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文艺工作者，我们是抗日的战士。”采访贺敬之时，他唱起了鲁迅艺术学院的校歌。抗战期间，鲁艺用它精神的养份滋养了贺敬之，让他成就了诗名。因此，说起抗战，提起鲁艺，贺敬之如此激动，是可以理解的。

　　追寻理想的坎坷之路

　　少年时的贺敬之在山东峄县(今属山东省枣庄市)北洛村私立小学读书时，就开始接受先进思想的教育。那时候，抗战虽然还没有全面爆发，但是日本已经占领了整个东北三省，民族救亡的呼声已经遍及华夏大地。贺敬之说，那时候，学校里有几位老师非常活跃，他们是地下党还是进步青年，不是很清楚，但是他们对我们幼小心灵的影响是深刻的。在这些老师的教导下，贺敬之学会了唱《苏武牧羊》、《渔光曲》、《大路歌》等歌曲，但引起贺敬之兴趣的还是文学。当时学生的新教材中有相当多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像鲁迅、巴金、蒋光慈、叶绍钧等一些进步作家的作品。国文老师很喜欢给同学们介绍一些课外读物，没有课本，他们就亲自刻版印教材。后来，在老师鼓励下，同学们组织了拉丁化新文字学会，贺敬之是会长。贺敬之代表学会用拉丁新文字给北京拉丁化新文字总会写信，宣告学会的成立，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总会很快就回了信，给贺敬之他们热情的鼓励，还寄来了一些读物，里面有关于南方农民生活困苦情况的连续报道，特别是红军长征、西安事变的消息。在读这些作品的过程中，在老师的讲解辅导下，贺敬之幼小的心灵中，萌发了向往革命、向往进步的思想。

　　1937年，13岁的贺敬之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兖州简师学习。可是山河破碎，国土上已经没有一块能放下课桌的净土。不久，简师南迁，贺敬之因为年龄小，被迫退学回家。当他在家万分苦闷、各方打听母校迁移去向的时候，台儿庄战役打响了。贺敬之回忆说，战场虽然没有涉及他所在的村庄，但是每天都会听到十几里外隆隆的炮声，看到炮弹爆炸后的亮光和弥漫的硝烟。站到村边的山头上，就能清楚地看到战场上的情况，坦克就像虫子一样在蠕动。村庄不是战场，但却是军队来往和难民逃亡的所经之路，从他们的口中，贺敬之了解到了战争的惨烈情况，知道了日本人的暴行。这让贺敬之更加仇恨日本侵略者。

　　看到原本美丽的家园在战火中满目疮痍，听着祖国大地在敌人践踏下的痛苦呻吟，年少的贺敬之感到不能静静地等下去了，他决定去寻找母校。当听闻山东的学校都流亡到湖北，成为“国立湖北中学”的时候，贺敬之找了五个人一起去寻找母校。经过一番艰险之后，五人终于找到学校。贺敬之说，湖北属于第五战区，当地的文化活动很多，到处在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学校里几乎不怎么用正规课本，我当时最感兴趣的是文科，喜欢阅读一些进步书籍。学生们也经常自发组织去办壁报、演救亡戏剧。贺敬之说，当时对国民党是真抵抗还是假抵抗就非常怀疑，后来听一位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讲述了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对国民党的不抵抗和指挥无能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心中更加厌恶国民党。

　　1938年，由于国民党军队即将从武汉撤退，流亡学校也随之转移。贺敬之随着学校的师生们经过陕南，来到了四川梓潼的分校。在流亡的路上，许多同学都随身带了一些进步书籍和刊物，这些成了贺敬之宝贵的精神食粮。一路上，只要有时间就看书，读了《大众哲学》、《新华日报》等进步书刊，了解了红军是怎么长征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是怎样一所学校，贺敬之的革命意识进一步增强，心中也有了投奔延安的想法。贺敬之说，他非常喜欢艾青和田间的诗，每次得到两人的诗集就一气读完，而且反复背诵，能搜集到的诗，几乎都能背下来。与此同时，贺敬之和其他四名同学共同创办了《五丁》壁报，来宣传抗日救亡。在梓潼，他开始了散文、小说和诗歌的写作，把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对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