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诗人昌耀诗歌研讨会在湖南省常德市柳叶湖畔召开。昌耀（1936-2000），原名王昌耀，湖南省桃源县人，1955年奔赴青海，后调入青海省文联，1957年被划为“右派”，一直颠沛流离于青海垦区。在中国新诗史上，昌耀因他卓尔不群的写作而闪耀，但是关于他的诗歌仍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为纪念这位杰出诗人，并深入揭示他诗歌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美学特征，《诗刊》社联合常德市委宣传部、湖南文理学院特别邀请了28位全国著名的评论家、诗人参加研讨会。

　　开幕式上，常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胡丘陵表示，常德是一个有文化、有故事、有魅力的城市，昌耀诞生在常德是有文化基因的。他说，在中国诗歌史上，昌耀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但在社会上、在他的故乡常德，对昌耀的认可还不够，希望通过举办本次研讨会，在学术界引起更多的交流，取得更多的成果。《诗刊》副主编李少君认为，昌耀是那种越读越觉得博大深厚的诗人，他拥有多元文化交织的生活背景和独自一人孤独隔绝的存在背景——高原上的蛮荒与艰苦，还在湖湘文化影响下具有儒家精神，一种担当感、进取心与建功立业的冲动，和在革命历史中产生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激情……昌耀远比一些只是受了一点西方现代主义和革命抒情主义影响的朦胧诗人更耐咀嚼。李少君还谈到，昌耀在艺术上也显现相当的独特性和创造性，无论创作的题材还是诗歌手法都与众不同。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昌耀的诗歌显示出独特的品格，在同时代潮流中巍然自立。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谢冕在谈论昌耀早期诗歌时说，“须知那是诗风一律，形象贫乏而单一的年代，而昌耀却以罕见的奇异出现于周遭的凡俗中”。著名诗人、评论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家新把昌耀的写作称之为“昌耀体”，得到了普遍认同。他认为，正是这种“昌耀体”使昌耀和他的同代诗人明显地区别开来，成为一种独特的强有力的语言存在。著名学者、《昌耀评传》作者燎原先生证实，“昌耀体”的说法系首次提出，堪称本次研讨会的标志性成果。燎原表示，“深重的苦难感和命运感、来自青藏高原的土著民俗元素和大地气质，现代生存激烈精神冲突中悲悯的平民情怀和博大坚定的道义担当，构成了他在诗艺和精神上对当代汉语诗歌无可替代的贡献”。著名评论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钱文亮则认同昌耀属于“强力诗人”的说法，他认为“这样的诗人往往为正统、主流的时代风尚所不容，却又以其对主流诗歌传统的大胆背离而表达了时代真正的精神内涵”。

　　著名评论家、海南大学教授耿占春既从社会学的角度谈到昌耀诗歌“精神传记”的特点，又从语言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他表示昌耀的语言“如同缓慢积累的溶岩，仿佛是石化过程所形成的广阔的语言地质学；常常使用断句、停顿、单音字、转折控制语言，分解和节制地使用语言……”著名诗人谭克修、评论家胡亮也都讲到了昌耀诗歌的语言问题。谭克修提到，“在新诗如何用汉语发声的问题上，昌耀给我们做了示范。他不仅在语言上有滞涩的古语化倾向，汉语气质纯正，更主要的是，他凭一己之力，为汉语诗歌开辟了另一条路：用生命与脚下的土地建立起血脉联系。”胡亮则称“他大量启用古字古词，粗粝，嶙峋，滞涩，狰狞，惊悚，硬语盘空，而又能透出个人的呼吸和血肉。如此讲究到极致，精雕细刻，穷物尽相，甚至连每个小局部都会有生动的乐感和画面感。”

