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报》2024年3月13日第3版版面图

　　诗人梁平在不同的创作阶段，均坚持了相似的“主题学习惯”。比如，他对“在场”的固守，对“离场”的警惕，对“空间书写”的重度迷恋。《重庆书》如此，《三星堆之门》如此，《三十年河东》如此，《汶川故事》如此，《琥珀色的波兰》亦如此。他的最新组诗《蜀道辞》（刊发于《诗刊》2024年第2期），也是这种内驱力的合乎逻辑的结晶。

　　“蜀道”成为中国文学的“母题”，似乎始于东汉。而“蜀道难”成为乐府诗的“旧题”，不会晚于南朝。要论成就最高，名气最大，影响最为深远，则不得不首推李白《蜀道难》。李白的“天才”，蜀道的“地气”，两者展开了伟大的知音般的“交谈”。“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道的外在的艰险，诗人的内心的危殆，何为“本体”，何为“喻体”，就再也分不清楚。而这种奇妙的“分不清楚”，将看似外向的“空间书写”，偷换为不知不觉的、隐秘的“灵魂书写”。“百步九折”？对，那不过是李白的心。“扪参历井”？对，那不过是李白的头脑风暴。

　　梁平自然洞悉此中奥秘，但是时代变了，他更倾向于将看似外向的“空间书写”，引渡为不知不觉的、隐秘的“时间书写”。《蜀道辞》计十四首，相互独立，而又具有浑然的整体性。第一首《古蜀道》，总起，为全诗定调，“三千年典籍。线装的蜀道巨著，/章节回旋、跌宕，/在秦岭、巴山、岷山褶皱里，/雨雪滋润山清水秀，/雷电席卷金戈铁马。”从历史回望中，透露出一种“人类存在的广阔视野”。第十四首《旁白》，总收，为全诗作结，“蜀道之道深不可测，/所有印迹顽固而执拗，在体内埋伏，/在肋骨与肋骨之间开出花朵。”从《古蜀道》到《旁白》，诗人书写了褒斜道、米仓道、剑门关、金牛道、翠云廊和荔枝道。“蜀道”，一条“天路”，一块“古代陆路交通活化石”。那么，褒斜道也罢，荔枝道也罢，到底是平面的“风景”，还是多声部的“胜地”或“遗迹”？是单调的“视觉形象”，还是超官能的“人文形象”？组诗到底是即兴的“游记”，还是揭秘般的“考古学”？是横向的“地理学考察”，还是纵向的“历史学考察”？诸如此类的问题就不好回答，这是因为——诗人用“风景”胜任了“遗迹”，用“视觉形象”胜任了“人文形象”，用“游记”胜任了“考古学”，用“地理学考察”胜任了“历史学考察”。于是乎，“空间书写”成为面具，“时间书写”成为灵魂。当读者仍然炫目于面具，诗人早已醉心于灵魂。可以《剑门关》为例：“风卷八百里秦川，汉中告退，/广元告退，雄关漫道的七十二峰，/利剑直插云霄。寒光里‘姜’字旗猎猎，/蜀汉名将姜维的佩剑在石壁，/长成大小剑山……”剑门关断崖绝壁，直耸入云，名列“川中四绝”，号称“天下第一雄关”。李白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正是描写这个地方。东汉末年，魏欲取蜀，姜维退守剑门关，以三万弱旅阻拒十万精兵。诗人所出示的既是一座空间意义上的剑门关，又是一座时间意义上的剑门关。可见所谓“空间书写”，岂能独立于时间之外？所谓“时间书写”，岂能独立于“空间”之外？空间时间，难分难解。诗人在空间和时间之间切换自如，既重证了空间的时间性，又重证了时间的空间性，并将这种双向的“重证”，引向了高度艺术化的“诗学建构”。再以《明月峡栈道》为例：“缄默的军机和贩夫的讨价还价，/都是栈道上悬浮的秘密，/几千年也没人走漏风声。/萧何栈道上守望的月亮，/诸葛亮六出祁山北伐，/唐明皇幸蜀的马嘶，事情太大了，/栈道下流水喋喋不休。”换言之，《蜀道辞》既赋予了地理以历史的深度（有情），又赋予了历史以地理的广度（无情），最终将“一维之诗”，写成了“二维之诗”乃至“三维之诗”。读者的阅读期待，由此获得了超额满足。你要“风景”吗？不，这里还有“传说”“故事”“巴蜀史”或某种“巴蜀风情”。尽管正如诗人所写，“人和历史都是一本大书，/而记得的只是细枝末节”，“历史的演进很多逗号、省略号，没有句号”。

　　也许诗之天职不是揭示真理，某种程度上，是对自我的深情召唤。《蜀道辞》第一首《古蜀道》呈现出强劲的“客体性”，第十四首《旁白》却收束于悄然登场的“个人主体性”。“空间书写”从来不是仅仅注目于“外部世界”，“时间书写”也从来不是仅仅注目于“历史人物”。“物理”就是“心”，“姜维”就是“我”，那么“剑门关”的英雄气就是“诗人”的英雄气。《蜀道辞》既是寻根之旅，也是寻我之旅，或者说，这个组诗乃是地理、历史和诗人所共有的“出场仪式”。恰如诗人所言，他会“拒绝那些天马行空的书写”，力图“与人、与自然、与社会的不平衡达成最大尺度的和解。”这就不仅是“文学自觉”，而是“文化自觉”，不仅是“生活自觉”，而是“生命自觉”了。

　　诗人的诗学策略既体现为个人主体性的“出场”，又体现为个人主体性的“适度出场”。换言之，他只将个人主体性安放于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诗人向蜀中先贤的再三致敬，就可以作为此种礼节性分寸感的反证。他怎么写李白？“一把佩剑行走的江湖，/一个隐喻‘挟此英雄风’，/从少年到白头，宫廷逗留的诗酒，/远不及流浪的天涯。弱不禁风的书生，/以剑修身、以剑修辞。”他怎么写杜甫？“一个人，一卷诗歌纪行的蜀道，/浣花溪茅屋收拢一路风尘。”此外，《蜀道辞》还有写及苏轼和陆游。诗人既出示了一份“蜀道诗人的不完整谱系”，又出示一种“窃愿叨陪末座的小小理想”。空间转向了时间，当代对接了古代。空间与时间之间，没有一堵墙；当代与古代之间，不隔一层纸。由此，此诗获得了破壁般的真力弥漫。梁平组诗《蜀道辞》，显而易见，致敬于李白古风《蜀道难》。李白之“难”，接近于“悲歌”；梁平之“辞”，接近于“颂歌”。从“悲歌”到“颂歌”，缘于时代变了。李白所谓“蜀道”，早已经化险为夷；梁平所谓“蜀道之道”，却需要慎终如始。“道”的语义选项至少有三个：其一指“道路”，其二指“言说”，其三指“真理”。这就是为什么从钱钟书到张隆溪，都把“道”翻译成“逻各斯”（logos）。古往今来又有哪个诗人，包括李白，包括梁平，不是终生辗转于“道”与“逻各斯”的不同语义选项之间呢？

　　（作者单位：四川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