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我者，呼老也”，是我的一句口头禅。对我诗歌的理解，没有谁比呼老全面深刻。我对呼老的崇敬发自内心。他阅历的丰富、知识的广博、胸襟的浩大、精神的高洁以及对诗歌深刻的领悟，让我感念不已。艾略特说过：“我们会长大成熟得不再把大多数诗当成一回事”。那些徒有虚名的诗，自然成为我们茶余饭后的笑料。随着阅读经验的累积，呼老的诗在我心中的分量越来越重，这不仅仅因为他一直以来对我写作的鼓励，更重要的是他的诗符合我的诗学和美学标准，是我心中理想的诗歌。他用自己的作品在无声地教诲我，在一个浮躁的时代如何做一名真正的诗人。
　　呼老六十年代中期上大学时，就开始在《北京晚报》发表诗歌，至今已有近六十年的写作经验，可以说一生笔耕不辍，硕果累累。《有有空空》《上上下下》《走走看看》这三部诗集，是他晚年的作品，他自认为是“诗歌后事”。我想起2022年中诗网要发布呼老写我的一篇诗评时，他应约给我发来几张满头银发的照片。我蓦然意识到先生垂垂老矣，丝丝悲凉向我袭来。虽然我一直亲切地称呼他呼老，但在我内心深处他永远朝气蓬勃，我最终还是选择了那张年轻的旧照片。到了先生这个年龄还文思泉涌，在文学史上也不多见，歌德是典型的一位。冰心认为，一个诗人年老了还在写诗，才是真正的诗人。呼老就是这样的诗人。呼老以文学评论名扬四海。他出手不凡，一篇万字评论用不了几天就在稿纸上写就。至今他都不会使用电脑，数百万字的评论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在稿纸上爬出来的，他乐此不疲。客观地讲，他的评论遮蔽了他的诗歌，很多人不知道他发表过若干诗歌出版过十几部诗集。他是会写诗的诗评家，一手写诗，一手写评论，双管齐下，齐头并进，数量可观，质量上乘，与不会写诗的评论家不同，与不会写评论的诗人也不同。他把写作当作自己的生命，不在乎世俗的认可，在86岁高龄，用三部薄厚不一的诗集，为自己的诗歌创作做总结，为人生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这个句号是多年修炼而成的正果。我像捧读经典那样反复地阅读，读出一个小人物在历史风云中的沉浮挣扎，读出一个小人物对芸芸众生的关爱，读出一个小人物忧国忧民的情怀，读出一个小人物的人性之善和人格之美，读出一个小人物的低调和洒脱。呼老以小人物体察人世的冷暖，洞察社会的变迁，在此过程中又变成大人物，我说的大不是官位之高财富之巨，而是精神之强大情感之深厚思想之尖锐。
　　这三部诗集的书名，充满深刻的辩证法，有耐人寻味的禅意，其内容浓缩着中华民族跌宕起伏的历史，是诗人对生命和社会的心灵洞悟，有了这洞悟，才有大自在，才能逍遥游。《诗刊》主编李少君认为：“人诗不能互证，诗之价值要打折扣”。呼老以个人的心灵感悟，为时代和社会留声，做到了诗如其人，人如其诗，个性蕴含共性，小我抵达大我。对呼老的诗而言，我深知只读出皮毛，并没有全部读出他言外的深意和骨子里的精髓，因此常常扪心自问，我对呼老了解多少呢？这一问，问出无限惭愧，我无法回答自己，但敢肯定的一点是，这辈子我对呼老的理解永远无法抵达呼老对我的理解，但我必须像小学生读教科书那样去读呼老的诗，在他诗的王国里尽情翱翔，以此来拓展我狭隘的视域，增长我匮乏的艺术智慧。
　　下面，我从内容上把呼老的诗梳理归纳为自题诗、乡土诗、爱情诗等十八个大类，有些类别还交叉。这样分类不一定科学，但便于分门别类去研究他博大精深的诗歌。
 
　　自题诗

　　呼老的每一首诗都有自我，他习惯以自我的视角认知社会。有一类诗，不一定命名为自题诗，但就是自己写给自己，把自我向世界打开，不回避，不遮掩，不粉饰。他没有把自己美化成英雄，塑造成时代的楷模，始终以平民身份出场，抒写自己的所思所想。呼老有三首关于理想的诗，一首是《伟大的童年理想》。他的理想不是当什么家，而是“头剃光头/脚不穿鞋”，朴实得不像理想。想与自然亲近，而母亲偏偏给他留长头发，穿布鞋，理想受阻，“我多么羡慕那些野孩子/光头光脚满屋满院满庄满坡乱跑”。对自由的向往贯穿诗人的一生，可现实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年老了我童年的理想才实现了一个半/头顶光了/赤脚穿鞋在房间踱步”。有感慨，也有自嘲，但那颗热爱自由的心依然跳动在字里行间。另一首是《我的理想》：“我十八岁的时候/我的理想也十八岁……我八十岁的时候/我的理想还是十八岁……”。年少时的理想大多不切实际，很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改变，孔子“五十知天命”就不谈理想了。呼老虽然没有具体写理想是什么，我理解就是诗歌理想，其它理想都包含在他呕心沥血的诗歌创作之中。这一理想始终如一，没有因为年老而衰退，反而更加强烈，属于真正的初心不变。用年龄写理想别出心裁，实属罕见。《我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没有出现理想的字眼，但把理想化为逼真的生活场景：“西出阳关北行到大戈壁沙少土多处/觅一亩略见丛草之地/凿一口手压泵深水井/造房三间，一间睡觉，一间做饭，一间读书写作/栽桃杏树各一，种几畦洋芋、辣椒、小青菜/养公羊一只，母羊一只/十年不强拆，五十年七十年不强拆，甚至一百年不强拆/在此终老/只有沙尘暴过来掩埋我们/也心甘情愿——/这是没办法的事”。呼老的美好类似于陶渊明的桃花源，远离市井喧嚣，享受生活的宁静，有超然，也有顺其自然，有自足，也有无奈，有对未来的憧憬，也有对现实的惊恐。这是一位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期渴求的风轻云淡，也是他在城市疲于奔命时渴望的精神归宿；老友把呼老比作“从昆仑山滚落的石头”，彰显诗人意志的坚强和命运的悲壮。昆仑石“横空坠海/海水溢，洗涮人间万象”，夸张不是为了炫耀，目的是让人间变得更加纯净美好。“目前，我创伤已愈，斑疤犹存/下雨阴天感到昆仑山微颤”。即使痊愈，生命的疼痛感也不会消失。《昆仑石》雕塑了诗人纵横捭阖、荡涤人间污秽的精神影像；《和饮食有关》写诗人在甘肃五七干校炊事班亲近的两个女难友，一个是抗战老革命，负责清扫女厕所，一个是女大学生，带着两个娃磨面粉，“我给扫厕所的女难友深挖一勺子肉菜扣到她碗里/我把六个大白面馍塞到女大学生和俩娃手里”。呼老是性情中人，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不顾自身的安危，特殊年代的冒险行为放射出人性的光辉；《汉语词典与地图册》是呼老在下放改造时“能公开阅读心甘情愿天天读的书册”，先生在这两本书上自由地走来走去，走遍了祖国，走遍了世界。“我的书册被没收了”，这点自由被剥夺了。平时读先生的文章，感到有些词拗口，一查词典才明白，是自己少见多怪。磨难成就了一部分人，也毁灭了一部分人，这不能怪上天不公，是个体意志和胸怀的差异。呼老的人生是坎坷的，但一直在充电学习，这是他创作厚积厚发的根本原因；呼老注重修身，不忘反思。在《我的病》中写到：“在上海我矮/在北京我小//在祁连山雪峰我高/在腾格里沙漠我大//我有病/我就是我的病”。这首诗把呼老学习、工作、生活过的地方基本上点到了，既矮又高，既小又大，矛盾中揭示自我的心理病态。“我就是我的病”，找到了病因，不是怨天怨地，而是对自我进行反思。在《归去》中写到：“我一一忏悔了我的罪责后/我就不是一个最坏的人了/我老着老着一直老下去/老成了一个孩子”。基督教认为人生而有饕餮、贪婪、懒惰、淫欲、嫉妒、暴怒、傲慢等原罪，人生就是一场赎罪。呼老的忏悔是对人类精神扭曲的忏悔，是自我完善的忏悔。他行善积德，童心未泯，都不敢说自己是一个好人，其谦虚让人敬佩；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先生感到自己的微不足道，在《今日空气》中写下：“我做最后一件事/给空留下空空如也的见证”。 在《空》中也写到：“只剩下一个名字/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也就全有了”。呼老很早就洞悟到有就是空、空就是有的人生哲理，他才有处变不惊的从容，正像《三国演绎》片头曲唱的“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那样洒脱；呼老一心向善，同情弱小，成人之美。面对丑恶，当他的生命和尊严受到挑衅忍无可忍时，用一把老骨进行反抗，写出《自卫还击战》：“他们带着刀子上来了/我的刀子还在铁矿里//他们带着棍子上来了/我的棍子还在树苗里//我不能等死/我拆开骨头/点数刀子棍子//三把刀子/五根棍子”，一把老诗骨展现出知识分子捍卫生命和尊严的勇敢无畏；呼老的诗扎根大地，他是名副其实的大地诗人。他的知识储存超过了很多当代知识分子，但他的写作没有选择知识分子写作道路，但又能感到知识对他深入骨髓的影响。在《云根》中写到：“云散了/我没有留住云//我留住了自己/我的根在土地上/盘根错节像绳索镣铐/我挣不开”。 “绳索镣铐”贬词褒用，形象地揭示诗人与土地的亲密关系。从这首诗可以找到呼老诗歌的源头。
　　从这些自题诗，我们能够看到呼老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在历史的浪潮中搏击，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休戚与共，不管风浪多大，都表现出知识分子特有的风骨和操守，最大限度地展现出人性的美好。他从小热爱自由，一生又扎根大地。他忠于现实，又渴望归隐。他身陷苦难，又在超度别人。他慈悲为航，又在反抗暴力。他自信满满，又低调行事。呼老是一个单纯而复杂的人，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是一个有操守有思想的人。
                 