　　会上还对昌耀部分作品进行了解读。著名评论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敬文东分析了昌耀短诗《斯人》：“这首诗真正体现了昌耀作为一个大诗人的品质，里面的时空非常浩大。在《斯人》之后，昌耀进入了真正作为一个大诗人的写作、自觉的写作”。评论家、《写作》杂志副主编荣光启认为，不能忽略昌耀诗歌中的宗教因素，尤其是《圣经》中旧约的影响。著名评论家、湖南科技大学教授吴投文着重谈了长诗《慈航》：“似乎是一部‘爱的史书’，诗人对大爱的皈依和对至善的趋赴显示出主题的博大深邃，在精神史的视野中呈现出一种卓异的美学追求，把孤独的个体的情怀在极为开阔的高原背景的衬托下提升到宗教精神的高度。” 评论家、长沙理工大学教授易彬则以“城堡，宿命永恒不变的感伤主题”分析了昌耀长诗《哈拉库图》与其精神历程的关系。

　　王家新提出昌耀对其早期诗歌的“重写”问题，引发会议讨论。王家新认为，正是以这种“昌耀体”，昌耀对其“早期诗”进行了重写，“而重写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把早期盲目的写作纳入到这种自觉的美学追求和语言铸造中来”。武汉大学文学硕士李曼也从“改写”的诗学的角度，梳理了昌耀诗歌的写作历程，着重谈其改写前后诗歌风貌的变化。评论家、译者、湖南文理学院副教授程一身提到，对于研究者来说，总是掌握信息越多越好，还有一些昌耀的书信没有公开，昌耀研究依然有着广阔的空间。

　　其他与会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昌耀的诗歌写作。评论家、河北师范大学教授李建周试图“通过对昌耀的诗歌写作的分析，在当下历史意识分裂的现实语境中重现阐释一种开放的匿名的现代性经验，重置我们的现代性视野，以应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危机。”著名诗人、青海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郭建强提出“昌耀的时间定于二十世纪和二十世纪的青藏。他的记忆大部分是对青藏的回忆，而西宁则是他的汨罗江”。文学博士、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赵飞表示，阅读昌耀诗歌，总是令她想起屈原：“从风格气质、命运遭际到诗歌写作乃至最后的纵身一跃，昌耀都像屈原投身当代的一个影子：渴慕伟力的强男子与形枯影瘦的诗人。”潍坊学院副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后王万顺认为昌耀和小说家张炜都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高原式”作家，二者作品存在着明显的互文关系。兰州市文化发展研究中心馆员何瀚谈到，“昌耀以‘百姓’生活……他将其精神化为‘行脚僧’，他成为一个‘百姓’的“布道者’，但同时他又是一个在‘百姓’中行走的‘化缘者’”。诗人、《诗探索》编辑谈雅丽则论述了昌耀诗歌中的乡愁情节。青年学者、首都师范大学教师张光昕讲到，昌耀是“一个人类命运的预言者，他履行了一个诗人的天职。从他的诗中，我们读到的是生命，是梦想”。青年诗人、北京大学博士后杨碧薇则对昌耀三个时期的情诗进行了细读，认为昌耀昌耀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爱情观看”。青年诗人、中国诗歌网编辑王家铭谈到了昌耀晚期诗歌的死亡意识，认为在晚年昌耀笔下，死亡是“义务，甚至成为一种审美意识”。

　　《诗刊》社蓝野、韦树定，中国诗歌网祝雪侠及常德市文联领导、常德诗人代表等也出席了本次昌耀诗歌研讨会。

　　会议论文摘录

著名文艺评论家、诗人、作家、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谢冕

　　读昌耀早期的诗，他的那些让人耳目一新的生僻的意象，让人有一种震颤的惊异。须知那是诗风一律，形象贫乏而单一的年代，而昌耀却以罕见的奇异出现于在周遭的凡俗之中。

　　但昌耀无意于沉潜和低徊，他仍然是明亮的。即使感到了风浪的无情，搏斗的凶险，但他依然表达了生命的顽强和坚定的信念。诗人甚至感谢艰难困苦给予的馈赠，他确信：“风平月静的子夜，海上不再只有垂泪的龙女”。这毕竟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崭新生活的精神写照，他是以此肯定一种新时代的新精神。但他的这种肯定和当时的流行的“颂歌体”然然有别。昌耀特异之处是，当所有的诗人都被要求按照一定的方式写作的时候，他依然故我，他坚持独立的自我表达，他的写作仅仅属于他自己。
 

