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人们一直为一句富于诗意的话而兴奋着——“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同时，阿多尼斯的“没有诗，就没有未来”更是让人们注意到诗歌的某种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在2013年的诗歌阅读中，对于激增、裂变、转捩的诗歌生态和乱花迷眼的诗坛现象而言，我们并不是所知甚多而是所知甚少。2013年的诗歌看起来热闹无比，但总体来看仍然是繁而不荣。铁屋子里沉睡无声的国民曾遭到鲁迅的批判，而现在的情况则是民众在各种自媒体平台太容易发表各种意见。从无声沉默到众声喧嚣可能代表了某种意义上的时代的进步，但是较之娱乐化、消费化、电子化的公众事件和文化噱头，在一个精神氛围愈加复杂和分野的时代，诗歌写作仍然需要一种坚守和独立的勇气。当然，在新媒体的语境下，诗歌的生产、传播发生的新变是值得关注的。

　　82岁的四川老诗人流沙河在成都图书馆为市民做唐代七言诗讲座时认为，新诗是一场失败的实验，他认为失败的原因是“不是做得太少，而是做得太多了”。这样对新诗善意的批评或否定之声实际上已经由来已久了。诗歌如何通过自身在创作、传播等方面的努力为公众接受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自媒体时代的诗歌写作和阅读的难度在我看来已经变得愈益艰难。交叉小径一样的诗歌写作图景更像近乎没有出路可言的迷宫。

　　在城与乡之间

　　当我们都成了故乡的陌生人，那么就让我们记住乡愁，从陌生处出发。重新认识、重新寻找、重新发现、重新命名。写作就是在寻找精神意义上的故乡和本源。这在一个全面城市化和城镇化时代显得如此虚妄、吊诡而尴尬。在一个社会分层愈益显豁的年代，在一个“中国故事”如此难解的年代，作为一个“有机知识分子”更是迷障重重。当你试图在深秋或寒冬越过灰蒙蒙的高速路和城市上空寻找故土的时候，你必须学会在“斩草除根”的现实中承受噬心而残忍的孤独。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应该相信，写作者无论是面对城市还是更为庞大的时代，都能够发出最为真实的声音。

　　米沃什曾有两部作品《从我的街道说起》《从我所在的地方出发》，多年前，顾城关于北京有一组极其诡异和分裂的诗《鬼进城》，这是极其准确的城市化时代的写作预言。与强硬城市相对的是虚弱“乡土”的命运。1991年四川诗人孙文波写下《在无名小镇上》，2013年孙文波完成1600行的长诗《长途汽车上的笔记——感怀、咏物、山水诗之杂合体》。从“六十年代的自行车”到“长途汽车上的笔记”不仅是孙文波个人的精神成长记录，更是中国当代诗人面对工业化和城市化时代现实的一种不容回避的集体命运——“譬如面对一座城市、一条街道，暴雨来临，/这不是浪漫。情绪完全与下水系统有关，/尤其行驶的汽车在立交桥下的低洼处被淹熄火。”诗人要做的不是发表社会意见，而是说出真相。今天我们看到的城市更像是一个巨大的机器。它使人神经兴奋、官能膨胀，使人处于五光十色而又精神不自知的境地。在全面城市化和城镇化的时代，我们生活在大大小小的雾霾笼罩的城市、城镇和城乡结合部，写作者实实在在地经受到了不小的精神激荡与写作的困窘与病症状态。正如诗人刘川所说，只能“自己有病自己找药”。

　　在空前高耸而同一化的城市建筑背后是曾经诗意的、缓慢的、困顿的乡土。在推土机的隆隆声中以及经济利益铁臂的驱动中曾经温暖熟悉的故乡、家园都破碎成了旧梦。在城市化和城镇化的现实面前，写作不能不与之发生对话甚至摩擦、龃龉和碰撞。“诗人的天职是还乡”曾经让中国的作家在语言中一次次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