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本报记者 黄里

　　嘉宾：杨牧 著名诗人张新泉 著名诗人

　　8月17日至19日，由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主办的首届“青春回眸”诗会在山西举行。从1980年举办第一届“青春诗会”至今，“青春诗会”已经成为中国诗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先后培养出300多名优秀青年诗人，其中不少获得了各类诗歌大奖，成为新时期诗歌的领军人物和奠基者。

　　30年前的盛况能否重现？30年后的诗歌应该如何走？日前，本报记者与“回眸”的两位参与者——四川著名诗人杨牧、张新泉进行了对话。

　　青春不负登临意，唯叹诗友皆白头

　　（高洪波）

　　当年盛况依然让人激动

　　记者：《诗刊》主编高洪波在会上留下了“青春不负登临意，唯叹诗友皆白头”的诗句，让人感慨万千。首届“青春诗会”的实况想必相当感人？

　　杨牧：高洪波的这一诗句准确表达了老友多年不见，再次相聚时的心情。首届“青春诗会”举办时，正值中国告别十年动乱、解放思想、百废待兴，诗歌也正在厚积薄发的关键时期。它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所谓 “归来”。1980年，艾青出了诗集《归来的歌》，流沙河、梁南也写了《归来》和《归来的时刻》，这实际上是粉碎“四人帮”后，身体和心灵都曾被流放、歌喉曾被禁锢的诗人获得了充分自由，而重新放声歌唱的一种写照，也成了一种创作的潮流；二是以“老三届”为基本元素的中青年诗歌新人开始发力，将饱经积淀的生活历练和诗意萌动喷发了出来。反思、激励成为当时的抒情基调。那时，我刚从农场调入石河子文联。

　　青春诗会在这种背景下举办，两股力量在诗会聚合，虽然一方是传道者，一方是受业者，但由此所形成的兴盛局面和影响力，注定将诗会推向中国“诗歌黄埔”的高度，震撼了中国文学界。在历时一个月的诗会期间，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兴奋中。

　　张新泉：首届“青春诗会”举办时，我也刚从工厂调到宜宾一家文学刊物，对这一盛况自然十分关注。那届诗会有17位主角，顾城、舒婷、江河、杨牧等，他们后来都成了全国诗界的代表性人物。

　　杨牧：那届诗会的“班主任”是著名诗人王燕生，授课老师都是艾青、臧克家、贺敬之等这样的文学前辈，那是何等的难得啊！诗会上创作的作品在《诗刊》上出了“专号”，不少作品至今依然有生命力。我的《我是青年》也是在诗会上一气呵成，并走向大众视野的。

　　诗，永远没有恒定的台阶

　　（杨牧）

　　三十年诗歌悄然变迁

　　记者：“青春诗会”对中国诗歌影响巨大，是否在于它的标杆意义？

　　杨牧：可以这样说吧。那个年代，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中央媒体都对“青春诗会”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诗会及其参与者也就成为了全国诗界聚光的焦点，它也让我们这些“新人”感受到了诗歌正在成为文学复兴的先行者。

　　其实，艾青等大诗人当年的讲课一句也记不住了，但有一个场景却忘不了——艾青拍着我的肩说：“好好写吧！”这是什么？是一种期待，更是一种风范的传递。对各位泰斗级的大家，从仰望到平视，我们的自信由此而来。可以说，那些传递过来的信心，是这30年诗歌发展的动力。没有那样一种环境和心境，诗歌也不会盛况空前。

　　张新泉：当然不是说中国诗歌靠一次诗会就能繁荣。“青春诗会”一共举办了26届，我虽然没参加，但一直在关注，可以说一届都没有落下。那时全国有多少人在写诗啊，诗歌刊物的发行量可以达到几十万册。参加“青春诗会”的优秀诗人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回去后又对当地的诗群造成影响。可以说，“青春诗会”对当时的诗坛起到了纲举目张的作用，既推动着中国诗歌的发展，也培养出了更多的优秀诗人。

　　记者：现在的诗歌怎么都不如当年了，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变故？

　　杨牧：记得1980年，我获得全国首届诗歌奖参加联欢会时，不仅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场，刚从世乒赛载誉归来的体育健儿、歌唱家、电影明星都来捧场，诗歌真正当了一回文学的贵族。现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诗歌作为配角，都有点难以为继了。这也算一种变化吧？

