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丘树宏还在读高中的时候已经喜欢上文学，试投稿给报章，却屡遭退稿。上了大学后他认识了低他一届、任职校刊编辑的一位女孩子，将自己的文学理想讲给她听。那女孩子听了之后说：你应该去写诗。一语点醒梦中人。丘树宏于是开始尝试写些爱情诗，很有些朦胧诗派的影子，投去《羊城晚报》，不想竟获刊登。那位女孩子，后来成为他的太太。
　　那是一九八○年十月三十日，丘树宏一直记得那个日子，“那是《羊城晚报》第一次发表我的作品”。之后，他不断写诗，又不断获得刊载，直到二○○三年非典爆发。那之前，丘树宏的作品大多是短诗，讲的都是个体的情感和心绪，而“非典”疫情爆发后，他写的那首《以生命的名义》，完全跳脱了过往个人书写的程式，找到了更普世更形而上的关注点。这首诗后来在中央电视台抗击非典大型诗歌晚会现场压轴朗诵。
　　“非典”疫情结束后，丘树宏去北京参加诗歌研讨会，遇见一位将军。那人读过他《以生命的名义》，一见面便对他说：我觉得你具备了写长诗和史诗的能力。研讨会后，太太也劝他：那不如，就试试。
　　一试，便也上了瘾。从《30年：变革大交响》到《珠海，珠海》，再到《共和国之恋》、《孙中山》，以及最近的《海上丝路》及其系列，他的长诗作品陆续刊出。“写长诗累，事前要集很多资料，写作时也要耗费更多时间。”
　　比如这次的《海上丝路》，丘树宏前后花费了数年时间阅览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献和史料，又借在秦皇岛学习考察的机会，于千年前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处完成了这篇数千字的史诗，颇有纪念意义。丘树宏说自己愿意在清晨写作，因为那时候的人最安静也最清醒，写写太阳出来了，“感觉很美好”。在秦皇岛的那些日子，他每天听海浪声写作《海上丝路》，“冥冥中好像有种缘分”。完稿那日正巧是他太太的生日，也是另一种缘分了。
　　丘树宏将诗歌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他乐意将写作比作孕妇分娩，因为在他看来，“阵痛过后的喜悦，往往难以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