著名诗人、评论家 海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耿占春

　　昌耀的诗歌是一部他个人的精神传记。这部个人的传记又与他生活的历史与地域纠结在一起。昌耀所生活的地方，既是经验性的，又是象征性的，西部和青藏高原为昌耀的诗歌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象征语言，它参与并且转化了历史经验。青藏高原的地理、风物和它所独有的藏传佛教的信仰和语言，为他的诗歌提供了修辞学的资源。

　　而昌耀的诗歌，昌耀纪录它们的语言如同缓慢积累的溶岩，仿佛是石化过程所形成的广阔的语言地质学；他常常使用断句、停顿、单音字、转折控制语言，分解和节制地使用语言，如同对语言过程的再现，如同现成语言的一种缓慢的溶解，和同样缓慢的结晶过程；有时又是语言的迁徙流离，是语言的扩散，一如高原和风。

著名诗人、诗歌评论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王家新

　　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昌耀最重要和独特的，在我看来，是他形成了一种独异的和他的生命和美学追求相称的文体，如果挪用诗人西川对他自己的一个说法“西川体”，我们可以称之为“昌耀体”。正是这种“昌耀体”使昌耀和他的同代诗人明显地区别开来，成为一种独特的强有力的语言存在。也正是以这种“昌耀体”，昌耀对其“早期诗”进行了重写，而重写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把早期盲目的写作纳入到这种自觉的美学追求和语言铸造中来。

　　“昌耀体”的明显标记，首先来自与汉语言传统资源的接通，由此带来了汉语本身的血质、底蕴和调性，带来了文白之间的句法张力，形成了他那时而苍劲姿纵、时而雍容华贵、时而高峻幽秘的文体风格。

著名诗人、《诗刊》副主编 李少君

　　就社会影响力而言，无论国内还是国际，昌耀无疑远逊于北岛，但在诗歌界内部，昌耀是公认的大诗人，昌耀显示的诗歌现代性的多种维度，启迪了当代中国诗歌。昌耀的意义，在于对此前单一的现代性认识的一个修正。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单一现代性的叙事逻辑里，昌耀是不可能获得更高声誉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并不只有以西方为标准的那种现代性，还可能有一种立足自身传统的具有主体性同时兼具包容性开放性的现代性，而且，这种美学标准和艺术标准是我们自身可以本能地判断的，具有亲切感、自主性和自觉意识的，而这，也许还是真正的中国诗歌的现代方向。

著名评论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钱文亮

　　当代诗人凌越曾经盛赞“昌耀是新诗史上承上启下式的关键诗人”，属于和郭沫若、多多一样“罕见的强力诗人范畴”。而所谓“强力诗人”，出自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之口，专指那些在“影响的焦虑”中寻求创新，在前驱的压抑之中激发出创造性的具有强力意志的诗人，反抗、创新、力量与美、崇高等构成其诗歌话语内在的中心。

　　这样的诗人往往为正统、主流的时代风尚所不容，却又以其对主流诗歌传统的大胆背离而表达了时代真正的精神内涵；与此同时，“强力诗人”还是那种在题材、体裁和语言形式上勇于打破传统专业分类与界限，具有极强的综合融会能力的大诗人。这些素质在昌耀数十年间不断突破、不断创新的诗歌实践中都有耀眼的表现。

