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女诗人安然在题为《在额尔古纳河岸》的短诗中这样写道：“在额尔古纳河岸，我拿走了/石子、刻刀、尺子和一条绳子/我试图靠近一位古稀老人/她安详、宁静，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这些洁白的、平凡的、说不出道不明的/一种被你我忽视的，静——/它更接近于神圣/和永恒”

　　稍有阅读经验的读者都不难发现，这首诗的关键词是“静”。它是对静的赞颂。我们身处其间的现实世界是异常嘈杂的，在博胡米尔·赫拉巴尔看来，连我们的孤独都是喧嚣的、沸腾的、张扬的和张狂的。《在额尔古纳河岸》可以被视作安然为现实世界制造的反环境。鱼儿生活在水中，堤岸或陆地就是它的反环境。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没有反环境就没有环境。安然为现实世界制造的反环境，让现实世界的嘈杂变得让人更难以忍受，但同时也将现实世界变得可以轻易让人忍受。这是诗为我们提供的二律背反，安然凭借天性轻易做到了这一点。

　　“其告维何?笾豆静嘉。”(《诗·大雅·既醉》)历代的注家都倾向于将“静嘉”训释为洁静、美好。静的第一要义是洁净，内心洁净的人都倾向于内心安静。扬雄说：“善心为窈，善状为窕。”安静和洁净在此等同于窈窕，有玉之质，玉之貌。安然来自蒙古大草原，但在她的诗作中，没有苍劲的蒙古长调，连原本豪迈的马蹄声都是温柔的，如果不说消声的话。但这首先来自于安然的心境和天性。在语言哲学看来，心境和天性始终是一个语言事件。是作为语言事件的心境和天性而非其他因素，为辽阔、雄浑的蒙古大草原赋予了女性的气质，温柔、安静而妥帖。

　　安静和洁净更有可能来源于谦卑和自我的渺小。现代社会是一个强调独立与个性的场域，也是一个充满自恋的空间。谦卑和自我的渺小并不为人所赞赏，甚至是很多人纷纷抛弃的东西。雪莱高喊道：“同人生相比，我们所定居的星球的演变算得了什么? 同人生相比，日月星辰的运转与归宿又算得了什么?”今天的人更加不堪，他们当然不可能企及于雪莱豪迈的人生境界，在不断变得猥琐复猥琐的同时，却莫名其妙地为自己找到可以傲慢的理由。安然是一个难得的异数。她写道：“我宁愿自己是灯火下最微弱的一盏/最脆弱的影子”(《我从草原来》);“我们只是断鸿、素娥、烟萝/我们渺小，在旷野吹落蒲苇的倦怠中/我们翻飞，沿着漫山遍野的云雾……”(《草叶间》)谦卑让安然放低身段，让原本倾向于自私的自我内涵变得渺小，而所有不包括人在内的事物猛然间都高大起来，纷纷变作善好之物，都值得诗人祝福。在心境的精心支持和安排下，一种安静的诗学自然而然地诞生了。在这种诗学看来，万物在值得祝福的同时也为诗人带来了幸福。安静的诗学也是幸福的诗学。安静的诗学意味着：新诗不仅本身就是幸福，还得将幸福当作自我实现的标志、自我认同的象征。

　　幸福是人活着的最高目的。但这目的并非先天就存在，并非给定之物。幸福是人为自己创造出来的，甚至发明出来的。发明幸福的“工具”依然是谦卑的心境。这种心境宁愿相信，和所有的善好之物打交道是值得信赖和庆幸之事。万物高大唯我渺小，这个坚定的信念既让诗人安然从容地穿插于万物组成的密林，也让她觉得能和高大之物打交道是一件令人自豪的事情。由此，在傲慢之人看来万难忍受的日常生活，也得到了幸福的抚摸因而获得了幸福。安然很平静地写道：“……我是这般活着//我这般爱着，叙述软弱和卑微/在透骨的风中描述一个人的走向/……在每一个冬日的早晨，我用棉絮盖住身体/盖住体内的积雪和人间的喑哑”(《这般活着》)安静的诗学反过来让安然心境安宁，也让她在以低矮的眼光看待高大的万物时，能容忍一切粗粝的事物直至命运。英国诗人蒲柏说，犯错误的是人，原谅人的是上帝。安然颠倒了这个公式：犯错误的是上帝，原谅上帝的是自觉卑微的人。安然这样写道：“摧毁我命运里的波涛和星月/让我立于饥荒的四野/骤雨初歇，我原谅了这暴力之物/附着于灵魂之上的碎铁屑”(《碎铁屑》)

　　既然万物尽皆善好之物，那万物就值得赞美。赞美是祝福的最高形式。要知道，无论哪个民族，最初的诗都用于赞美。龚鹏程说得好，最早的诗“是对天地、神祇、祖先、国族社会、伟人圣哲的讴歌。……其中均充满了惊异、欢乐、唱叹、颂美”。不敢说安然精通诗歌史，但她凭天性领悟了赞颂的本质。她因此这样写道：“是美的，是好的，是明亮的，是热泪盈眶的、乌拉哈达——/我该用什么歌颂/霞光一样的天宇，烈焰一样的四季/我生命的二分之一早已缀满草绿色的叶片”(《草原诗篇》)

　　安然躲过了傲慢、冷漠和仇恨，没有敌人而有所敬畏地行走于大地。这是安然作为一个诗人的幸运。这样的诗人值得祝福。

(原载《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