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看到一条消息，河南沈丘县范营乡曲集村年近花甲的“农民诗人”李春胜，用10年时间精心创作了500多首诗歌，用以规劝、教育身边的人。他花2万多元自费出版两本诗集，共30多万字，然后骑自行车行万里路，免费将这些诗集送到青少年学生和农民手中。这令人感动，也让人敬佩。可是当我看到他的出书过程时，不禁感到辛酸！
　　让我们看看记者是怎么写的：为了筹集出版费，他于5年前把家中的3亩地交给老伴，自己外出打工。无论生活多苦，他也不忘创作，在狭小的工棚里写出了100多首规劝世俗的诗歌。
　　2009年春，他将自己的诗歌整理成《渴望新农村》和《规劝诗歌300首》两部诗集，每集各印10000册。他拿出全部积蓄，再加上卖粮食的4500多元，才凑齐2.2万元的印刷费。说实在的，这段话深深刺疼了我！让人说什么好呢，仅仅是为了自费出诗集，可以不管家里的地，可以拿出全部积蓄，可以到卖粮的地步，这对家人和孩子是公平的吗？且不说“如今中华多自豪，国泰民安江山牢。惠民政策得民心，前程似锦日日新。”（记者推崇的）这样的诗句有多大价值，有多少出版的必要，就是有一定的艺术境界和思想价值，像他这样的家庭景况，有没有必要成书也很值得商榷。
　　写诗应该是自由的，自费出诗集，亦是个人的自由，别人无权干涉。我不想过多的责备这个农民诗人。我想说的是，舆论不应该鼓励农民自费出书，特别是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农民。现在农民诗人很多，打工文学兴起，这是好现象。但是我们在报道这种文学现象时，应当着眼于他们的创作热情和精神追求，而不是称赞他们出了多少书。
　　我不反对农民自费出诗集，但是最好不是在经济如此拮据的情况下成书，不要出得太艰难，太勉强，因为这实在可以导致还没有完全脱贫的农民又再度致贫，这是大家都不愿看到的。同样是农民诗人，我比较欣赏四川农民诗人马小川的态度，马小川说，他写了多年的诗，真正保留下来的不多，自己也不想出诗集，写诗只是一种爱好，一种对生活的激情的记录。
　　写诗需要激情，自费出诗集需要理智。希望媒体不要以赞赏的态度鼓励农民自费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