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我2013年所读的书中，印象最深、受益最大的，是李正栓教授主译的《藏族格言诗英译》。我专门写了研究性的评论文章：《间接忠实：少数民族典籍英译的一颗硕果——评李正栓等的新译著《藏族格言诗英译》》，情不自禁地说：“我把它视作宝书，用作枕边书，阅读期间的激动与收获，不亚于学生时代读《论语》。”
　　彼书所收藏族格言诗分为4部分，即《萨迦格言》、《格丹格言》、《水的格言》和《树的格言》。其中篇幅最多、意义最大、本人最喜欢的是《萨迦格言》。
　　 在英语世界，《萨迦格言》是跟另外一部格言诗集放在同一部书中出版的，那就是本集《智慧之杖》。书的全名是《雅言：龙树的〈智慧之杖〉》和萨迦·班智达的〈雅言宝库〉》（藏族译丛）（“Elegant Sayings: Nagarjuna's Staff of Wisdom & Sakya Pandit's Treasury of Elegant Sayings (Tibetan Translation Series) ”）。此书初版于1977年，1994年的新版目前还在亚马逊网上销售。其广告语是：“充满智慧、发人深思、提振人心”。（塔按：“Elegant Sayings”的原义是“雅言”，在李正栓他们之前，似乎还没有人把这个说法译成“格言”。不过，这样译也是合理的，因为“格言”本身具有文雅的特点，更重要的是：《萨迦格言》这一汉语名称早在1956年就出现了，也就是说早就约定俗成了。）
　　龙树约在公元150年诞生于南印度，而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于1182诞生于西藏。两人相差1032岁。为什么要把他俩的两本书放在一起出版？因为它们的译者是同一人，那就是塔尚·塔尔库。那么，塔尔库为何要几乎同时译这两部书？在那篇评论文章中，我点明了一下：
　　“萨迦?班智达?贡嘎坚参（1182─1251）模仿印度学者龙树大师的《百智论》、《智能树》、《益世格言》、遮那迦的《修身论》、摩苏罗的《修身论》等反映印度社会生活的格言诗名著，揉合西藏社会文化状况、自己数十年的观察、思考与体验，著了《萨迦格言》。”
　　在读《萨迦格言》的时候，我就暗想去找《智慧之杖》来读，“名师出高徒”的另一个说法是“有其徒，必有其师”。没想到，正栓教授暗地里已经把它翻译出来了，还一并给我提供了英汉双语对照版，真让我大喜过望。况且，在李译本之前，《萨迦格言》已经有3个英译本，其意义相对局限；而《智慧之杖》是首译，具有非凡的开创意义。
　　
　　二，
　　老实说，我不太喜欢《格丹格言》，因为它的佛教色彩太浓，大部分的篇章几乎可以说是佛教教义的传声筒。最让人感觉不爽的是：一大堆佛教的专门术语堆砌在诗歌文本里，大煞风景，颇毁诗意。
　　相比之下，《萨迦格言》和《智慧之杖》的作者虽然也是佛学大家，但他们同时是真正的诗人，尤其是萨迦·班智达的诗性思维更加发达、纯粹，在他的文本中，意象，尤其是动物意象，可谓纷呈。除了诗人“挫万物于笔端”的才华之外，还有一个民族性的原因。我在那篇评论文章里说：“到了13世纪，藏人还没有强调天人合一，因为他们的文明的进展还没有让他们感觉到人与物之间的缝隙和距离已经到了危险的程度。在他们那里，人文景观就是自然景观。所以，像贡嘎坚参这样的大学者在创作《萨迦格言》时，还是每首都用比喻，而且喻体都是自然万物，尤其是生龙活虎的动物意象。”
　　我还说，汉族人比西藏人在抽象思维上早熟得多。其实，在此我想强调地说，印度人比中国中原人更早熟，在很早以前就有非凡的抽象思维能力。佛学中的因明学和唯识论都是明证。我最喜欢看的佛学书，就是这两类，因为它们很有助于锻炼我的辩证思维。其实，正是因为辩证思维使得这两种理论具有融合的可能性。四、五世纪间，世亲（约公元361---440 年）菩萨受其兄无著菩萨的影响，改习大乘，作《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论》，确立了瑜伽大乘唯识论的理论基础，自那以后，唯识论一直在借用因明学的各种方法和术语。到公元7世纪，印度的法称论师和玄奘法师完成了两者的结合，玄奘编译的《成唯识论》（以《唯识三十论》为主线，揉合印度十大论师对它的诠释编译而成，最能体现法相唯识学派的基本思想）就是这种结合的典范。