　　乡土诗

　　呼老少年时代就离开故乡山东寿光，辗转于北京、上海、甘肃、深圳四地。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他老大也没有回去，对故土一直念念不忘，一颗思乡的心漂泊在异乡，但故乡的一草一木都牵动着他的灵魂。《那时多么好》写的是童年逃学的故事，“到北邻拴住家菜园子摘两根黄瓜”，“在大傻子家菜园子摘两个大辣椒”，“摘一把范家沟村的黄麦穗”，像鲁迅笔下的《故乡》一样民风纯朴，孩子们自由自在，其乐无穷。“七十年后，这个梦我但愿还没有醒/那时的人，动物与植物都那么好”，对故土的怀念转变为精神的寄托，虽然没提现在怎么样，但我们能理解诗人对物欲横流的无声反驳；《蜻蜓记忆》共写了三次，一次是故乡的，一次是故宫太和殿广场的，一次是深圳上沙广场的，对比之下，最动人的当属山东寿光罗庄窑湾密密麻麻的蜻蜓：“飞在水面上，捕捉密密麻麻的蚊虫/水面下面是小鱼虾，小鱼虾下面是稀泥/稀泥里有泥鳅。我们小孩子们/在捕捉它们。头在水上，身子在水下”。像鲁迅的百草园一样充满童趣。现在想去重温一下旧梦已经不可能了，因为“窑湾已经填埋造了书记的楼房”，这种结局令人伤感和气愤；《腌蛋家的石榴树》：“小区拐角处缺了一角什么/我整整一天的时间缺了一角/原来这里的一棵石榴树挪走了/我想把故乡罗庄腌蛋家的石榴树挪来补上……深圳的石榴树只不过就是能挪来挪去的植物/罗庄的石榴树把根扎在我黑暗如土的记忆里”。一个是挪来挪去，一个是坚守故土，诗人想把故乡的石榴树移到深圳的小区，明知不可能还在遐想，这就是刻骨铭心的乡思；《罗庄高粱酒》写出了山东人的豪爽：“酒味儿踏着绿葱葱的高粱叶子上窜下跳/许多男人女人跳进高粱丛喝醉了酒一样高兴”，有莫言《红高粱》的味道；写故乡，离不开故乡的人。《纪念寿光县辛亥革命烈士和反袁烈士》写故乡的英雄，诗人甚至不顾诗学规则的限制，克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把英雄的名字一一列举出来，并直言“和我见面了”，“高高站了起来”，“他们的村庄，和我的罗庄，名字朴实，颜色土黄”，“他们都未活过三十岁，大多只活过二十几岁”，“他们名字一排开，就是一首民主自由诗篇”。生命短暂，意义崇高。呼老的诗一般是冷静沉稳的，但一提到故乡，他就冲动起来，尤其是这一首写故乡烈士的诗，为争取民主和自由而死是生命的光荣，他要用诗歌的断砖片石给这些可爱可敬可歌可泣的烈士们建一座纪念碑的急切心情就不难理解。这些共和国的英雄，如果呼老没有写进诗里，我们一辈子都不可能知道。有感于此，我在读完这首诗后，即兴写下：“诞生英雄和烈士的土地/也诞生诗人和好人/我对烈士由衷地崇敬/在呼老为烈士树起的诗碑前/我肃立、默哀三分钟/呼老为寿光而骄傲/寿光因呼老而自豪/呼老用神性的汉字/为寿光增寿添光/连我这个千里之外的人/也一次次被照亮”；《寿光县的光荣自蚤子血发生》写得是符秦丞相王猛，他的不拘小节让官员改变了正襟危坐的斯文形象，他是故乡最大的官，“他不给儿子求官位/给他留下十头牛当农民种庄稼/官不二代”，为家乡的一位清官感到自豪；《父亲老年一日》写下感人的遗嘱：“不给子女增加负担，远方的儿孙有事就不回来/不给公家增加负担，不给国土增加负担”，胸怀坦荡，超凡脱俗，诗人赞美 “这是他不写交待材料后一生最得意的作文”。呼老的修为与故土的滋养和深厚的家学渊源分不开；从一部《旧寿光县志》读出了呼老浓浓的乡思：“旧县志就是故乡了/我们在旧县志里看看故乡就像看看祖国/我们有这样的故乡，我们爱这样的故乡”。落叶不能归根，飘落在旧县志里，思乡之心也得到莫大的慰藉。他把故乡扩大到祖国，爱家乡就是爱祖国，家国情怀融为一体；《老槐树》：“罗庄我家小西屋东老槐树高出村庄/就是等着我在远方看它…… 直到有一年我侄子由于饥寒刨掉老槐树卖了/我在罗庄的日子就没了后来罗庄也没了”。因为贫穷，老槐树卖了，故乡暗然失色。因为发展，罗庄没了，灵魂无处安放。
　　呼老一方面深情地回忆记忆中的罗庄，另一方面也为罗庄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消失而惋惜。《狗尾巴草给罗庄招魂》是这方面的代表作：“罗庄没了。罗庄的名字没了/没了罗庄的老屋，老坟，老井，老路，老河老湾/没有罗庄的老人，老马，老驴，老树老庄稼/没了罗庄的隔太阳隔月亮隔院墙而过的老土话/没了罗庄的轰轰烈烈乱七八糟的老故事/没了罗庄的那几条东游西逛的老狗//只有罗庄遗留的狗尾巴草在高速公路边上/摇来晃去给我们罗庄招魂”。与《老槐树》的没了不同，这是发展付出的代价。“没了”重复了七次，形成忧伤的旋律，诗人如数家珍地列出的一切都“没了”，精神的家园倒塌了，灵魂变得一片迷惘；《2016年夏回罗庄》，看到故乡的路盖上了高楼和塑料大棚呐喊：“路没了/故乡回不来了，我回不去了”。记忆中的故乡已不复存在，“我身体状如一座坟/埋藏了故乡/故乡的路/延伸到额头上”。故乡已经化作诗人的血肉，路就在额头的皱纹里。故乡没了，但在身体里找到了，千古奇思，万般大爱。不能否定的是，现代工业对传统农业的活活碾压、科技对人性的残酷挤兑。如何在现代社会保持农耕时代人性的纯朴，是时代的天问和人性的大考。
 
　　爱情诗

　　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没有爱，世界不可想象。呼老他们这一代人的爱情，除了革命加爱情的模式外，就是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对于一位以自由为最高境界的诗人而言，他的爱情在那个时代不可能实现，只能萌芽在心中，成为日后美好的回忆。呼老的爱情，可以说不是爱情的爱情，接近柏拉图的精神之恋，也是被压抑人性的苏醒。诗中的女子，不是热恋中疯狂的女子，而是被相思的安静女子，披着一层薄薄的面纱走向岁月的迟暮。在《夹在书里的海棠花》中写到：“我早知道，花夹在书里/不结果”。既写出青春期的浪漫，又揭示没有未来的必然，美好就美好在过程，将主观与客观融为一体，在这类诗中可谓翘楚之作；《祁连山雪变》：“我看见那女子在冬日黄昏/穿过黄草走上了白雪祁连山/越上越高，直到看不见/我年年月月日日看祁连山看不见她/祁连山发生暴风雪变成白色烈马被女子骑上/向东奋蹄，向西奋蹄，向南昂首，向北昂首/咴咴咴叫着奔到黑河边/我展开双手接住一朵雪花/它很大很亮，睫毛忽闪着像她/在我的体温里融化成一汪泪”。那女子，越走越远，从诗人多情的视野里消失。直到祁连山变成雪马，她又以骑手的形象回到诗人渴慕的视野。最后写到的一朵雪花，象征着爱的纯洁。这首诗像一个童话，笼罩着神秘的梦幻色彩；《少女：塑像与照片》，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一位女神，有的成了朝夕相处的爱人，有的从心里悄悄走过。呼老十八岁时喜欢上一个十八岁的少女，“对谁也没有说出口，也没有行动/我带着她很少的材料离开她五十年/有空的时候，不管痛苦还是欢乐/都在心里用很少的材料把她塑造/终于把她塑成一尊塑像，亭亭玉立/没有缺点，不会老去，落上灰尘都能擦去”。相比于《祁连山雪变》中的女子，有了一个在场感的开头，塑像有了原料，用五十年漫长的时间完成。这个塑像是青春完美的塑像，尽管镌刻着未完成的爱，但永恒地耸立在诗人的精神世界。五十年后，“遇见她，已是一个有儿有孙的老妪”，与塑像判若两人，岁月无情，诗人有情，“我向她讨要一张十八岁的照片/和她十八岁的塑像认证”。诗人不想让残酷的现实把心中的理想击碎，企图用一张十八岁的照片印证青春的美好、生命的美好和爱的美好。如果说《祁连山雪变》是童话中的童话，那么《少女：塑像与照片》是现实版的童话；《好冬天》里的老妪与诗人是同学，两位老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她的孙子在收集桃树长叶，“我对老妪说，你现在还很年轻/你年轻时在班里最漂亮，很多同学喜欢你，那个戴眼镜的书呆子/弹琵琶的风流子。她笑了，年轻时的笑/笑中有年轻时的年轻。她的孙子数桃花了/数了三朵。她问我，你那时对我怎样想呢？/我在考虑说什么她喜欢的话”。问得有意，听得欢喜。没有回答，胜似回答。学生时代懵懂的喜欢，有的只是好感，彼此并不知道，不可能像桃树那样结果，但暮年回忆起来无比甜蜜；到了 “一半埋在土里”的年龄容易忆旧，《想入非非》写到六十年前的一个女同学：“有一天早晨/我乘公交车向外看，看见/她打着遮阳伞，站在对面车站/想乘下一班车”。爱就像乘车，错过这一站只能等下一站，触动了诗人少年时代的秘密，那是青涩的、清纯的、梦幻的、一尘不染的喜欢。五十年后第一次给一位女同学打电话，听到的还是《十八岁少女的声音》，在老屋见到的是“一个弯腰曲背的老妪坐在门前/低着雪白的头在择黄豆芽”，诗人百感交集：“什么也没丢，全都有/五十年的春夏秋冬/从十八岁的花朵开头”。《瞩目》，“我瞩目她的脸，很久，有了觉悟”，然后欣赏她的五十岁照片（彩色），用“成熟美丽”总结，倒回到27岁照片（黑白），用“一朵纯洁的白玉兰”来形容，遗憾的是看不到她十八岁照片，向她索要，“听听十八岁怎样哒哒地走到了八十岁/我好弯腰拾取伊甸园坠跌的各种果子”。从五十倒回十八，再从十八瞭望八十，情致曲折，心怦怦直跳。
　　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有这样一句话：“哪个少男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这是人性中的至真至纯。相思是美丽的，每个人都有爱的权力。呼老的爱情诗，如山涧小溪潺潺地流淌，摇曳着青春的倩影，迸出人性的火花，温暖着他沧桑的生命。
 
