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本创作的精神向度

　　恩斯特·卡西尔（Enst Cassirer）在谈及审美情感在艺术创造的作用时说：“在这个世界，我们所有的感情、本质和特征上，都经历了某种质变的过程。情感本身解除了它们的物质重负。我们在艺术中所感受到的，不是哪种单纯或单一的情感性质，而是生命本身的动态过程，是在相反两极——欢乐与悲伤、希望与恐惧、狂喜与绝望——之间持续摆动过程。使我们的情感赋有审美形式，也就是把它们变为自由积极的状态。”[①]审美情感，让诗有了一个非同寻常存在状态。这个状态，是由语言来承担的，更是附就在时代命运的转寰之中的状态。在诗人看来，诗文本应体现爱、悲悯、劝诫、昭示和人性的自剖，以及对于人本精神向度的追寻。这些，都将为散文诗创作之诗意锻造，提供一个可以参悟生命本质存在的理想出口。
　　
　　我读世界散文诗，就是有着这种感受。纵观伟大的作品，没有哪一部不是高贵的精神与深重的痛苦相连。社会性与天性之间的对立，铸造了作家的独创性。在古老中国也同样，那炎炎烈日下，一位健美的汉子奔逐的身影，他是孤独的、虚幻的，也是惟一的、不灭的雕像；他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也是执著于目标的侠士。他借助闪电的燃烧，将自己定格大野之上。我们不能说他只是中国的，他是世界的。我们读世界散文诗，也不能说它是“别处的”，它同样属于我们民族自己的。“精神性质”，让作品有了一个存活和传承的理由，也是作品巨大魅力所在。它决定了一位作家或诗人能否成功的关键。但也许，就诗人生存环境而言，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窘境。但存活的生命，必须是诗性的和精神的。
　　
　　诗性与本性相融，便有了不可撼动的情怀。心灵的沟通，爱默生的解析也许更为直接和准确：“灵魂的每项许诺都有无数的履行手段，它的每一种欢乐，都成熟为一种新的需求。无法抑制、随意流动、永向前看的天性，在最初的善意中已经提前表现出一种在其普遍的光照中必将失去特殊关注的仁慈。”[②]这种“灵魂的许诺”、“最初的善意”、“特殊关注的仁慈”，在一些作品中有所体现。如卢本·达里奥的《复活的玫瑰》、塞萨·瓦叶霍的《骨骼点名册》、安德烈·纪德的《大地的粮食》、泰戈尔的《吉檀迦利》、纪伯伦的《人生》、赫·布罗克仁的《海的坟墓》、希梅内斯《四月诗情》等等，都在作品中贯注一种生命之本体的仁慈力量。
　　
　　但是，黄钟毁弃，瓦釜齐鸣。在我们身边，传统的价值观正在失落。文化意义上的精神性质，正在逐渐远离我们而去。在迷惘的失落中，我们，谁能不怕险恶，为现实痛伐那些丑与恶？谁能心存感恩，为这个大地做些什么？谁能理解巴勃罗·聂鲁达所说的：“当诗人们关在研究室里的时候，人民在用胶泥、土地、河流和矿山来歌唱。他们培植了迷人的鲜花，谱写了出色的史诗，炮制了小说，描述了灾难。他们歌颂了英雄，捍卫了权利，为圣人加冕，为死者痛苦”[③]这一追求人文自觉的呼声？
　　
　　我们在读行吟泽畔的屈原与逍遥江边的渔父。从这两人意蕴深长的对话，能否体验出各自不同的处事哲学？“众人皆醉我独醒”与“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澧”、“举世皆浊我独清”与“举世皆浊，何不逐其流而扬其波”，这一问一答里，看出什么？如果你看不出什么，那你一定不会是一个优秀诗人。这是历史对于人本的照鉴，是不同精神向度在何处置放的问题。
　　
　　如果，诗人把自己的精神向度贯注于诗的情感之中，诗的文本便产生。当莎士比亚在《维洛那二绅士》里写下这样的诗行：“令人心疼的受了伤害的名字！我的胸脯将变作你的眠床，让你安睡！”时，你能说这不是他已走出了个体之小我、对于整个时代的悲悯、对生命大情怀由衷的吐露吗？这种悲悯的天地大情怀，在现实中，却又是如此稀薄和脆弱。那种忧伤情怀，同样在塞萨·瓦叶霍的《渴望停止了》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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