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延安十年后，叶延滨才开始写诗，遥远的大学校园催生了他的成名作《干妈》。彼时，那个陕北的老妈妈却已溘然离世。这种进入生命宇宙的特有的时间性延搁，使叶延滨的诗性心灵得以捕捉到他本人才能持有、持存的悲怆旋律。迟至二十多年后的2005年7月，他终于说出自己获得通灵的秘密，这就是令人吃惊的一首诗歌——《一个音符过去了》。
　　“一个音符过去了/那个旋律还在飞扬，那首歌/还在我们的头上传唱”。“一颗流星划过了夜空/头上的星空还那么璀璨，仿佛从来如此/永远没有星子走失的故事”。这里所抒发的感喟是深入肺腑的惘然，俯首大地仰观天象时突然惊醒的生命体验如此缠绕萦回，几至于悲从中来。那苍凉的感动来自于生与死两大苦味，涩酸无尽。回望来处的姿态，承担了沉实抑压的时间重负。叶延滨回荡在心灵深处的宿命式的意识，便内含一层焦虑感——置自身于前进的时间场域而不得不奋力追赶——这是“现代性”迫近时一种民族性的焦虑。
　　孕育叶延滨这一代诗人的历史海洋，是波澜壮阔的，对“宏大”事物的关注延展了他们的视域，却遮蔽了细碎琐屑的日常。这一代人所开挖的情感，是在广阔无垠的题材横截面上搜索到的。他们触及了几乎所有当代现实问题，浓烈的“问题意识”在那时被视为英雄主义的时代担当。他们把现实当做历史的理性发展的必然性“高峰”，历史深层的涌动从来都确证着宏伟现实里的新芽所隐喻的生命前景，一种象征化言说的热情弥漫人间。一个广阔的时代，带来一批广阔的诗歌。叶延滨在如此背景下获致的时间性深度，便尤为难得。
　　叶延滨诗歌所掌控的精神深度来自写作者突进现实时的主体性，在一个客观性统治审美潮流的异样条件下，叶延滨与他所属的激进时代保持了某种自觉意义上的疏离。这里所谓的“主体性”，对应着雅克·马利坦所认定的一个事实——“最深的本体意义上的主观性，也就是说，人的实质的整体性，一个朝向自身的世界”是隐于诗人灵魂最高处的一个角落，借助于此种诗性主体和世界事物的沟通，才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诗歌这一客体事物。因此，马利坦才以决断式的语气宣布：“灵魂的精神性使得主观性可能通过它自己内在的行动包蕴自身。而处在所有主体的中心的主观性仅仅是通过把握作为主体的自我便能认识客体。”“诗人的基本的需要是创造；但诗人若不跨越认识自己主观性这一门槛，他是无法进行创造的，尽管这种认识似乎是模糊的。”(雅克·马利坦《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三联书店1991年10月版)正是这一注重主体性的诗学立场使叶延滨的诗歌与自己所在的每一历史时期产生时间性错位，并因此诞生了特属于叶延滨的但又浸满了那一时代精神色素的生命主题——面对落幕的忧患感。
　　回到1980年，读一下《干妈》。大概许多人都会注意到这首诗歌对叶延滨的意义，它代表一代年轻人宣告了一种群体性的愧疚和反思，并因为没有失去那种象征化言说的艺术品质而广受赞扬。“延安啊，革命的穷娘，/贫瘠的山岗，/枯瘦的胸膛。/给人吃米。自己吞糠，/过去这样，现在这样，/见到三五九旅的老将，/当儿孙的咋有脸讲？……”这首诗因为在情感上表达了近两千万“知识青年”的命运且具有时代性背景而取得广泛赞许。但是，赞扬这首诗的人们当时可能过于强调它题材上的意义，把它和“归来者诗人”们的政治使命感和社会参与意识联系到一起去考察，因而当时只能得到一个类型学上的宽泛印象。这种归类打包的态度，使人们无视群体言说与个体言说之间常有的裂缝，叶延滨的精神主题和叶延滨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