　　哲理诗

　　青春是人生最明亮、最激昂、最欢快的音符。呼老的《十八岁的照片》就是一曲青春之歌：“笑容跳荡着八千里春风/眼睛滋润着十万倾秋水”，但青春总会逝去，诗人感慨万端：“十八岁的世界长丑了？/十八岁的世界到哪去了？/世界还能回到十八岁吗？”三个问号问出了青春的短暂、时间的无情和生命的沧桑，启迪人们珍惜美好的青春，不要蹉跎青春岁月，让青春发出更加绚丽的光；什么是幸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呼老在《参观养猪场有感》中写到：“猪的生活是幸福的/人的生活是痛苦的/我要做痛苦的人/不要做幸福的猪”。猪的幸福在于糊涂，人的痛苦在于思想。呼老宁愿忍受痛苦，也不愿像猪一样苟活。他是一个清醒的思想者，一个坚定的殉道者；《顶牛》，写老奶奶和小孙子玩顶牛游戏，“老奶奶倒下，再没有起来/不是孙子撞倒的/孙子几十年来双脚跳着/继续和生活顶牛”。老奶奶明明是孙子撞倒的，诗人否定游戏中的事实。究竟是谁撞倒的？从“孙子继续和生活顶牛”可以推断是时间。孙子变成爷爷时，也会被时间撞倒。在时间面前，人没有胜利可言，从游戏中获得深刻的人生哲理；在《做梦作诗残句》写到：“牡丹园里长出一棵狗尾巴草/我留着不拔掉/给众生宣示平等”。在很多人看来，狗尾巴草在牡丹园里是异类，不合时宜，应该铲除。在呼老眼中，每棵草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万物都是平等的，都有自己的尊严，都应当珍惜；《冰河》：“几个人在冰河上走/冰河光滑，干净无尘/他们衣着一律，面无表情/不知是从东方来，还是向西方去/没有此岸，也没有彼岸/好像是参加过繁华的庆典/又要去参加祭祀//冰消河开，此岸桃花，彼岸杏花/我划着小船打听他们的下落/忘了他们的姓名，也忘了他们的面貌”。诗人把“冰河”设置为人生之路是有寓意的，“光滑”暗含有摔跤的危险。“干净无尘”，暗含远离肮脏。“几个人”面影模糊，来历不清，去向不明，没有归宿，还忙忙碌碌，这是人类对自身的焦虑。“冰消河开”，花开两岸。“冰河”这条路变成了水路，“几个人”下落不明，昭示了命运的不确定性，最后以遗忘结束。即使苟且偷安一时，谁又能逃避命运的驱使和折磨。人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呼老在用诗探讨这个没有标准答案的人生哲学命题。
　　从青春的易逝，到顶牛的倒下，到冰河的遗忘，有感慨，有焦虑，更有洞悟。
                   
　　死亡诗

　　好死不如赖活，受此传统观念影响，很多老年人忌讳“死亡”这个词，甚至认为这个词不吉利，大有谈死色变的惊恐之状。呼老耄耋之年，面对谁也无法回避的死亡，像鲁迅笔下的“野草”一样坦然。在《2018年致属兔的朋友》中自谦“还厚颜无耻地活着”，从生命的长度考量，先生知天达命，满足于造化的给予。从质量上反思，用了一个沾不上一点边的成语来修饰。先生对文学和社会的贡献有目共睹，共创作了数百万字的文学评论，从不收取一分钱的润笔费，从这一点看他就是中国诗坛一个有情怀的人，但他还在反省自身。这样的“厚颜无耻”之士多了，是中国文学的荣幸。真正厚颜无耻之辈从不觉得厚颜无耻，叶文福先生曾愤怒地批评某个厚颜无耻的人：“我见过无耻的人，从没见过你这么无耻的”。相比之下，呼老的人品可与天地同在，可与日月同辉；呼老不但不害怕死亡，在他看来，死亡是必然的，是人生的归宿，是一种贡献，是一种永生。在《青藤》中写到：“没有什么是不朽的/一朵花开，一朵花谢，算是永生”。在《时刻准备着》中写到：“头顶压上苍茫的白发/我时刻准备着/为地球减负去死”。在《照过我的太阳》中写到：“寿光的太阳，上海的太阳，北京的太阳/都照过我，甘肃的太阳照我五十年，时间最长/照在我身上的颜色已经消失/照过的祁连山碎石/正一块一块在我心上垒成坟墓”。如果只有生，没有死，地球就会不堪重负。只有生死循环，实现生命的新陈代谢，才有生态的平衡。呼老认识到死亡的社会意义，才能有如此广阔的心境，写下“生命和死亡，我两样都热爱”这样不同凡响的诗句；呼老甚至认为死亡是一种再生，他写《华严寺休静禅师的镜子》跌碎了，没有为此而伤悲，而是用慧眼看到“一块碎片有一个美丽的世界”。因而他平静地聆听死亡的脚步，乐观地面对死亡的招手；《一些人一些鸟》记述诗人回到上海，亲人已无，和两个老友相聚，“一个已举不起酒杯/举起的两只酒杯里已无六十年前的波澜”，此情此景，感到“东边窗外一只布谷鸟/站在乔木高处，一遍遍向我说不如归去”。在生死自然规律面前，呼老镇定自若，不抗拒，不害怕，不悲哀，“布谷鸟”的叫声没有影响到他快乐的心境；《高兴与不高兴》以诙谐的音调抒写生死无常：“我和我的女同学过马路/交通警察对女同学大喝一声/你怎么不扶着你爸爸/我很高兴，在同辈中提高了一辈/占了便宜/女同学很高兴，在阅人无数的警察眼中/显得年轻/后来，女同学死了，我更老了/人活着，我不知道，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人死了，我不知道，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面相年轻的死了，面相老的还活着，生死无力把握，但生不一定幸福，有时需要忍受痛苦。死不一定痛苦，有时是一种解脱；从《致友人》我们看到一位唯物主义者对待死亡的科学态度，一位诗人浪漫的生命态度。在老龄化已经到来的时代，他的达观为老年人树立了榜样：“你们看着我/像跟遗体告别//你们听我说话/像听遗言//亲爱的朋友，你们是对的/昨天还见的那棵老树今天不见了/昨天还见的那座老屋今天不见了/亲爱的朋友啊！请求你/用贝多芬的两个乐句/覆盖我的两个诗句”。像普希金写情诗一样写死亡，不是贪生怕死，而是用诗歌延长对每个人而言十分有限的物质生命，用灵魂的永恒战胜死亡的威胁。这样一位可敬可爱的老人，用汉字修筑伟大的长城，用心血浇灌一个民族灿烂的文化，在我心中，他永远是一位年轻的诗神，站在祖国的山巅为时代和人民放歌。
 
　　时间诗

　　古今中外的诗人都有自己的时间观，对时间都有自己的思考，呼老也不例外。在《关于时间》中写到：“时间的形状/在母亲脸部皱纹上//时间中过枪弹，伤疤/在父亲胳膊上//我把时间/保存在父亲骨灰匣里//时间是有颜色的/在我的诗集上发黄”。时间有了形状、颜色，有了伤痕，有了生死，和传统的“时间就是生命”内涵迥然不同，不是从时间的易逝阐释生命的短暂，而是以坚实的意象表达生命的沧桑、疼痛、荒凉，时间有了可触摸的质感；呼老还用错位法抒写时间和生命，《在那活着》写到：“惊悉友人在十年前逝世/他在我心里多活了十年”。诗人感到庆幸，其实生命的长度并没有改变，这种延长更多的是情感上的延长；《一念长蛇》把时间比作长蛇，从“时间缠着我，紧紧地勒，我不痛苦”，到“在越来越深入到底的黑暗里/谁俯下身来抚摸我的脸，给我合上眼睛？/我已是时间的弃品，长蛇绕开时间爬行”。从紧到松到弃，正是从生到死的过程，呼老的时间与生命是一体的，是生命维度上的时间，是时间维度上的生命。
呼老写时间的诗数量不多，但在这类诗中别具一格，极大地丰富了时间的人文内涵，深化了对时间的情感认知。
 