著名评论家、河北师范大学教授李建周

　　诗歌阅读的有效性取决于读者所依据的一套知识谱系。抛开具体历史情境，研究者对具体诗人诗作进行阐释时会不自觉的进行升华，这在近年来对昌耀的研究中表现得非常明显。针对这种状况，文章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1）从昌耀诗歌的改写状况，可以看出诗人和时代之间建构的一种复杂关系，这种关系中既有共生性又有一定的对抗性。由此可见诗人历史意识建构过程中的分裂感。（2）80年代以来“先锋诗”建构起来的“个人”被90年代之后的历史语境逐渐改写，到了新世纪能量渐趋耗尽，昌耀的富有生活质感的写作刚好和这个新诗建构起来的“个人”构成一种潜在的对话关系。（3）通过对昌耀的诗歌写作的分析，在当下历史意识分裂的现实语境中重现阐释一种开放的匿名的现代性经验，重置我们的现代性视野，以应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危机。

著名诗人 谭克修

　　在新诗如何用汉语发声的问题上，昌耀给我们做了示范。他不仅在语言上有滞涩的古语化倾向，汉语气质纯正，更主要的是，他凭一己之力，为汉语诗歌开辟了另一条路：用生命与脚下的土地建立起血脉联系。从土地的苦难生存直觉中滴出来的诗，必然是带着体温的诗，有生命痛感的诗，才能揭示自己和这片土地存在的真相。这样的诗，发出的必然是纯正汉语的声音。

昌耀固守青海高原，在生命与脚下土地之间建立的语法关系，打通了汉语诗歌本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任督二脉。广袤的青海高原，因为有了钉子一样的诗人昌耀，将生命和语言持续有力地注入，已经发生了神奇的变化，成为中国西部最有诗性意义的场域。

著名评论家、湖南科技大学教授 吴投文

　　在中国当代诗人中，昌耀写作的异质性凸显出一种独特的精神背景，可以说，湖湘文化底色与高原音域的结合是昌耀创作独特性的内核。在他的创作中，呈现出一个高原文化与湖湘文化的对应性精神结构，也许在这个视角下来阐释昌耀创作中那种弥漫性的苦难意识和英雄主义情结，才能落实到一个比较可靠的基点上。

　　昌耀创作中经由湖湘文化的内在透视所形成的阔大胸襟和思想张力，这也是构成其史诗性境界的一个精神源头。他的长诗《慈航》似乎是一部“爱的史书”，诗人对大爱的皈依和对至善的趋赴显示出主题的博大深邃，在精神史的视野中呈现出一种卓异的美学追求，把孤独的个体的情怀在极为开阔的高原背景的衬托下提升到宗教精神的高度。

著名诗人、青海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郭建强

　　昌耀神话般的明亮和理想主义的追求，因为语言的深沉而更显光华，愈夜见词语的深度。他一贯秉持的积极人生姿态，并未消泯于黄昏和暗夜。

　　昌耀自始至终都在等待“灵魂的召唤”，等待“等待感觉到了灵魂”召唤的一刻。为此，他像楚湘骚人屈子一样在天地巡游，在香花莠草杂然生长的人间行走，在光亮和幽暗的边界徘徊。他写下的所有的长篇短制都是中国新诗足资骄傲的收获，是从汉语脉络中新生的灵均；是柏拉图所指称的创造和发现，也就是一种跨越大时空的回忆。他的诗歌，当得起亚里士多德所言称的“灵魂触感”。

著名评论家、译者、湖南文理学院副教授程一身

　　这次昌耀研讨会(2018年11月16-20日)能够召开，首先应该感谢在座的赵飞博士。在她的运作下，张枣研讨会今年四月份在长沙召开，当时其倡议者《诗刊》副主编李少君遇到我，说常德也应该开昌耀研讨会，他会向胡丘陵部长建议。在胡部长的促成下，昌耀研讨会时隔半年就召开了，可见效率是很高的。

