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叙实诗派形成于90年代初。当时，有一批来自不同省份的文学青年陆续来京寻梦，并较集中地汇聚在北京旧鼓楼大街附近的西绦胡同13号西门。因为这里有一个以艾青、邹荻帆、张志民、牛汉等老诗人和谢冕、张同吾、韩作荣、吴思敬等著名诗评家、诗人所热心扶持的中国新诗讲习所（所名为艾青题写）。于是，这里便成了这些诗歌“北漂”们的一个主要活动场所。而更重要的，他们已拥有彼时具有相当影响及实力的《中外诗星》、《中国诗人报》等诗歌报刊阵地。在这批已先后活跃于八、九十年代诗坛的青年诗人中，偏重于诗歌写作、编辑和诗歌活动的祁人、陆健分别来自四川、河南，偏重于诗歌理论研究和诗歌写作的呢喃（后改称子午）则来自广东。田原、洪烛、王明韵、阎志等也在各自不同的岗位崭露头角，显示出了文学（诗歌）上的才华。他们经常在一起探讨诗歌问题和文学话语，关注诗坛的发展动态。此外，还有一些实力青年诗人如商震、潘红莉、北塔等也以不同方式与他们保持着长期、稳定的诗歌及生活交往。田原出国到日本后，继续保持和他们的联系，探讨诗学、诗艺和汉语诗歌的翻译等问题。
    早在1989年底，如火如荼的新诗潮（或曰现代诗歌）运动已宣告结束。新诗潮运动的结束，使中国当代诗坛迅即陷入了理论和创作实践上深深的疑惑和困扰：1、新时期的诗歌从审美原则到艺术技巧、表现形式（语言、文本等）主要是源自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但是，作为一个有着数千年诗史的泱泱诗歌大国自不待言，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诗歌发展历史及现实同样表明：无论如何是不能直接照搬外国（西方）诗歌的。那么，中国新诗应该在什么维度上吸收西方诗学的精髓才是理性的、健康的、正确的？2、当代新诗在继承中国传统诗歌美学方面几近于零。那么，中国新诗到底要不要继承传统？我们应该在哪些方面入手去继承传统？并通过什么方式使之在新诗创作上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而不至于沦为一种人为的拼贴？3、唐诗宋词的触发点主要是来源于山水文化和农耕情结，通过寄情山水去表达对宇宙、人生的态度，并由此建立中国传统诗学的艺术原则和诗歌理想。那么，当代新诗面对后工业社会高度科技化、泛机械化、快节奏、程序化的时代背景，它应该如何选择诗歌的支点、语言的切入点（或摩擦点）以建立美学秩序及人文精神？这是摆在每一个中国诗人面前最严峻的课题。如果不解决好这些指涉诗歌命运的根本问题，中国新诗就会成为一种无根的诗歌，而不可避免地面临文化及哲学上的枯竭和死亡。
    中国当代新诗潮（或曰现代诗歌）运动的结束，是以五个不同学科层面的“里程碑事件”作为史学标志的：
    1、文学史的时间标志（公认的当代文学史分界是：1976年末～1989年末称新时期；1990年起称后新时期）：一方面，“朦胧诗”群由于第三代人的定点式“狂轰滥炸”（第三代人是指以“朦胧诗为否定目标的诗歌新浪潮”群体），而早在80年代中期就已成了强弩之末；另一方面，第三代人始自80年代中期的主义疯长、群雄割据的流派“造山运动”此时亦已式微。进入90年代后，诗歌界单一的社会学批评、现象学批评渐渐让位于文本批评，或者发展为这三种批评的相互融合和渗透。过去的不少诗学概念和批评方法或由于时代的变迁、或由于学科的发展而早已远远落后于诗歌创作实际，与新的诗歌话语秩序和人文格局已不相适应。学界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更是一浪高于一浪。欧阳江河称：80年代末，现代主义诗潮的“青春写作”已经结束，而代之而起的则是“中年写作”。具体地说，就是以1989年为契机实现了“历史转变”—&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