　　平民诗

　　“以人民为中心”是一切文艺创作的根本遵循。脱离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诗歌写作中，就要看有没有人民的身影。呼老慈悲为航，把民生福祉看得高于一切，以人为本深入他的骨髓。呼老有三首写环卫工的诗，一首是《杜鹃花一样的女人和婴儿》，把女环卫工比作杜鹃花，盛开在大街小巷，装点着城市，芳香着城市，这是对普通劳动者最好的赞美。一首是《记2021年12月26日事》，像一则诗日记，先生向一位天天见面的环卫工嘘寒问暖，问她贵姓，她回答：“说什么贵不贵的，我们就是扫垃圾的/垃圾越多我们越有活干越有饭吃”，大实话说得令人无语。诗人说她是“现实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社会主义”，这么多高深的主义呼老从一位普通劳动者一句朴实的话中找到了答案。一首是《伟大的清洁工》，一首热辣辣的讽刺诗，对普通劳动者用“伟大”去赞美，对一些搞形式主义的官僚冷嘲热讽：“清洁工走过会议室/从门缝里瞅了一眼/许多人物正襟危坐学习红头文件/中午的美食消化得极快/每个人一肚子里一泡屎/厕所里洗净等你们去服务/——劳动最光荣”。劳动用在真正的劳动者身上是赞美，用在官僚主义者身上就是嘲讽；呼老对农民工的关注超过农民工诗人，他对挣扎在底层的这一群体充满深深的同情。《2017年7月的悯农诗》写到的农民工，很多人视而不见麻木不仁，呼老却忧他们所忧，急他们所急。与李绅相比，其悯农有了时代内涵，从平地种植到高空作业，从流汗到流血，并与坐享空调的房地产大亨作了天悬地殊的对比：“热剥掉了脚手架上农民工的衣服/恨不得剥掉脚手架上农民工的皮/一滴一滴的汗，一滴一滴的血/在半空就起个漩涡消失”。开头与结尾写的房地产大亨，办公室有空调，工作有女秘书，午餐有法国红酒。与农民工相比，一个是奢侈，一个是煎熬，简直是水火两重天。诗人只把事实呈现出来，虽然不置一词，但对农民工的同情尽在不言中。贫富差距的拉大危及社会稳定，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剑指六道》写到：“一个农民工急着回家/担心迟一天/找不到村庄”。这种焦虑，缘于城镇化的迅猛发展，传统文明被现代文明取代，灵魂失去家园。农民工前无前途，后无退路，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里走着自己的漫漫人生路；诗人对弱势群体投以人道主义的目光，在《我的手羞于向这样的手伸出》中写到：“上海敦化路蔬菜商店/一个驼背老太太捡尽顾客剥掉的老菜叶子/拎着沉重的袋子在台阶上攀登/我的手握住她的手拉了一把/刹那，我似触电，全身颤抖了起来”。不管什么原因，我们都不能忽略这部分公民，应该给予帮扶救助，让改革开放的红利惠及到他们身上。呼老的“颤抖”是对他们生存境遇的同情，全社会都应该像呼老一样“拉”他们一把；《小商人》写小学同学张富贵，在作文中谈理想，“长大了要做一个商人/全班同学哈哈大笑/以后我离开了罗庄到了远方/在远方我把对张富贵同学的嘲弄/变成了对自己的怜悯/张富贵同学如果没有在1960年饿死/一定当了供销社小卖部的营业员/也比我在大机关跌宕苟活强得多”。吃饭问题困扰中国人好多个年头，张富贵的理想不大，但最后也没有实现，一个普通人的命运让人感叹。呼老在大机关虽然解决了吃饭问题，但内心的苦楚也一言难尽；呼老对底层了如指掌，他既看到生活的苦难，也看到精神的富有。《大山包》里牧羊人生活的平静、简单、知足让在欲望里挣扎的人羡慕：“青海湟中县大山包上/坐着一个牧羊人织毛衣/他有羊三百只身边吃草/他要把自己的羊全织进毛衣里/拴马橛子拴的红马跑了/一匹红马在天上的白云堆里站着/他想把橛子钉在天空/拴住他逃逸的那匹红马/毛衣织成了，他穿在身上/天上的红马没了，他的红马回来了/他骑马领着羊向山下行走/马没少，羊没少，全贴着身子暖和着”。马跑了一点也不着急，始终保持一种气定神闲的从容气度，毛衣织成时跑了的马回来了，什么也没有少，生活完美无缺。这是典型的田园诗，没有你死我活的残酷竞争，灵魂的纯净就像天上飘过的白云。诗人对普通劳动者给以无尽的赞美，在《一首诗》中用最时髦的词赞美开电动三轮车送煤气罐的工人：“陌生化，伟大的意象，黑到底的黑色幽默/超了超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落后，象征主义能吃能喝/未来主义得过且过——工人走出饭店一声呼啸”。呼老认为“这是一首最新潮的诗”，建议“软不拉塌硬不起来的诗人应向他学习”。呼老有感于工人阶级生命的强健，对诗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软弱提出批评。《中国通渭的西西弗斯》，把背洋芋上山的农民誉为西西弗斯，从生活的艰辛中体现出生命的顽强：“我们这位西西弗斯，长得像洋芋，脸色像洋芋/春天他背着洋芋上山，东拐西扭/不是推石英雄，不电闪雷鸣；是畜生，步步喘息”。畜生在这里不是骂人的话，而是状写像畜生一样劳累。挖洋芋的女人“土头土脑，衣衫土黄”，“我看见了，说，真漂亮”。普通劳动者在呼老眼中总是那么美，他们为社会创造着巨大的财富，推动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妗子的大手》确实是“一双开天辟地的大手”，二十五岁失去丈夫后，用这双“变大变硬变厚”的手撑起一个家。她具有东方女性的吃苦耐劳和坚忍不拔，为社会建设做出自己特有的贡献。
　　呼老写平民的诗数量巨大，他对民生的关注很容易让人想起杜甫。如果分析杜甫和呼老的社会处境，呼老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起码衣食无忧，退休后每月还都能领到养老金。杜甫赶上的是安史之乱，社会动荡，人民游离失所，他写社会苦难更多的是感同身受。杜甫虽然没有卖过炭，但《卖炭翁》有他的影子。《三吏》《三别》写尽了他饱受折磨和颠沛流离的心酸。呼老在下放劳动期间，也经历过生活的磨难，体验到人间疾苦，他笔下的平民有的与他同甘共苦过，这一部分作品在情感上与杜甫十分接近。另一部分，本来事不关己，但呼老没有袖手旁观，而是抱着“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责任担当和人道主义精神，竭力为底层民众发声，更多的是同情与悲悯，这部分作品人民性也得到充分体现，但情感的深度与杜甫的《三吏》《三别》有明显的差距。俯瞰当代诗歌先锋性的探索，最缺乏的就是人民性和时代性，呼老这部分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就凸显出来。
 
　　文化诗

　　一个没有文化底蕴的民族，就像一个没有灵魂的人。中华民族，因为有唐诗宋词，被世界刮目相看。在社会转型期，文化被物质碾压，尤其是诗歌，被很多人嘲笑唾弃，这是时代的悲哀。呼老的《纸人儿》既写出文化的尴尬，又充满文化的自信：“纸人儿，纸人儿，摇摇晃晃走/纸上写着诗，纸上写着文/是祈祷词，是忏悔书/风一吹就能过江/风一吹就能过海//摇摇晃晃的纸人儿/风还没有把它吹倒/他身上的文字还有重量”。纸人儿的命运没有掌握在自己手里，祈祷什么？忏悔什么？留给读者去思考。庆幸的是“风还没有把它吹倒”，因为“他身上的文字还有重量”。对于文化的作用，既不能扩大到“经国之大业”，也不能贬损到一钱不值，它在塑造民族精神和引导社会风气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纵观现代文学，在群星灿烂的作家诗人中，鲁迅在呼老心中近乎神一样地存在。鲁迅以杂文和小说蜚声世界文坛，他的杂文是诗化杂文，他的小说是诗化小说，说他是诗人也名副其实。他既写格律诗，也写自由诗，还写散文诗（《野草》）。他有诗人的气质和情怀，他的愤怒出于正义，他的理智波澜暗涌。呼老在多篇评论中不断引用鲁迅先生精辟的文字，用来提升论证的高度。《我想给鲁迅先生写封信》表达发自内心的崇敬：“问问他怎样读他的书/——我信他的话/当然是以小学生的身份写”。鲁迅是一个民族真理般的符号，那些轻易否定鲁迅的人，不知他们写过什么锦绣文章，是谁给他们的自信。呼老对鲁迅的崇敬，彰显民族文化强大的生命力；沈从文在呼老眼中是耀眼的文化明星，是具有诗人气质的小说家，他的《边城》是诗化小说，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呼老在《纪念沈从文》中写到：“马悦然说，你只要活过十月份/就能荣获当年的诺贝尔奖了”。当然能不能获诺贝尔奖，也不是马悦然一个人说了算，但马悦然敢这样说，至少说明在他看来沈从文该获诺贝尔奖，这一点说到了中国读者的心坎上了。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作家，在政治风浪中不断地被命运捉弄，后来转型学术研究，写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取得惊人成就。沈从文应了“自古雄才多磨难”这句古训，呼老对他的历史境遇满怀同情，对他在文学和学术上的成就赞不绝口。“你死了，彻底的自由中/你埋骨的凤凰，翅膀沉重”。沈从文以悲剧获得自由，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在《艾青浙江故居纪念馆》留言：“他被政治家玩弄不是政治家/他是诗人懂得用一张白纸盖住羞耻”。诗人有诗人的性情，诗人有诗人的操守，在社会浪潮中常常处于被动，但良知永远不会被埋没；海子是一个有争议的诗人，生前被诗江湖排斥，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后名扬天下。呼老对海子的诗歌给以充分的肯定和科学的评价。《海子死亡》不言他的孤独，不言他的《九月》《亚洲铜》《春天，十个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一个谁也想不到的角度写他的死亡：“火车上没有一个人想到/他的体重增加了压死海子的重量”。尽管海子的遗书申明他的死亡与任何人没有关系，但我们深入探究并非这样。一个诗人不会平白无故地去死，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复杂的环境客观上促成他的自杀。从这一点看，呼老的目光是犀利的，深邃的，他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说他是一个思想家不为过；呼老在致包容冰和王爱红的一首诗中写到：“我握笔/给二位好诗人写信/隔着纸/紧握手”。一个握手，让我想到李白与杜甫、巴金与叶文福、牛汉与胡风等诗坛轶事。呼老八十高龄，读书无数，看到一首好诗，就浮想联翩，下笔千言，妙笔回春。从现代诗人评到当代诗人，从著名诗人评到无名诗人，他从不随波逐流，不是别人说好就跟着说好，他有自己的观点和审美眼光，更有古代“士”的风骨；在利益驱动下，一些诗人出卖尊严换取荣华富贵，已经失去诗人的操守和风骨，在《古代韩熙载夜宴多了一只狗名诗狗》以古喻今，写到一位诗人请求贵人“只用不到宠犬百分之一的饲料”饲养自己，“只求狗绳不要太紧/勒得做不出清高样子”。魏晋风骨荡然无存，沦为人身依附的文化奴才。唐朝诗人宋之问，才高八斗，极尽阿谀奉承之事被后人耻笑不止。当代诗人不乏其人，呼老手下留情，用诗狗代替他们的臭名，隐喻他们的恶行。
　　呼老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化人，他的文化情怀、文化自信、文化担当在当代文人中有口皆碑。

