，到后来的多次论战：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后口语诗和大诗主义等，现在有一种全新的分法是：内卷化和外卷化。这来自对英文Involution和Evolution的解读。内卷主要指国内的民间诗派，如同韩东所说“中国的诗歌永远在民间”，虽然他现在也获得官方的鲁迅文学奖，流派众多，各执一词，无限内耗。事实上中国诗歌处于一个空前竞争的时代，据说中国诗词学会的会员就有一百万，网络为民间的写作者提供了无限的空间，这一方面推动诗歌的发展，另一方面又造成普遍的口水化。
　　现在有一种“外卷化”的潮流，在中国产生一些列国际诗歌节，包括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博鳌国际诗歌节、丝绸之路国际诗歌节等；中国诗人也创办了一系列国际诗刊，包括《世界诗歌》《世界诗人》《世界诗坛》《国际诗歌》等。大诗主义运动也在“曹伊之争”期间传播到世界，不少国际评论家都在关注其发展，中国的诗歌从来没有如此融入世界。如今世界诗坛影响巨大的还有费尔南多·伦德（Fernando Rendon）依托麦德林国际诗歌节发起的“世界诗歌运动”（WPM）和弗朗西斯·科姆斯（Francis Combes）在欧洲发起的“诗人星球组织”（PoP），中国的多位诗人也都参与其中。
　　西方文明是螺旋式的向外发展的，中国文明是循环式向内发展的，现在的中国诗人逐步意识到中国只是包括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印度、犹太、埃及、希腊在内的“七大文明”之一，正积极通过内容和形式的变革，融入到世界诗歌中。歌德在1827年就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各个语种的写作在未来看来都会是一种“世界方言写作”，最终都会走向“人类的世界文学”。
　　
　　2023.11.7-11.9作于北京亚欧非之家，2023.12.26-2023.12.28改于西宁巴别塔尖，2024.1.1-1.4定稿于海南开元酒店
　　 　　曹谁简介
　　曹谁，诗人、小说家、剧作家、翻译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原名曹宏波，字亚欧，号通天塔主。曾参加鲁迅文学院第14届作家高研班、中国文联第9届编剧高研班、中国作协第八、十次作代会、第八次青创会。1983年生于山西榆社，2008年去职远游，在西藏、新疆周游数月而返青海，开始职业写作生涯，现居北京。2007年发起大诗主义运动，2017年倡导剧小说运动和诗电影运动，2017年先后加入世界诗歌运动和诗人星球组织，2018年发起曹伊之争，大诗主义运动跟世界诗歌运动和诗人星球运动并称为世界诗坛的三大运动。著有诗集《亚欧大陆地史诗》《通天塔之歌》《帝国之花》等10部，长篇小说《巴别塔尖》《昆仑秘史》（三部曲）《血色娘子军》等10部，文集《大诗学》《可可西里动物王国》《昆仑游》等4部，童话《雪豹王子》《可可西里动物王国》《三江源国家公园》等18部，译著《理想国的歌声》《太阳中的黄金鸟》《伊斯坦布尔的脚步》等4部，主编《汉诗三百首》《诗战十八军诗选》《大诗选》等5部，电影剧本《太阳城》《昆仑决》《子弹上膛》《一个王朝的背影》、电视剧本《孔雀王》、广播剧本《心香》和舞台剧本《雪豹王子》等百余部集。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诗刊》《作家》等文学杂志，入选上百部权威选本。有多部长篇小说改编为影视剧、广播剧、舞台剧等。有作品翻译为英、法、德、俄、日、韩、瑞典、希腊、印地、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阿拉伯等20余种文字，在国际诗坛有三十多位著名诗人写作评论，被中国诗坛称为“国际曹”，被印度杰出诗人拉蒂·萨克塞纳称为是“领导新世界的年轻一代”的代表诗人。曾获首届中国青年诗人奖、第7届中国长诗奖、第5届青海青年文学奖之“文学之星”、第4届曹禺杯剧本奖、第8届意大利罗马当代国际诗歌艺术学院奖之阿波罗·狄奥尼索斯诗歌奖、第12届俄罗斯金骑士奖、第5届华语诗歌春晚2019年度十佳诗人等50多项省级以上文艺奖。曾参加第30届麦德林国际诗歌节、第26届哈瓦那国际诗歌节、第14届印度Kritya国际诗歌节、第22届荷马国际诗歌节、第4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等多个国际诗歌节。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员，世界诗歌运动协调员，西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大诗刊》主编，《世界诗歌》副主编，《世界诗坛》副主编，《世界诗人》英文主编，《国际诗人》副主编，《国际诗歌》英文主编，丝绸之路国际诗歌节执行主席，丝绸之路国际诗歌春晚总策划，华语诗歌春晚副总导演，博鳌国际诗歌节常务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