　　本次研讨会的规格也很高。目前的昌耀研究有三个绕不开的人物：骆一禾、燎原和张光昕，但骆一禾已经去世。骆一禾只评论过三位诗人：海子、昌耀和北岛，其中的北岛论是他的学位论文，我尚未看到。他评论的这三位诗人足以使他成为重要的评论家。在昌耀给骆一禾的信中，先后提到一篇大札，一部长篇论稿，一篇长达35000字长文。但目前所见的只有一篇《太阳说：来，朝前走》（1988）。在该文开头的显要位置，骆一禾就表明了他的判断：“昌耀是中国新诗运动中的一位大诗人。”后来这个说法逐渐得到较多的认同，如西川在《昌耀诗的相反相成和两个偏离》中就附和了骆一禾这个看法：“记得骆一禾生前谈到昌耀时说过这样的话：‘民族的大诗人从我们面前走过，可我们却没有认出他来！’……昌耀在我心中作为一位‘大诗人’的存在，肯定源自骆一禾。”燎原先生是《昌耀评传》的作者，昌耀研究最有发言权的专家。张光昕是后起之秀，先后在台湾和大陆出版了国内第一部《昌耀论》。此外，研究昌耀的专著还有肖涛的《西部诗人昌耀研究》（2015）。这部书我尚未看到，不过我不同意把昌耀界定为“西部诗人”，昌耀固然是个地方性鲜明的作家，但他的作品中还有时代特色，就像燎原先生刚才提到的，他的作品是对不同时代的紧密回应，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在他的作品中均有丰富体现。尤其是他堂·吉诃德式地与市场经济对峙，筹款出诗集，恋人跟了药材商贩，如此等等，使他成为一个失败的当代英雄。这也是促成其作品崇高悲壮风格的成因。因此，昌耀至少是个中国诗人，把他说成“西部诗人”显然窄化了他的成就。建强兄告诉我，马钧先生已完成一部研究昌耀的专著，尚待出版。

　　参加本次研讨会的还有中国新诗评论的代表人物谢冕先生，著名诗人、评论家王家新老师，昌耀研究的早期主要评论家耿占春和敬文东老师。谢冕先生借闻一多的评论提出的地方色彩和时代精神为本次研讨会奠定了两个基本维度。耿占春是我的老师，当年我就是读了《失去象征的世界》才跟他读了博士的。在该书中，他评论了四位中国当代诗人，其中写得最好的是昌耀，即这次他提交的论文《作为自传的昌耀诗歌——抒情作品的社会学分析》。王家新老师在《生命的重写——昌耀与其“早期诗”，兼论“昌耀体”》中给出了“昌耀体”的命名，在本次研讨会中得到多次回应；经燎原先生证实，“昌耀体”系首次提出，堪称本次研讨会的标志性成果。此外，王家新老师还坚持昌耀的早期诗是“重写”，而不是“改写”，这也构成了本次研讨会的主要问题之一。昨天听了李曼的发言后，我就想是否可以编一部《昌耀作品版本汇编》，把昌耀所有修改过的作品的不同版本编成一个集子。但这只能解决部分作品的“改写”问题，而“重写”却需要敏锐的艺术眼光才能识别。

　　昌耀是个追求完美的诗人，他生前忍着病痛“钦定”了自己的作品总集，并表示不要把其他作品编入集子。但是对于研究者来说，总是掌握信息越多越好。如大家谈到的昌耀给SY的书信并非只有21封，这次研讨会召开之前，我和SY联系，她说还有一些书信没有公开。最近读了《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发现霍俊明在书中引用了昌耀给陈超的一封信。此外，我这里还有昌耀给伊甸的八封信，也未收入《昌耀诗文总集》（增编版）。

　　尽管此前已有不少昌耀研究的成果，但如此大规模地集中讨论昌耀，这在国内还是第一次。后年是昌耀辞世20周年，希望到时候举办第二届昌耀研讨会。胡亮先生建议办个刊物，名字就叫《昌耀研究》，或许这需要成立昌耀研究会。刚才燎原先生说昌耀研究还存在着广阔的空间。希望更多人——尤其是高校的研究生——加入昌耀研究的行列，将昌耀研究推向新阶段。