 
《当代教育》2024年第1卷

　　自然诗

　　呼老笔下的自然不是美如画，就是意无穷，而且是有温度的，人性化了的。太阳和月亮是诗人偏爱的意象，呼老的《太阳颂》有别于任何诗人：“1948年在山东罗庄村我冷/背靠祖父的土坟坐着晒太阳/1975年在甘肃梅川公社我冷/背靠岷山坐着晒太阳/2000年背靠上海军工路一棵老树站着/眼睛一眨不眨晒太阳/八十年来，地球，不停地旋转/太阳向我温暖地微笑”。呼老的太阳具有历史感，但不管在什么年代，微笑的表情不变，温暖的本性不变，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两个月亮》，跨越七十多年的时间，在罗庄和深圳看月亮感受不同：“公历1949年，阴历8月16日夜/我整十岁/在罗庄村看山东省的月亮/我想世界上共有多少个月亮/哪一个月亮最亮最圆//公历2021年，阴历8月16日夜/我整八十二岁/在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看海上月亮/想着山东省寿光县罗庄村有没有一个/十岁小孩在这一时刻看着月亮胡思乱想”。呼老擅长用时空变化写人生，写情感，最亮最圆的月亮在老年时才恍然大悟，原来就是少年时代故乡的月亮；祁连山是呼老诗中出现最多的山，《雪山马》写得最美：“祁连山昨夜被雪打了，遍体雪白/草棵迷离。白马似一条祁连山。祁连山/似一条白马。早有约定，二马并立/三千里和三丈三仿佛，都是马头低垂，马尾/更低垂，马背柔软如新娘的白缎”。祁连山“被雪打了”，只感到白，并不感到疼。以马喻山，也少见。呼老对新诗的贡献从一个词的妙用，到一个意象的惊现，都表现出奇异的灵性和智慧；《岷山达拉梁八句》写到：“岷山饿了/昆仑山送来许多雪……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在铁尺梁热烈拥抱…… ”。自然被人性化了，诗人借山与高原表达互爱互助的社会理想；《草原湖》具有与其它湖不一样的美：“湖很浅，只有一羊蹄子水/羊走出了湖，水平静了，映着天/我看见湖和天一样深/和天一样深的草原上卧着一层浅浅的羊”。浅有深的感觉，静有动的感觉，大自然妙不可言；《阿克苏草原的影子》：“我在草原上走/走在草里，牛里，羊里/我的影子/草藏起来了，牛吃了，羊吃了/我找不着了”。通过找不着影子写人与自然融为一体，表达天人合一的思想；《春天的一段视频》：“春天像跪拜祖先给坟头磕了三个响头/坟头即该长满了颤颤抖抖的青草”。拟人和夸张同时发力，呼老的春天是独一无二的春天，具有强烈的根脉意识；《秋天辞》，既不同于古诗人的萧瑟，也不同于现代诗人的热烈，在当代诗人中别具一格：“秋天的叶子红透了不离开树/秋天的果子红透了跌落地面/收获是错误/不收获是罪/秋天和一个人那样失败/一个人和秋天那样胜利/我穿好棉衣前去冰天雪地的坟场/虔诚地观想分辨，捡拾秋天的结局”。呼老突破了传统的成败观，从双重悖逆关系中体悟到生命的孤寂，将自然之诗写成生命之诗；《云边茶》写在云边喝茶，“云欲拂人面，但不乱我发”，“云欲拂人面，但不湿我衣”。云很有人情味。“飞机的工业文明/把我和一切去隔绝，可望不可及，只亲近农业”。工业是现代文明，它的副作用显而易见，扼杀了人性中一些美好东西。诗人亲近农业，就是亲近自然。这首诗的云就是自然，茶就是农业，给诗人带来不一般的精神愉悦；《落日》：“在腾格里沙漠上/我向落日急急走去想有一个温暖的夜/落日越来越重地压迫着地平线/我拖的影子越来越长/一只狼踏着我的影子追赶我”。落日是唯一的温暖，但又摇摇欲坠，诗人除了感到落日的压迫外，又面对被狼追赶的危险，“想有一个温暖的夜”变成了空想，描摹了自然环境的荒凉和严酷。自然是人类最好的教科书，教诲我们顺其自然，但它本身常常又遭到破坏，变得不自然。呼老的自然之诗，着眼于自然，但最终超越了自然。              
 
　　植物诗

　　张映姝的植物诗引人注目。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关爱着每一株植物，把植物当作知心朋友。植物在她眼中是有灵性的，是生命的主体，与人是平等的，在这个基础上与植物展开灵魂的对话。呼老诗中的植物，也有自己的语言、情感和思想。《花听雨》是一首精致又精美的小诗：“甘肃岷县马家沟旱梁上只有一朵小兰花/有一夜听见了三千里外苏州寒山寺雨声到天明/欲哭只有一滴泪/在朝阳里闪耀了一下/落到一只蠢蠢欲动的蜥蜴眼睛里”。小兰花孤独但不寂寞，悲而不哀，它唯一的一滴泪落到蜥蜴眼睛里，像童话一样美；《草原念想》：“小羊吃过阿克塞草原上一棵小草/嫩叶叶香甜香甜//一场春雨，小草又长高了/想起小羊小嘴嘴温柔，小牙牙亲切/怎么不再过来了呢？”。羊喜欢香甜的草，草想念温柔的羊，美丽的草原风光，有了爱的味道；《一棵树》是沙漠的希望，又被沙漠折腾得死去活来。放驼驼的人三十年看到一棵树从沙漠里冒出头来，像驼驼一样走来走去。树与风沙经过长期的斗争，在沙漠里里扎稳了根。这棵树变成了一棵精神的树，成了生命力的象征；在《雨前茶》中写茶叶：“给茶杯里茶叶加一次开水/就是给茶树上一次刑”，在《采茶女》中写到：“在热水里疼得松开爪爪/疼得我手也不敢碰茶杯了”。从中体悟到茶叶茶树被煎熬的痛苦，对植物的悲悯也是对人生际遇的思考；《竹子林》：“草庵四周都是竹子林/我敲敲细竹/要听它吹笛/我敲敲粗竹/要听它吹箫/我敲敲不粗不细的竹子/要听它吹八尺/笛箫尺八齐鸣——一声声成佛一声声成禅//敲处皆是触空，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名字叫竹子林/只有一个/东走西瞧想跟什么人接头的老疯子”。竹子粗细不同，敲击发出的声音不同，最后都会消失，世界空空荡荡，诺大的竹林只有一个疯老头。生命都会发出自己的声音，音色不同，高低不同，长短不同，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异，但最后都会化为虚无，这就是禅悟；《歪脖子》：“一个人在景山老槐树下观想/自己不配吊死皇帝的越来越长的歪脖子”。这棵树吊死了一个腐朽的王朝，成了一棵历史的树。一个不想活的人，又没有死的勇气，觉得自己不配在这棵树上吊死。呼老诗中的歪脖子有根深蒂固的奴性，一个赴死的人不死的是奴性。一个强大的民族，必须有人格健全的公民，鲁迅改造公民的精神动力就在这里。呼老的《歪脖子》似乎在嘲笑某些当代人的愚昧。
　　呼老能读懂植物，从植物世界中发现美感悟爱，反思人类的懦弱，感慨人生的虚无，植物为他的诗歌打开一扇人性的窗户。
 
　　动物诗

　　蚂蚁是呼老最爱的动物，因为它是普通人的象征。蚂蚁小但不是微不足道，它的艰辛坚韧令人赞叹，它朝不保夕的生命危险又令人担忧。蚂蚁常常被疏忽，但呼老能听见蚂蚁说话的声音，能看见“蚂蚁抱着一块石头滚下山”的壮烈。在他眼中，蚂蚁就是“人世间最高的一座山”。从对待蚂蚁的态度可以看到他对万物的悲悯。他上善若水的慈悲是市场经济时代对物欲泛滥的抗衡。呼老在《致良心诗人马启代》中，把“蚂蚁心”比作良心，赞美“这么大的心”。“有什么铁笼/能关住蚂蚁”。铁笼对老虎有用，但奈何不了蚂蚁。蚂蚁卑微，但有自由之身。“有一日，我摇摇欲坠/看见蚂蚁去找蚯蚓”。呼老的蚂蚁去找马启代的蚯蚓，是诗人与诗人的相惜，是生命对生命的向往。
　　《太阳礼赞》施善于蚂蚁：“昨天的太阳借用我的手，干了一件实事/揭去落叶/两只挨冻的小蚂蚁/晒了一个小时太阳”。一个举止，其善真也，其善美也，其善大也；《放马归山》梦遇一匹黑马，醒来才明白是一只黑蚂蚁：“从我胸口跌在我手上/是我的心跳震落的/我抚摸它的心口/平稳它的心跳/放玄马归山——/我真的这么想了/它真的不见了”。谁能把蚂蚁想成马？谁能想到放蚂蚁归山？在新诗人中，只有呼老，在对万物的怜爱这点上，呼老和弘一法师如出一辙；在《在握住自己的脚》中写到：“皇帝的手，我此时也不握/弯下腰，我握住自己的脚/恭敬地看一只蚂蚁/爬过我的脚背，走进草丛”。大有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超然，对蚂蚁的恭敬就是对生命的敬重；《爱情诗》写的是虫子的爱情：“一片树叶/一只虫子在这边咬/一只虫子在那边咬/咬出一个洞/两只虫子碰头”。它们咬不是为了充饥，而是为了早日相见；《人立鸟》展示了人与动物的友好，人与自然的和谐：“我们在亲密地/互相对视，眼对眼，像亲人相信对方/我走近了它/想和它握手，一下子想到它是没有手的”；《装死》写落单的禾雀在窗框上歇脚，“我眯起眼睛装死/让它放心休憩/我继续装死，它好像睡着了/我忍不住睁了一下眼，它惊飞了/我埋怨自己/都快死的人了/还不会装死”。禾雀的提防出于对自我的保护，呼老的装死和自责完全是为禾雀着想，一颗仁爱之心表露无遗；《两两相对》让我想起赵忠祥曾经主持的“动物世界”，“一对中华鳖趴在河边石头上晒太阳/两只互相靠越靠越近好像成了一只/小小的龟头伸出来细细的脖子交叉起来/黑盖子上亮晶晶冒着汗珠/我是过来人，看不清它们的绿豆眼/也看清了他们的关系，在干什么好事/突然，好好的一对结束了蜜月/石头般沉到水底/我回头，一对男女紧靠着走过我眼边”。写得是动物的本能，但相亲相爱的自然场景还是令人感动。结局有点悲哀，也是一种警醒，爱得忘乎所以，就可能导致毁灭。结尾在隐身人类，人类的爱情升级了，但也变复杂了，甚至被异化得不像爱情；呼老诗中的老鼠，“不再过街人人喊打”，而且登堂入室，步步高升，到达一百层楼，“我跟着老鼠到了2020年/再过十二年，二十四年，三十六年/老鼠后面跟着谁？”诗人以《伟大的老鼠》命名，显然是反讽。伟大在哪里？过去是人追打老鼠，现在是人追随老鼠，这样的老鼠成精了，猫躲在哪里去了？想想都可怕。
　　呼老让动物出场，大多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从中读到最多的是善与爱，这是呼老信仰的支柱，没有这个支柱，人生就会塌方。当然呼老也没有回避动物世界存在的丑恶。
 
