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因为要换单位，整理办公室里上千件书刊；不意发现一封居然尚未拆开的信，信封上是恩师屠岸先生隽秀的字体。我不禁心头一紧，老人家给我的这封信为何没有拆开（要知道，有一段时间有好多邮件在到达我之前就被拆开了）？而且为何没有跟他给我的其它信放在一起？
　　我连忙拆开信，看到内容，才明白我没有拆封的原因。
　　信中说：“王贵明、周占林二位要我题的字，未见有人来取。今寄上，也许还有用。如已过时，我不介意。‘夕照’诗丛编务提上日程。现代文学馆图书是否仍不能出借？可否向国图一试？为你方便，再列一次名单：刘半农、胡适、朱自清、李金发、殷夫、汪静之、冯雪峰、阿珑、林庚、何其芳、田间。” 　　恩师在此信中主要跟我说了两件事，都有一定的历史意义，所以我想在此说明一下。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世瞩目、万众期待（包括诗歌界同仁）。我的老东家北京理工大学的体育馆是奥运会副场馆之一，我当年的老同事王贵明教授担任这个场馆的运营部秘书长。因为爱好诗歌，他有意出版一部关于北京奥运会的诗集，题为《2008奥运诗选》，出版资金由他设法解决。他找我商量如何操作。我出的主意是定向约稿与公开征稿并举，然后我推荐我的另一个挚友、当时的中国诗歌学会中国诗歌网总编周占林先生与他合作，因为公开征稿在我们这个网络时代最好跟一家在诗歌界有很大影响力的专业诗歌网站来操办。他俩立刻展开合作，而且效率和结果都非常棒。在他俩分头跟上级做工作之后，这一诗歌选本由北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主办、由中国诗歌学会中国诗歌网承办。
　　中诗网发布征稿启事之后，得到世界各地华文诗人和诗歌爱好者的热情响应。我们在短短两三个月内就收到几千件作品，其中不乏名家的踊跃投稿。周总编亲自收稿集稿。他在汇总后，又让我帮着选稿定稿。我把那些宣传意味太露骨、艺术品位实在太差劲的作品统统一笔勾销，以保证这部合集的历史价值和艺术水平，把趁热搭车的嫌疑降到最低程度。后来，在开始排版阶段，他俩都说要让我当主编，我力拒了。我明说的理由是：我虽然最早参与此书策划、最后参与此书定稿，但大部分具体事务都由他俩操办。我没有明说的理由是：奥运会太热门了、势头太大了，而我一向主张或要求自己不趋炎不附势，还是退避一舍为好。他俩又相继来说项，希望我同意留个名字在封面上，仅仅表示我们仨诗歌三结义的情分。我考虑再三，想了一个三全之策：1，只任副主编。2，只署我在诗坛罕为人知的原名。3，除了诗歌作品（我确实写过奥运题材的诗），我不提供任何我个人的其它图文材料。他俩一一答应。在此，我再次感谢他俩的厚爱和谅解。我尤其要感谢已经跟我们不在一个世界的贵明兄弟。这部具有历史档案意义的诗集之所以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征稿、选稿、编辑和出版，他绝对是立了头功。因为他首先倡议，他解决了关键性的出版资金问题，书出版之后，他还利用他的资源在他时任副馆长的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举行了《2008奥运诗选》首发式暨诗歌朗诵会，也由北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主办。我也参与了策划和实施这场有京城诸多诗歌名家参与的朗诵会。我们仨做跟这部诗集有关的所有这些工作，都是义务的。在此需要特别补充的是：贵明因为在服务奥运会期间过于忙碌，导致鼻癌发作，之后不久，就不治了。他对诗歌的热忱奉献令我不胜感慨感佩。在他弥留之际，在占林的全力帮助下，贵明出版了他一生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诗集《红菊与冰凌集》。当我去医院看望他时，他抱着自己的文字的孩子，表示欣慰。
　　屠岸先生是我们仨最早想到要请求奥援的诗坛耆宿。他俩让我去跟老先生沟通，一开始我们只请老爷子赐稿，后来（紧临出版前夕吧）不知道是谁提出来还要请老先生题字。我就出面去请求了，紧接着我出京参加活动了。我应该是打电话跟老爷子说的，他以他敏于行的一贯做法应该是立即完成了题词，不仅签了名，还盖了章，并且写信给我寄出了。 　　那么，我到底为什么没有拆开这封有他老人家题词的信？他的题词为什么最终没有被放到书里去？
　　原因只有一个：来不及了！老爷子惯于勤于写信，但面对紧急而重要的事的时候，我们都会用电话沟通，甚至我会前往他府上趋谒。他寄出信之后，应该是马上打电话给我告诉了信的内容，我马上打电话给贵明他们告知老爷子题了词。他们的明确答复应该是来不及了。好在老爷子确如他在信中所言，以他一贯的豁达和大度，他并没有因为我们最终没有用上他的题词而介意。我应该是在向他请求题词的电话里就已经说明可能来不及，因为能不能赶上由出版社说了算，而主办方对出版社的要求是必须在7月底见书，8月8日奥运会开幕之前必须搞完首发式！那时，大家都在没日没夜地加班加点，都感到燃眉之急！谁都不敢在任何一个环节耽误一分钟，所以无奈只好忍痛割爱——放弃老先生的题词。对此高度紧张情形，老爷子应该是一开始就知情的，所以他在“我不介意”的前面忐忑地说“也许还有用”“如已过时”。但我至今想来，还是感到对他有点愧疚。