　　因明学作为古印度的逻辑学，最能证明印度人思维的早熟。它源于古印度的辩论术（后来演变成佛学实践中的“辩经”传统，我曾经在拉萨大昭寺里饶有兴致地看过小和尚们的辩经行为，真是声情并茂）。相传，释迦牟尼幼时，曾学过五明，因明乃其中之一。到公元二世纪，因明学真正形成了独立的完整的体系，其中正理派创始人足目撰写了最早的因明学专著——《正理经》。正理派因明学遂成为一时之显学。彼时，龙树年轻气盛，写了两本小册子，即《回诤论》和《广破论》，对正理派的因明学进行了批判。前书主要破斥正理派的“量”(认识事物的标准、方法和结果)和“现量”(仅以感官直觉进行的认识作用，与之相对的是应用推理的“比量”)；后书总破正理派的“十六句义”。龙树虽然猛批因明学，但在《中论》等著作中运用了一些因明学的法则，特别是假言推理。
　　唯识论是后起的佛学理论，对龙树思想既有继承又有消解。熊十力在其力作《新唯识论》之“题记”中说，“余年四十以前，于儒学犹无甚解悟，及深玩佛家唯识论，渐发其短，不当墨守，而求真之念益迫，姑置无著、世亲，上穷龙树、提婆之法，于空宗四论备费钻研。”他强调的是继承的一面。唯识论对龙树思想的消解力量虽然潜滋暗长，但也不可小觑；龙树思想渐渐受到削弱，正是因此，后来，“如来藏”思想崛起，很快就颠覆并取代了龙树的中观论。
　　我之所以要简单梳理一下龙树与因明学和唯识论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本身就具有辩证性），是为了说明龙树思想具有浓厚而高超的思辩特征。表现思辨最好的手法是对比，而且不是简单的对比，而是循环往复的对比思维（或者说是“双重对比”）。如以下两首：
　　
　　适合你想法的事物，
　　即使是遥远，也近在眼前。
　　内心不坚定的东西，
　　即使是触手可及，也远在天边。
　　
　　萨迦?班智达的格言诗每首都用意象，龙树之取象虽然不是那样密集，但也还是相当频繁，状物本来就是印度古代诗人的拿手好戏。如
　　即使我们共同生活于一个社会，
　　也像水与莲花那般并不亲密暧昧。
　　即使圣贤彼此远离，
　　也如月亮和百合那样遥遥相望，彼此羡慕。
　　
　　萨迦?班智达不厌其烦地讨论过学者的各种问题，如学问，如何做学问，学问的功用，对学问高低的评判，学者的素质，学者的命运等等。读了《智慧之杖》，我才知道，原来这种学者的自我意识是其来有自的。他的隔代祖师爷也大量讨论了这些问题。
　　比如，关于学者在当时印度社会的处境和待遇问题。龙树通过对比指出：
　　
　　傻瓜喜欢滑稽者胜过博学者，
　　因为他以欢笑为乐。
　　滑稽者腰缠万贯，
　　学者却两手皆空。
　　龙树在近2000年前揭露的印度社会价值观扭曲的问题居然跟当前中国的情况如出一辙。现在中国所处的正是一个杂耍时代。风月也好，风云也罢，都在杂耍化，只有以杂耍的面目出现，才是合法的，才不会被禁止。娱乐业成了大产业，搞笑活动一掷千金，优孟者流到处受追捧。而学者，哪怕是硕学鸿儒，皓首穷经几乎成了穷困潦倒的同义词，在社会、家庭和单位等各个场合，反而受到冷落乃至奚落！甚至某些学者也学起了戏子，热衷取乐，不惮取笑；原因无它，在我们的学界，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学习者，这种学术杂耍分子的拥趸者多如牛毛。我真不忍心说亿万人都是傻瓜（傻瓜才会那么说；否则，我自己会被目为傻瓜），甚至想，这可能是文明史上的常态，博学者胜过滑稽者的现象反而可能是非常态。因为2000年来，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来说，不长不短；在此期间内，人类在价值观上到底有多少进步？能有多少进步？在许多时代，许多社会，恐怕不仅没有进步，反而是倒退的。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问题经常出现，龙树的格言诗才历久弥新，至今显现着讽刺的锋芒和憧憬的光芒。