　　生态诗

　　人类急功近利，对生态的破坏影响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呼老不断地反思，替人类忏悔。在《我骑着老虎》中写到：“我骑着老虎要到老虎的故乡/老虎的故乡就是人间天堂/到了大草原/大森林遥遥在望/我铺开虎皮躺下/盖着满天星光/早晨老虎成了大地斑斓的伤痕/狼群在朝阳下举行国殇”。诗人把自身推上良知的法庭进行庄严的审判。老虎变成大地的伤痕，是谁之罪？麻木的人只贪图短暂的舒服，永远感觉不到大地的伤痛。“狼群在朝阳下举行国殇”，虎死狼悲，狼在焦虑自身的命运，从“国殇”一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猎人这个可恶的词应当从字典里消失，人类应当放下手中的猎枪立地成佛，与自然重建和谐的关系；《一只蝴蝶差一点把我撞倒》，在城市里很难见到蝴蝶，因为“越长越高的楼房养不出蝴蝶/越长越高的行道树养不出蝴蝶”，这只蝴蝶来自哪里？“我想起来了/一个楼旮旯里有野草野花/我就离开杉树樟树悬铃木/过去看看”。这只蝴蝶难以适应城市的灯红酒绿，飞进人群一定是惊慌失措，才有“差一点把我撞倒”的事情发生。这只蝴蝶像城市的乡村人，难以适应城市灯红酒绿的生态；《藤躺椅》，藤谐音疼，躺得并不舒服：“大森林里活生生的青藤/被杀，萎黄，火烤，扭曲，互相缠绕拥抱/霎那间动弹不得/成了一张藤躺椅//我躺在藤躺椅里看见/大森林里一棵老树/掉进青藤编制的网兜里/活生生动弹不得//我躺在藤椅里也动弹不得了，斯时何时？”。植物一般用砍伐，诗人用杀。制作过程中“互相缠绕拥抱”，对付火烤的酷刑，“霎那间动弹不得”，生命就这样被终结。躺在藤躺椅里的一些人很可能翘着二郎腿，优哉优哉地欣赏窗外的风景。诗人却好像自己变成了一颗老树“动弹不得了”，这是良心发现。人类进入一个更加文明的时代，所作所为与文明背道而驰，“斯时何时”是诗人愤怒的反问；《树（二）》：“一部给树歌功颂德的大书出版了/好树，好书/好评如潮/天降好雨给树浇水//我想起伐树造纸印书的流水线/不敢再写评论——/少写一行字/多活一颗树”。在《宁古塔》中写到：“文人不写诗文了/树才能好好活着”。造纸术是四大发明之一，对文明的传播起到推动作用，但对生态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生态文明已经上升到国策。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由最初的和谐演变成后来的紧张，最终必将回归到和谐。
 
　　社会诗

　　改革开放后，现代诗潮席卷诗坛，汉语诗歌打破了传统的格局，呈现出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生动局面。北岛带有伤痕色彩的《回答》，是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他无疑成了新诗潮公认的旗手。顾城用特有的童真构筑自己的童话，成了理想主义的代表。舒婷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写出被万众欢呼的《致橡树》。汉语诗歌继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又一次站在历史和艺术的制高点上。回望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新诗的发展轨迹，其成就让人欢欣鼓舞，但也不可否认，探索过程中存在的众多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对现实的疏远与社会的隔离，这也是一个诗歌大国出现诗人被冷落和边缘化现象的根本原因。我们重新审视呼老的诗歌，他始终像屈原一样关注民生和各种社会问题，即使不能找到解决的途径，也向政府和社会敲响了警钟。现代社会建立起多层次的保障体系，但我们也不能无视那些游离在保障之外的弱势群体，呼老在《桥洞》中写到：“一个怀揣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的流浪汉/不用验证就住了进去”，“后来宿江边桥洞突遇洪水冲去”，社会救助还存在漏洞；《偶遇多年前的小孩》，“工厂倒闭，他吃低保/我请他吃碗牛肉面外加半斤牛肉四个蛋/他大汗淋漓地吃着”。进入小康社会，如何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依然是政府责无旁贷的工作；《出场费》是一首讽刺诗：“著名人物比赛出场费谁最多/一个人高马大的著名诗官像诵诗大吼/我的出场费一次五千/著名妓女：我的十万/著名戏子：我的二十万/著名哭丧师：我的在三十万/一只吃妃子笑荔枝长大的果子狸/不会说人话/它的经纪人代为宣布/我的出场费吓死人”。改革开放初期有种说法，研究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种说法反应科研人员收入低的不合理现状。呼老的《出场费》现实中确实存在，尽管有夸张的成分，但在反应社会不正之风方面感觉真实可信；呼老多次写到强拆，强拆背后是一些官员急功近利的任性和对国家资源的浪费。《常春藤》：“常春藤绿了，一面墙缀上白花黄花/只留下一方幽深的空白/枯萎的老妇人在窗后//来不及卷起这幅飞满蝴蝶的画/挖掘机轰隆隆开了过来”。触目惊心的画面表达的正是诗人的不解。在《伪经一页》中写到拆迁的黑幕和悲剧：“一个钉子户用射枪射死了拆迁黑帮老大”，这是不择手段导致的恶果。城市建设必须有长远规划，长官意志只能损害民众利益；在九月一日开学这天，他看到的是“大人们在盛典中/恭送他们的儿孙上学”。望子成龙是人之常情，孩子们呢，“庞大的书包压弯了他们的腰”。他们成长的快乐被谁剥夺了呢？减负减了多少年越减越重，教育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怎么改？教育行政部门就要研究；《狗保姆，女羊倌》，揭示了人不如狗的社会现象，狗保姆收入可观，但“眼睛往西北方向望”。当父母上山摔断腿时，她只好放弃狗保姆的工作，继承家业成了一名女羊倌，“蓝天白云/自由精神，独立人格。女羊倌，听起来也好听”。狗保姆不可能自由，人格独立更不可能，用自由和尊严换面包和牛奶的生命也是可悲的，贫困状态下的自由和人格也是值得称赞的。“笑贫不笑娼”的庸俗哲学是对生命的侮辱；在市场经济时代，很多名人徒有虚名，还装模作样，甚至招摇撞骗。呼老给这类名人定义为《叛徒》，背叛了人，变成植物人后，“当作名贵植物/被供养得有花有叶”，到了这般地步，还不忘亮相，教育别人，多么悲哀；《幸福狗生活》：“给宠犬制造狗粮/营养齐全味美，样式小巧玲珑/一农民工在狗粮工厂打工一年/决心带领全家变宠犬/老公狗，老母狗；小公狗，小母狗/一起过幸福生活”。人不如狗的现象确实存在，打工者想变宠犬也是人类异化的表现；疫情改变了人类的生存，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作为一位现实主义诗人，不可能视而不见。呼老创作了数量可观的疫情诗，口罩成了他疫情诗中最凸出的意象，在《口罩后面》写到：“我祝愿口罩不要长成人脸的一个器官/口罩后面，我的嘴对着一个年轻女子唱歌/掀起你的口罩来，让我看看你的嘴/你的嘴巴红又小，像那五月的红樱桃”。诗人盼望疫情早日结束，让生活恢复往日的景象。在《色即空》中写老太太给公园的流浪猫送美食，只能放在铁栅栏下，猫奇怪“人嘴怎么变了颜色”。“我走进海城路菜市场/看各种菜色，看各种肉色。看人脸各种口罩色/看不到他们的脸色/我此时此刻看不到我的口罩却知道我的脸色”。这都是疫情对生活的改变。
　　呼老的社会诗让我们看到社会众生相，以及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对社会，既有发自内心的赞美，也有真诚的批判。他继承了杜甫和白居易的现实主义精神，但在诗歌与生活距离的把握上保持适度的审美距离，又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有所区别。因为吸纳了现代诗歌诸多技巧，使现实主义在新时代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呼老的现实主义属于新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已经过时的谬论是有力的反驳。
 
　　工业诗

　　工业是经济的命脉，是一个国家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呼老只写了公交车、高速火车、动车这三种车，这三种车都与诗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呼老不写自己不熟悉的生活，这是他的诗接地气的原因之一。《公交车正开向天堂》，写奶奶在座位上抱着孙子对话：“现在我抱你，到时候你抱我/你那么重，我抱不动/我到那时候就轻了，比你现在还轻”。老的变小，小的变老，一个“抱”字幸福满满，正是新时代国泰民安的缩影；《高速火车穿过废弃的钢铁厂》，火车与钢铁厂本来是有联系的，现在突然变得没联系了，而且一个是提速，一个是废弃，更有意味的高速火车还穿过废弃的钢铁厂。“铁轨生了锈，废弃的钢铁厂生了锈/一对捡拾破钢烂铁的男女全身蒙着锈”。废弃的钢铁厂肯定有过历史性的贡献，但现在被淘汰，满目苍凉。蒙着铁锈的男女看见一飞而过的高速火车感觉自己也飞了起来，但并没有飞起来，只是“不见了”，被高速火车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诗人反问“他们全身的铁锈掉在了哪里？”。钢铁厂废弃的原因没写，但不管什么原因，肯定是在竞争中败下阵来。捡拾破钢烂铁的男女为什么会沦落为一个拾荒者？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钢铁是冰冷的，捡拾破钢烂铁的男女是冰冷的，坐在高速火车里的人是温暖的。从物写到人，诗人抓住了一个典型的场景，揭示了残酷而无法回避的生存现实。优胜劣汰是市场规律，不能与时俱进，就要生锈，就要被淘汰；《南京到北京》写复兴号动车，“复兴号动车一声吼/跑得比歌声还快”，与歌声对比，既突出速度之快又突出其动听。“复兴号动车一声没完/我从中山门到了天安门”，有点夸张，暗含着历史的飞速跨越。天安门是新中国的象征，毛泽东是中国人民永远的骄傲。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人民饮水思源，不会忘记自己的开国领袖。动车借喻工业的发展，又与历史巧妙联系起来，克服了工业诗本身的单调，既有时代气息，又有历史纵深感，没有高超的技艺难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从三首诗写的三种车可以感到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质量越来越好，实力越来越强，越来越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城市诗

　　著名诗人梁志宏先生在担任《城市文学》（现改为《都市》）主编时，举办的全国城市诗歌大展有力地推动了城市诗的发展。呼老在城市生活的时间远远多于乡村，但他创作的乡土诗远远多于城市诗，乡土更贴近他的精神层面，城市的灯红酒绿与他的精神格格不入，他对此有刻骨铭心的体验。在《国际化大都市缺少的是黑》中写到：“在夜晚，我看到该国际化大都市/这不夜城，缺少的是黑”。世界不少城市，都有亮化指标，呼老有感于城市夜生活的喧嚣，反其道而言之。黑代表的是宁静，与诗人心灵的追求暗合，容易让人想到乡村宁静的夜晚；《植木成功》写英国悬铃木（上海人叫法国梧桐）“把大上海遮天蔽日”，“叶缘参差的落叶落到/双语学校小学生的头上/多像英国某一贵族的族徽”。植物本身没有社会学意义，与种植者联系起来就有了历史意味。诗人喜欢的是野草和白杨树这种国土上生长出来的植物；《见证》写深圳城中村广场上一对大狗相亲相爱，人却互不搭理，得出“狗子佛性，比人多，比人深”。这是对城市人情淡泊的批判；读《城市走走》心有余悸：“我看了这一个人，我看了那一个人/都像走走停停的炸弹/他们铁脸生锈，铁渣跌落……”。人像炸弹，给人不安全感。“他们像火焰燃烧，又冒着冷气/我想远离他们/又想靠近，掐断导火索”。忽冷忽热，摇摆不定，既想疏远，又想靠近。诗人对城市既有肯定，又有否定，一方面享受着城市的现代文明，另一方面对城市的精神蜕化深感不安；《四个老太太和四只流浪猫》让城市有了暖意和人情味：“一只猫脚边一块蛋糕/吃一口喵一声是上海话口音/回应老太太像上海小囡那样发嗲”。老太太的善心与流浪猫的撒娇给物欲泛滥的城市带来一缕春风。尽管物质在消耗着人性，但人性永远是人类不灭的星光。总体上看，呼老对城市美发掘得不够，这是他创作中的缺憾。
 