　　具体到诗歌，我觉得至少有以下变化：在诗坛格局和诗人的价值取向上，从一元变成了多元；在思想方法和艺术形态上，从黑白变成了杂色；从诗人的人文定位和诗歌的精神取向上，从高端变为了平面。这些都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好是坏。社会的变迁和多种文化的冲击，使人们的审美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反映到诗歌上，现在已经很难把一个诗人的作品划入哪种单一的流派了。崇高和英雄在文艺作品中也遭到了解构和戏说，有人说是回归了真实，但同时，也是人的精神追求垮了架。

　　张新泉：当年的写作环境和现在已经不一样了，现在是炒作的多，安心写诗的少，可以说是追求GDP效应在诗歌和文学作品身上的反映吧。

　　当年的作品为什么现在还是经典，一个重要的原因是，30年前的诗人，文学功底深厚。而现在，大家都在追求一个“快”字，而忽略了应该相提并论的“好”字。

　　我关窗回到桌前/尽量让落到纸上的字/对得起他的劳动

　　（张新泉）

　　诗歌没有消失，它还在行进的路上

　　记者：四川是诗歌大省，当年人才辈出。流沙河、雁翼、杨牧、叶延滨、骆耕野、李刚、傅天琳、吉狄马加、张新泉，全国没有哪个省有四川（包括当时的重庆）这么雄厚的实力，是当之无愧的团体冠军。但近十年来，四川诗歌力量明显减弱，链条究竟断在什么地方？

　　杨牧：诗歌的不景气，四川和全国的状况其实是相似的。原因很多，诗人的创作状态是其中之一。张新泉老兄写过一首很漂亮的诗，叫《文火》，现在在许多诗人那里，“文火”变成“红锅”了，心气飘浮，心境焦躁，不再有文火细煨的创作耐心，而是像用微波炉那样，伸手就按“快速加热”档，变虔诚为草率，变创作为制作，速度和数量是大大提升了，却丢失了基本的诗歌精神。这里也有个急功近利的问题，泡沫遮蔽了真诗，炒作掩盖了创作，优秀的诗歌力量缺乏彰显、缺乏整合。当然，还有更多的原因，那得继续往深处找。

　　张新泉：“文火”一说很形象，对社会生活和诗歌写作而言，非常契合。本来应该字斟句酌的诗歌，如今变成了分段的文字，没有艺术品位可言。

　　我认为，诗人应该是仰望星空的人，诗歌是民族的想象力；诗歌是一个民族的语言锤炼方式，没有诗歌，民族的语言创造力都将会退化。

　　记者：写诗的人和读诗的人都心不在焉。不在场，不担当，不言说……这是对诗歌现状的一种流行评价，诗歌已经退出现实舞台了吗？

　　张新泉：所谓诗歌还在不在的问题，其实是个伪命题，诗歌一直都在。以文学的形式来纪念社会事件、人类变迁，最快捷的方式是诗歌。比如，在汶川特大地震中，成千上万的诗歌从人们心中喷发而出。在人类表达情感的方式中，诗歌是最直接、最富于感染力的，所以诗歌不可能退出人们的生活，它和人类与生俱来，共同进退。

　　中国的现代诗歌还不到百年，和其他艺术实践、文学形式一样，还处于培育、发展中。这些年我们吃了一次“压缩饼干”，诗歌“速成班”式地发展，出现了消化不良的问题。比如，模仿西方诗歌的“翻译诗”太多，窃窃私语，只看见自己的痛苦，缺乏大众的真关怀。

　　杨牧：当下环境中，找一篇好诗文并不容易，因为泡沫太多了。但30年来，我们还是积累了大量的“储备”，诗歌和其他文学的繁荣是可以期待的。

　　中国诗歌还在路上，没有停下来，也不会停下来。

　　档案

　　杨牧：四川渠县人，曾在新疆度过25个春秋。曾任过新疆文联副主席、《绿风》诗刊主编、“新边塞诗”的领军人物。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星星》诗刊主编。出版有诗集《复活的海》等20余部作品，诗歌《我是青年》、纪实文学《天狼星下》等多次获全国大奖。

　　张新泉：四川富顺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曾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铁匠诗人”。曾担任文学杂志编辑，出版社编室主任，《星星》诗刊常务副主编，出版有《男中音和少女的吉他》《人生在世》等多部诗集。1998年，诗集《鸟落民间》获首届鲁迅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