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南开大学历史系的一名本科生请教，在拯救生态中“价值的作用更大还是技术的作用更大”，诗人、画家席慕蓉回答他，如果我们的心是贪婪的，文明的归宿恐怕是可怕的。我们一直要更便利、更快、更豪华，所以才会出现开采露天煤矿等短视的破坏生态的行为。在这个问题上，每个人都有责任从自身做起。

　　说到此处，她突然“跑题”问起在场的学生，现在的语文课本里是不是仍然有《愚公移山》？得到肯定答复后，她说：“拜托把《愚公移山》的课文一定要搬走。”在她看来，这个寓言故事“太可怕了”。因为门前两座大山挡路，愚公决心把山平掉，死了有儿子、儿子死了还有孙子，子子孙孙无穷无尽，一定要挖平大山。席慕蓉说，如果这篇课文还在，“我们一起投票把它否决掉”，因为有时我们要学会“对地球退让”。

　　5月12日晚，席慕蓉应90岁的古典诗词大家叶嘉莹的邀请在南开大学演讲“隐性的价值”。她强调，自己要讲的这种价值没有躲起来，只是人们往往看不见。这位71岁的蒙古族诗人用了很长时间向年轻的学生介绍她到蒙古高原的寻根之旅，她对游牧文明价值的发现过程，其间几度哽咽。

　　由于听众过多，校方事先与听众约定，为免影响秩序，不要索要签名或合影。很多学生没有座位，直接坐在讲台上听讲，门外还有大批无法入场的学生，一直等到近两个小时的演讲结束。等候期间，他们还齐声朗读席慕蓉的诗歌，演唱《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直至散场，诗人在校长的陪同下出门与大家见面，人们才陆续散去。

　　席慕蓉想从语文课本里“移”走愚公，一方面是由于她对生态文明的关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她格外重视语文在塑造人的灵魂方面的作用。

　　回顾自己的求学时代，席慕蓉概括：“我永远是一个转学生，永远在陌生的教室前面遇到陌生的一群学生。”

　　她的转学过程，辗转两岸三地。她生于抗日战争末期，5岁时提早上了小学。因为战乱，父母希望家里的孩子只要有读书的机会，就赶快送进去。“但是你想，一个五岁的孩子跟一个六岁半的孩子比较的话，五岁的孩子很多事情都很笨的。”她记得很清楚，有一个雨天，大人给了她一把油纸伞，让她去上学，她不知道应该把伞收起，最后把伞弄破了。

　　5岁以前她说蒙文，入学后开始学汉语，过了两年，她跟父母到了香港，读小学三年级，又学粤语，一直念到初一。香港的5年是她甜蜜的5年，在那段不转学的日子里，五年级的国文老师和同学们成为她“甜蜜童年里的启蒙者和陪伴者”。但是5年之后，她又到了台湾。

　　席慕蓉说，转学生到一个新的学校，开始总是个陌生人，人们对陌生人是排斥的。而她当时以为交不到朋友，是因为自己很招人厌。她变成了一个很惶恐的、很怕做错事的敏感的女孩。

　　“我现在才知道，如果那个时候在台北市立第二女子中学，国文课和美术课老师没有对我微笑的话，我很可能过不了这一关。”席慕蓉说，她的难关就是从香港转到台湾读书的那一关，幸运的是，有几位老师帮助了她。

　　她至今还保存着初二的日记本，上面记着老师今天说什么话、昨天说什么话。一位老师送她的日记本，是她“这一辈子第一次交到的一个亲密朋友”。她“把心里的寂寞写在日记本上”。

　　她说，那都是很幼稚的心事，但一个孩子寂寞、孤独，知道不能再去打扰父母——父母亲够辛苦了，跟别人也说不清楚。“可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的孤独跟寂寞是真实的”，席慕蓉说，什么拯救了自己？其实就是拿起笔，写出来。

　　很多年以后，席慕蓉意识到，这个日记本是自己写作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