　　爱国诗

　　爱国不是口号，而是情怀。屈原的《离骚》是爱国，陆游的《示儿》是爱国，岳飞的《满江红》是爱国，文天详的《过零丁洋》是爱国，艾青的《我爱这土地》是爱国，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是爱国，叶文福的《祖国啊，我要燃烧》是爱国，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是爱国，黄亚洲的《寒热》是爱国。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爱国的情感方式迥然不同。呼老的《供词》，把祖国与劳动紧密联系在一起：“1976年春天/我在大汉帝国张掖郡播种小麦/我相信/这就是中国，我的祖国//请不要相信/我2020年春天在深圳的微笑/满嘴假牙，又名义齿”。“假牙”命名为“义齿”，说的比唱的好听不叫爱国，实实在在地为国出力才是爱国；《爱国者》，把国家与自己比喻为母子关系，这个比喻是老掉了牙的比喻，但呼老聚集于“生产”这一疼痛的状态和时间，提升了对国家与自己血肉关系的认知高度，“一个时时用肉体感应到/母亲生产时被撕裂的疼痛/就是彻底的爱国者”。爱国不是一时，而是“时时”，不是肤浅，而是“彻底”；作为儿女，如何报答母亲呢？呼老没有步前贤的后尘，他从“脚印”找到了爱国的痕迹：“他的从童鞋长大的脚印增高了祖国的崇山峻岭”。从生活的真实考证并不能增高，但为国奔走这一行为本身就能产生增高的心理感觉，符合艺术的真实；《信口开河》开得是歌颂祖国的河，这首诗构思巧妙，围绕“口”与“河”写一腔爱国之情，“我的口腔/像我的祖国/上膛是祖国的天/下膛是祖国的地/牙齿刀剑保卫国门”，用豪言写爱国，大而无当，又空又虚，呼老用口腔比喻祖国，突出祖国神圣不可侵犯，可谓别出心裁，独树一帜；呼老既写对祖国的爱，也写祖国对儿女的爱。《祖国之爱》像一首精美的绝句：“我走进政府大院/五星红旗的影子/罩到我身上/伟大的祖国/把我爱了一会儿”。构思之巧妙令人叹为观止，五星红旗最能代表祖国，没有一颗爱国之心，难以捕捉到这样的细节。
　　爱国是古今中外优秀诗人共同的情感特征，我想象不出，一个连自己祖国都不爱的诗人，还能爱什么？呼老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但他一颗爱国的赤子之心始终没变。
 
　　历史诗

　　共和国的旗帜上染着无数英雄烈士的鲜血。呼老写著名烈士某女子，避开了残酷的场面，以一面《小镜子》照出她对生命的留恋，但她为了国家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最后一次/从衣袋里掏出小镜子/照/脸面还在难受/镜面平静安全/一头钻进去就再出不来了/镜子永远密封在/组织档案室档案里”。从她的脸面，能想到她被折磨的场景，在生死考验时，她没有选择苟活，而是选择了牺牲。在祖国利益和个人利益需要做出选择时，我们应该拿出这面镜子照照自己；《两颗鸡蛋》写的是鬼子兵押着中国战俘到日本做苦工，“一个十岁儿童看见一个青年战俘/像他当兵抗日的大哥/几年来音信全无，他猛地冲入队列/把两颗熟鸡蛋塞到青年战俘的口袋里”，“七十年后，十岁儿童已成八十岁老头/他的大哥始终没有回家/大哥离家时，母亲也给他带了两颗熟鸡蛋/他塞给他两颗熟鸡蛋的青年战俘/也不知道从日本回来没有”。青年战俘是不是儿童的大哥，从头至尾都是一个悬念，战俘的命运再现了战争给一个民族带来的屈辱和苦难；《地瓜干》不直接写历史，但能真切地感到历史的巨大变化：“1960年/一个小脚老农妇/背着一包袱地瓜干/从山东省昌邑县来到上海水产学院/看她教书的儿子/她向儿子要点钱/她说不为别的/只为镶一口好牙/回到老家好嚼地瓜干//后来，她的儿子发明了/冷藏海鲜的先进科技/成了著名教授”。吃饭问题曾经困扰着国人，贾平凹曾经写过一首诗，大概意思就是说中国人见面就问吃了吗？人们首先关心的是吃饭问题，好像吃不上饭成了人生的阴影。老农妇以为一辈子就吃地瓜干，没想到现在海鲜都在冷藏，这是改革开放的新气象，从中感受到历史的变迁给人民带来的幸福。这是一首口语诗，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让那些唠唠叨叨的口语自愧不如。
　　呼老的历史诗都是用生活再现历史，从抗战写到解放，从建设写到改革开放，属于历史的诗意呈现。
 
　　域外诗

　　改革开放后，中西文化的交流日益增多。呼老既不崇洋媚外，也不排斥先进文化，他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瑞典是暖和的》写瑞典首都天气最冷，前首相在人行道上“跺着脚，搓着手，挂着白霜的胡须/环绕的嘴冒着白气”，想喝杯咖啡可是忘了带钱，老环卫工人在街上把一张钞票递给前首相，“算是借你的，咱们常见面/这张钞票上还飘着咖啡的热香”。老环卫工人帮助前首相解决燃眉之急时，既友好，又不卑不亢，公民之间的平等才是“暖和的”。诗人抓住这个精彩的细节，写出了人性，但诗人没有满足于这种精彩，在暖和上继续升华：“说起来，瑞典是暖和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那一种暖和”。对社会主义的理解，除了制度之外，还有人性。如果人性都没了，谈社会主义还有什么意义。从这一点看，呼老是一位名副其实思想家，他的尖锐不在语言，而在语言背后的思想；《梦见马克思同志》，用同志称呼马克思一下拉近了伟大与大众的距离，这正是马克思愿意看到的。“根据《马克思书信集》的地址/来到英国伦敦，看望马克思。先生/你过得还好吗？还凑合，燕妮刚买回面包/葡萄酒断顿了，恩格斯这几天忙/过几天送来。”生活并不宽裕，话语中饱含着与恩格斯的革命友谊。别人送来的各种名酒都退了，“我只喝裁缝工人喝的大路货”。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一分子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他的理论来源于生活，理论与实践一致。呼老写到很多政治人物，他心怀崇敬，但没有神化，让他们回到柴米油盐的生活中；《11月7日》写给列宁：“每年这一天，我们必须要见一面/今年你已经是个103岁的老头子了/我也老了，比你小22岁，喊你大叔/你像西伯利亚的流放者挥不动斧头了/你像阿芙乐尔号退役水兵搬不动炮弹了/我们不说别的想起你赶跑沙皇我心头就热起来/分别时，你说你心脏疼，我也没办法/看着你的背影那么孤寂/我想喊几句口号/却说明年11月7日再见”。这是一首政治抒情诗，没有偏离诗的本质，把政治融入生活，伟人回归凡人，这样写，政治有了根基，伟人走下了神坛，回到了民间，接地气，真实可信。
从这三首诗可以看出，呼老写的是域外，但情感和思想打破了内外界线，汇成人类共同的精神指向。 
　　呼老是当代著名佛教诗人，读他的佛诗和禅诗，我们听到的是佛声禅音，看到的是佛痕禅迹，感受到的是佛喜禅悦，内涵的丰富复杂，用博大精深来阐述不为过。就宗教而言，他也不是单纯地信仰佛教，或基督教，而是多教合一，认同三教同源、万教同根的观点。这就注定了他诗歌内容的丰富性和思想情感的复杂性，集怜爱、祈祷、悲悯、宽恕、内省、忏悔、自责种种情感于一身，交织混合后表现为自己对大千世界的情感态度，但万变不离其善，呈现的是灵魂的柔顺和干净，对生命的救赎和完善。他的佛诗和禅诗也不同于表达淡泊无为、寂寥闲适的古代佛诗和禅诗，以善为核心的理念又融入时代人文和现代意识，在现实世界中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和无限的暗示性，贯通“我虽学佛未忘世”的思想主张，是具有时代气息的现代佛教诗。我在《突然听到神在说话》一文中作了专门论述，本文不再赘述。

 