　　龙树作为一个学者，是高度自觉、自信的，他甚至认为，一国之君的价值在某些方面，还不如一个平民学者。因为国家元首的功业是一时一地的，受到时空和视野的局限，而学者考虑的是人类永远要遵守的举世价值，追求的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所以说：
　　
　　国王只在他的国家受人尊重，
　　智者无论身处何方都受人敬仰。
　　
　　三，
　　
　　龙树是大佛学家，《智慧之杖》虽然没有直接一味地宣讲佛理，但我还是愿意把它放到佛学典籍的行列中去。因为他的总体思想原则没有超出佛教教义。如：
　　世俗生活不稳定；
　　财富和享乐不会不竭。
　　妻儿不会永远存在，
　　所以要信奉达摩并听它教导。
　　再如：
　　控制激情并为他人的快乐而幸福的人，
　　朴素居于树林里且崇敬佛陀的人，
　　有朝一日将抛弃他们的躯壳。
　　拯救不存在于书本里或是摆脱肉体折磨的自由中。
　　
　　中国佛学典籍汉译工作，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断断续续一直到清代止，总计译出1520部、5625卷（据《精刻大藏经目录》(支那内学院编，1945年，江津)。时间不可谓不长，成就不可谓不斐。但印度佛学作家如云，典籍充栋，还有很多像《智慧之杖》这样的著作值得翻译而未被翻译。
　　自从北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年）佛学译场停顿后，能直接从梵文翻译的学者锐减，直至今日，依然严重短缺。间接从英文翻译，也是无奈但不错的权宜之计。
　　 李正栓教授多年从事英汉诗歌互译工作，真乃“译中疏凿手”（元好问自命为“诗中疏凿手”）。近些年，他尤其致力于佛学家所作格言诗的翻译，专精之功莫大焉。我甚至觉得他越来越具有佛缘、佛相了。
　　格言警句的翻译是极难的活计，对译者中文功底的要求更高，考验更大。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你完全理解了原文，但在汉语思维中的那个词、那个句就是不能跳出来，急也没用。让我来化用卢延让《苦吟》中的诗句来形容其难：莫话译中事，译中难更无。译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有时胡须倒是捻断了多根，词句却还是没有安稳。
　　正栓教授自己从事旧体诗词创作，对这种苦况是相当有体验，也相当有应对的招数。
　　他颇为注意维持格言体的文体特征：精炼、谨严，整饬。如：
　　忍耐使禁欲者自律，
　　任性使无知者无知。
　　再如：
　　尊严来源于博学，
　　衰败来源于无知。
　　
　　 他熟捻汉语中的谚语成语，乃至古诗词中的名言名句，能信手拈来，但不是生硬搬用，而是巧妙化用。如
　　
　　多才之士的美德是真才实学，
　　但对无洞察力的人而言便是伤害。
　　一江纯净的春水，
　　奔流至海便无法饮用。
　　
　　这里化用了“一江春水向东流”和“奔流到海不复回”两句古诗。
　　再如：
　　
　　己所不悦，
　　勿施于人。
　　
　　英文是：
　　Do not do unto others
　　What is not pleasing to yourself.
　　这英文宛如（或许梵文原文也是）孔夫子那句名言的仿写。但正栓教授能如此处理，也在于修养和灵感交辉的产物。
　　不过，或许是因为他身为学院院长，行政事务性工作太多，个别诗句似乎还有待于下更大工夫去琢磨、锤炼，弄得更紧致些，会更有格言之感。我个人以为，格言警句的翻译跟现代诗的译法最大的不同应该是：要更多地照顾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譬如，我们中国人对格言句式的阅读期待一般还是以四字句、五字句或七字句为主。试举一例：
　　
　　一江纯净的春水，
　　奔流至海便无法饮用。
　　
　　似乎可改为：
　　
　　一江春水本纯净，
　　奔流至海无法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