　　这封未拆信的另一个内容是关于夕照诗丛的事。香港银河出版社的主事者傅天虹和傅小华文坛贤伉俪策划出版中英文对照个人短诗选丛书，为两岸四地的诗人提供出版诗集的平台和机会。由于有英文，而且中文都是繁体字，一般年轻人无法胜任校对工作；他们夫妻俩就请屠岸先生这位耄耋老人从事这份吃力而没有什么名分的工作。在老爷子勤勤恳恳做了一段时间校对工作之后，大概傅氏夫妇觉得不好意思，问老先生有何要求。老爷子说，他们银河出版社的品牌项目“中外现代诗名家集萃”已经以一套套子丛书的方式，为数百位活着的诗人出版过中英文短诗集（小册子），但应该为已经仙逝或已经垂暮的现代诗歌史上的一些名家出版诗集，以使其“现代诗名家”云云更加名副其实或丰富充实；因为都是前辈或前辈的前辈，所以老爷子给这套特殊的子丛书命名为“夕照诗丛”。这一出版工程的策划是他三重身份意识的体现：缪斯女神的虔诚信徒、有着宏大理想的出版家和中国现代诗歌史的参与者以及见证者。
　　在写那封信之前，屠岸先生跟我透露过这个公益出版选题，希望我能配合他帮助他。在写这封信时，他和傅氏夫妇已经下定决心要做，所以在此信中说：“‘夕照’诗丛编务提上日程。”他和傅氏夫妇的诗歌情结、公益情怀和理想主义精神深深感动我，我愿意协助他们去做；我深知，银河出版社是一家资产规模很小的私营出版机构，要他们投资做这个大型公益翻译出版项目，真是太难为他们了。听说，为了避免工作压力和资金压力太大，傅氏夫妇和屠岸先生商定一缉一缉地做，每缉10部左右，最终做百人百部，算是功德圆满。
　　当时正值奥运会前夕，北京很多单位和人员都开始围着奥运会转，连日常的业务都停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由于地处奥运会场馆附近，被纳入奥组委管理的边缘区域，所以当时已经停止了对外提供服务的图书借阅工作（干脆连馆内人员都不能借阅）。这个特殊情况我之前应该也向屠岸先生说过，所以他在信中有此问：“图书是否仍不能出借？”。他还列出了第一辑的候选名单：“刘半农、胡适、朱自清、李金发、殷夫、汪静之、冯雪峰、阿珑、林庚、何其芳、田间”。
　　大概老爷子认为，这套书的出版不能因为奥运会的召开而迟迟不得开展，因此，他建议我到国家图书馆去借阅。但我想，在我动身去国图之前，应该先跟他商定好第一辑的候选名单。我基本上同意他列的这个名单，但也还有一点自己的想法，于是我接到电话（而非这封信）之后，就趋身前往他位于和平里的府上。我至少加上了3个人，即卞之琳、戴望舒和穆旦。而且，我自告奋勇，这三个人的中英文诗作直接由我负责或参与搜集、编选、翻译甚至校对。当然，其他人的诗集出版的有关事宜我也会尽力帮办。我前往国图借阅了我们商定的第一辑诗人们的诗集并且复印了我选出的作品。必须说明的是：我因为没有国图的借阅卡（只有阅览卡），我是请屠岸先生的女公子章燕教授帮我一起去借阅的，因为她有借阅卡。
　　也许是我前期做了一些工作，老爷子和傅氏夫妇抬举我，让我充任这套丛书的副主编。其实，后来，由于我写作、工作双重繁忙，较少参与。我是摘了他们辛勤种植培育出来的桃子，至今想来，脊背发汗，惭愧不已！ 　　我很快就备妥了卞、戴和穆这三位中国现代诗歌史上顶级诗人的中英文双语短诗选。但是，不知为何最终只有《卞之琳短诗选》被放入屠岸署名主编的夕照诗丛。当时银河出版社有不同人主编的诗集系列，《戴望舒短诗选》被放入了由傅天虹和路羽（傅小华的笔名）主编的“经典诗丛”，《穆旦短诗选》则被放入了由香港老诗人犁青主编的“诗世界丛书”。
　　经过我们多方商量和实际情况考量，屠岸先生最初拟定的夕照诗丛名单中最终有5位入选第一辑：胡适、李金发、汪静之、林庚、何其芳。后来，这套丛书不断扩容，又增加了25位：废名、杜运燮、朱湘、苏金伞、唐祈、陈敬容、顾子欣、杜谷、莫文征、公刘、覃子豪、吴钧陶、胡风、胡昭、郑敏、杨山、严阵、莫洛、冰心、卞之琳、冯至、灰娃、蔡其矫、晏明、艾青。总共达到了30位，可谓郁郁乎壮盛哉！可惜，由于出版社筹措资金的困难，还有一百多位诗人（包括老先生最初拟定名单中的刘半农、朱自清、殷夫、冯雪峰、阿珑和田间等）的选题只好搁置，至今没有能得到翻译和出版。
　　屠岸先生一直到九旬高龄都是劳动模范，他一字一句参与了整套夕照丛书的编辑和校译工作，有的甚至他亲自动手参与翻译，比如《晏明短诗选》《艾青短诗选》《冰心短诗选》《冯至短诗选》《胡风短诗选》等。 　　这套丛书简直是一件堂吉诃德似的壮举！是出版家和翻译家屠岸先生在傅氏夫妇的大力支持下在晚年亲力亲为主持的一项大型翻译出版工程，从立项到选稿到翻译到审校，他付出了太多的时间精力，而且基本上是义务劳动。这套丛书为中国现当代诗歌的英文翻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中国现代诗歌史和现代诗歌翻译史留下了一份厚实的坚实的沉甸甸的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