　　这三部诗集，是呼老整体创作的冰山一角，我们用管中窥豹的目光可以想象出他创作的丰富性与广阔性。一般诗人在创作题材上有偏好和局限，呼老不专注于某一类题材的写作，不管写什么，都忠于历史和现实，忠于生命真切的感受，都是用灵魂去写，为良心而写。正如艾青所言：“问题不在于你写什么，而在于你怎么写，在你怎样看世界”。诗人个人的喜怒哀乐与民族的苦难、改革的阵痛、社会的巨变密切相关。他对时代的拥抱不是简单的冲动，不写“低级红”那样非艺术性的作品，正如埃利蒂斯所言：“诗崇高的倾向在我看来，似乎一直也是同样的一种深入与转化的对真实的介入。不受其本身的限制，而竭尽所能地发展”。希尼也说过：“一首诗把鼻子探向地面，追踪一条足迹，一路凭直觉搜寻，朝着它所关注的东西的真正中心走去。”脱离生活，诗歌就会失去生存的土壤，更不会向中心转化，也难以枝繁叶茂，无法撑起一片精神的天空。呼老不以口号和概念图解时代、迎合浅薄的时尚，而是从时代的众生相中挖掘美、寻找善、发现恶，人性流淌在他丰满的血肉中，人民性得到深度的体现，他具有为人民代言的时代担当。
　　创新是艺术的生命，可很多诗人不是步别人的后尘，就是走自己的回头路，辨识度不高，尤其是铺天盖地的网络诗歌，作品中摇曳着似曾相识的影子，语言、意象、情感、思想的雷同造成千人一面的沉闷。不管哪种情况，都是创作致命的软肋。呼老的诗，是时代的产物，就是直接反映时代的作品，也与别人不一样。一个诗人没有写出自己的意象，无法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庞德的《地铁车站》、艾略特的《荒原》、里尔克的《秋日》、郑愁予的《错误》、牛汉的《华南虎》、芒克的《阳光下的向日葵》、周涛的《野马群》、叶文福的《火柴》、西川的《在哈尔盖仰望星空》、欧阳江河的《一夜肖邦》、张枣的《镜子》、江一郞的《向西》等等，用闪光的意象获得永恒的艺术生命。呼老笔下的意象，有时是粗犷的，用粗线条勾勒时代的轮廓，沸腾着人性的血液。有时是精致的，但又不同于书斋里青灯下穷经皓首的诗人，典雅背后深藏社会的复杂。在《我快乐的乐见乐闻》中写到：“山吃山/嘴无余渣”。我们谁也没有见过山吃山，诗人们谁也没写过山吃山，呼老出奇制胜地写了，巧妙地隐喻某些社会现象，让我们浮想联翩，这就是艺术的创造。呼老的蚂蚁不但走向岷山深处，也走进了新诗广阔的疆域。他的口罩挡住了迅猛的病毒，但依然透出湿润的人性。他的罗庄、太阳、月亮、祁连山、阿克塞草原等形成巍巍壮观的意象群，获得殊异的审美，成为他诗歌的中流砥柱，也成为百年新诗不可忽略的艺术美景。
　　“诗言志”是汉诗不可断裂的诗学传统。情感真挚纯净是呼老诗歌感动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没有叙事的抒情容易陷入泛抒情的泥淖。一个成熟诗人，必然有自己独特的叙事风格，洛夫、艾青、牛汉、周涛、昌耀、北岛、舒婷、多多、芒克、杨炼、徐敬亚、叶文福、雷抒雁、邵燕祥、于坚、韩东、西川、欧阳江河、李亚伟、吕德安、翟永明等等，他们的叙事角度不同、节奏不同、调性不同、色彩不同、情感方式不同、语言不同、意象不同，种种不同成就了他们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无法取代的地位。呼老的叙事始终在场，又富有想象，既有散文的舒展，又克服了散文的拖沓，以提炼典型细节和营造鲜明意象为目的，达到收放自如、张驰有度的艺术境界，成为新现实主义的典范。在抒写历史的苦难时，他有自己独特的节奏，总是不慌不忙，从容不迫，与历史的车轮合拍，很大程度上获得史诗的特性。呼老的叙事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上，为新诗写作树立了榜样。百年新诗在曲折中前进，不能无视忽左忽右的摇摆，传统与现代的割裂与对抗，这些都阻碍了新诗的健康发展。呼老的机智就在于对传统的批判性继承，对西方现代诗歌技艺的合理性选择。他不固步自封，也不食洋不化，具有开放和包容的精神姿态，在叙事技巧上体现出中西合璧的圆熟和气度。
　　语言是一个诗人的看家本领，是一个诗人的炼金术。没有个性化的语言，就没有个性化的诗。呼老的诗，以口语为主，杂以书面语。既拉近了与读者的情感距离，又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在《入住赋》中写到“故乡无故土”，这五个字不知胜过多少首写故乡的诗，既写出城镇的迅猛发展，也写出灵魂无处安放的痛苦，可谓字字千钧。在《十月红秋》中写到：“感觉到冷，温度就加身/这时候太阳最得人心”。虽然是口语，但没有从别人的口中说出，对太阳的赞美恰当好处。在传统文化中，太阳永远是正能量。但辩证地审视，也有缺憾，芒克《阳光下的向日葵》中的太阳就是另一种象征。呼老的太阳“最得人心”，也有“这时候”的限制，口语不是随心所欲，必须经得起诗学推敲和美学检验。每个人说的都是口语，但不一定是诗。具有诗的属性的口语才能入诗。很多自称口语诗的诗，其实背离了诗歌的属性，根本就谈不上诗，这也造成了对口语诗的伤害和负面影响。呼老在语言上的大胆在当代诗人中是突出的，主要体现在书面语上，他对传统修辞的颠覆常常出乎意料，带有革命性的重建，与知识分子的温文尔雅和拿腔捏调不同。在《那一年百花怒放》中写到：“鲜花美丽得可怕，像炸弹/大的小的，正在爆炸”。鲜花与炸弹风马牛不相及，呼老让它们有了诗意的关联，突兀而不怪异，美丽而有冲击力。《清明节》正话反说：“有一个孤坟在踟蹰中迷路/没有找到扫墓人”，化静为动，化动为静，氛围更加凄清和迷茫。在《猫儿叫春》中写到：“南方长江奔泻而下，万箭齐发”。老舍在《骆驼祥子》中写暴雨“地上射起无数的箭头”。二者都在比喻速度和力量，若对比一下，老舍的比喻呈现立体感，一个是一个。呼老的基本上是平面的，多个汇集成一个，又呈现奔涌的态势，可谓平中见奇。想象能使诗歌获得更加广阔的审美空间。《栀子花》写一个少女从浦东老妇那里买了一朵吊在衣襟上，呼老出人意料地写到“她变成了一朵栀子花吊在大上海的衣襟上了”。少女无意中成了城市最亮的风景，成就别人也成就了自己。呼老的想象不是胡思乱想，总有自己的情感逻辑和思想境界，他善于从土里挖金子，把庸常提升到别人想象不到的情感高度。在《仅止如此》中写到：“蝴蝶飞落草尖/拾起没干的泪珠”。八十多岁的老人，能写出如此充满想象的诗句，长着一双怎样敏锐的眼睛，跳动着怎样一颗慈悲的心？ “阿拉善有了后裔是野花和蝴蝶”，抓住了阿拉善的自然特征，让我想起李婵娟的名作《在那拉提》：“在那拉提/我愿不顾羞耻地躺下/就地与天山野合/来年生下/和山坡上的野花/一模一样的/小美人”。用词如同用药，药性和配方决定效果。呼老善用温性的词，由于配方的殊异，就变成猛料。在《桑科草原的月亮》中写到：“月亮啃草/想要和羊群一样白”。在月亮看来，羊群似乎是啃草才变白的，月亮才有了想啃草的意念，从未见过这样的拟人。普通的词因搭配巧妙和想象丰富产生奇异的效果，是呼老的拿手好戏。对比有不同空间和不同时间的对比，不同时间的对比又有过去与现在、过去与未来、现在与未来的对比，呼老的对比比一般对比增加了更深的生命体验，情感总是那么微妙深沉。诗人借《数雪花》在感叹生命的短暂：“每一片雪花都下得很大，下得很慢，我数雪花……但我不数我自己的日子”。雪越下越慢越下越大，时间越过越快生命越来越短，对比中意味更加强烈。呼老的书面语读起来像口语，口语因深刻的内涵感觉又像书面语，口语与书面语没有严格的界线，混搭成炉火纯青的诗语，比如在《店招下面行走》中写到：“匆匆走过的打工仔，他们的青春好像是假的”。从“匆匆”可以想到被生活驱赶，一个“假”可以想到他们未老先衰的容颜。在《百花园》中写到：“桃子吃光了桃花”“杏花被杏子逐出墙头”，在《巴里坤舍利》写到：“草根是舍利”，如警句一般，又朴实无华。呼老的语言不是拗口的那种，典雅大气，直而不白，情感内敛，思想丰富。很多诗人的语言具有模式化的弊端，呼老却不拘一格，又能点石成金。在《亚热带城市广场》中写到：“站立不动的是三教/纵横穿行的是九流”，把一个成语拆解出哲理。《佛诞日》的白云和乌云各有所指，颇具象征意义：“互相闻讯后分别，各有方向和任务”。呼老给我的印象是严肃的，他对待诗歌的态度也是严肃的，刘傲夫《和领导一起尿尿》网红后，他在《辩证法》中严肃地写到“是绝无仅有的小概率事件”，因为领导有专用厕所，即使没有，也不会屈尊和群众站在一起尿尿，从另一个角度揭示干群关系存在的问题。有时又表现出少有的风趣，在《洮河誌》中写到：“我当左派在洮河左岸行走/我当右派在洮河右岸行走”，左得令人无语，右得也令人无语。在《泥石流》中写到：“我在黄土高原上劳动/热汗喷涌/黄河在我身上流出了支流/泛滥成灾，泥石流把我冲倒”。汗流浃背没有泥石流形象生动，同时也突出了劳动的艰辛。呼老的语言既有口语的自然清新，又有书面语的含蓄隽永，与那些口语不像口语、书面语不像书面语的语言有本质区别，含金量高，意味深长。在阅读的时候，我们有时分不清是口语还是书面语，甚至感觉不到语言的存在，只被语言表达的情感出神入化地裹挟着前进。语言最能体现一个诗人的写作风格，呼老的语言既有原生态的纯净，又具创新的活力，融合了汉语的精华，吸纳了西方现代诗歌的精髓，形成呼氏独特的表达方式，达到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
　　呼老的诗写得随心所欲，有时故意表现出“散文化”倾向，这种散文化是诗意的扩散，不是内容的紊乱，不但没有削弱主旨，反而主旨更加突出，达到了真正的形散神聚，凝心聚力，直抵希尼所指的“中心”。没有中心的诗遍地都是，而呼老的诗灌注着对人生和社会独到的见解，令人震惊和思索。他的现实主义不是单调的、平庸的、僵化的，而是丰富的、人性的、灵活的。没有思想的诗无法站立起来，仅有思想的诗站起来也没用。呼老的思想不是直白的喊叫，而是隐藏于丰富的意象之中，隐藏于巧妙的对比之中，隐藏于机智的反讽之中，是有血有肉的思想，是直抵心灵的思想。他是诗人中的思想家，是思想家中的诗人，是将思想与诗意完美融合的思想家诗人。
　　收入这三部诗集的都是短诗。在生活节奏普遍加快的社会背景下，短诗更爱读者欢迎。布罗茨基说得好：“一个人的诗读得越多，他就越难容忍各种各样的冗长”。我博览中外诗歌，发现经典之作一般都在十行左右。短诗并不比长诗好写，一个字就是一个字。长诗不一定比短诗有重量，拖沓和无序常常损害诗体。呼老的诗，短得精致，小得深刻，语言有弹性，情感有张力，审美有空间，在虚实结合上把控适度，在传统与现代融合上独具魅力。
　　呼老一生以诗为命，命运赐给他不计其数的好诗。他用自己卓有成效的艺术实践把现实主义推向一个令人仰望的高度，为新现实主义写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把别人的诗也看成命，又写下数百篇洋洋洒洒的评论。诗和评论是呼老创作的两翼，在艺术浩瀚的天空他不断振翅高飞，为民族文化的复兴和人类文明的传播做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

 
　　原载《当代教育》2024年第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