著名评论家、长沙理工大学教授 易彬

　　1989年，在未来中国的文化版图上，势必将会是一个被屡屡提及的时间。这一年10月，已经五十有三的诗人昌耀写下了一首长诗，《哈拉库图》。

　　“哈拉库图”显然不是一个汉语词汇。诗人昌耀虽生于南方美丽的小城湖南桃源，未及成年即追随革命的队伍而去，大半生更是在边地之城青海西宁度过。经由这一有意或无意的生命迁徙，那些原本并不属于湘楚大地的词汇——进一步说，包括那些已不大为现代汉语写作者所使用的古汉语词汇（不妨设想，在一个边地之城，古语与古风总容易保留），如同一颗颗深深嵌入木头的铁钉，初看之下总给人以触目惊心的感觉，最终却在经年累月里归化为木头。

武汉大学文学硕士 李曼

著名评论家、《写作》杂志副主编 荣光启

　　在这一诗歌语言观的观照下通读昌耀的作品，我们也会发现“哭”作为具象的词在他的诗作中出现的频率极高，而且“哭”作为一种抽象的观念更是贯穿在他诗的精神构架中，可以说，昌耀的诗因其独特个人经验的灌注，本身就是对生命的歌哭。

　　其次是“语言善”，昌耀的诗不管是早期的英雄主义还是复出后对心灵的抒写，都难见到揭露、抨击和抱怨的痕迹，虽然经历艰难，但他依然坚信爱和善的力量必将战胜黑暗。他这种语言观的形成与其个人经历和思想发展关系匪浅。

著名评论家、诗人胡亮

　　此种语言和文体上的风格——包括《过客》，包括偏嗜写梦——当是受到《野草》的影响。然则，鲁迅之所为，昌耀或有不能为，昌耀之所为，鲁迅亦有不能为。两者都能将汉语带向神鬼莫测的葳蕤，而且，“语言的怪圈正是印证了命运之怪圈”。这篇小文必将收结于不舍，对昌耀来说，无论已经提及哪些篇目，都会漏掉其他重要作品，因为他就是一个“全集诗人”；正如无论怎么读解，无论怎么评说，大诗人昌耀——英雄、托钵僧、众人的父亲——都是如此难以企及。

潍坊学院副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后 王万顺

　　中国当代文学对高原或高峰的呼唤并不是近几年才有的事情，过去出现的所谓高原或高峰绝大多数不过是溢美之词。尽管中国文学的水准不一定非要由他人评判，用西方标准衡量，但近年来中国作家频繁获得国际有影响力的奖项，尤其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重新审视，随着更多优秀的作家被发现和抬升，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峰，不仅仅是高原，已经隆起呈现。达到高峰的不仅有小说，还有诗歌。

　　张炜属于苦吟派，昌耀的诗歌则是蚌病成珠，他就是一座高峰，不敢说是最高峰，但他有自己的海拔，和别人无法企及的高度。

评论家、兰州市文化发展研究中心馆员 何瀚

　　昌耀在三种身份之间转换，他以“百姓”生活，而他作为一个已经觉醒了的人，这“百姓”的生活又让他无法在心理上完全认同，虽然他是“百姓”这一宿命的忠实的实践者和无法改变的承受者。于是，他将其精神化为“行脚僧”，他成为一个“百姓”的“布道者”，但同时他又是一个在“百姓”中行走的“化缘者”。这所“布道”的，不是“百姓”，而是“百姓”给他的行动的神示。他“布道”之工具是诗，他在俗世布道之身份是“诗人”。

文学博士、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赵飞

　　阅读昌耀诗歌，总是令我想起屈原。从风格气质、命运遭际到诗歌写作乃至最后的纵身一跃，昌耀都像屈原投身当代的一个影子：渴慕伟力的强男子与形枯影瘦的诗人。他们的生命可称作“一部行动的情书”，他们的诗文都蒸馏着血气：动情于生命的沉重、困惑奋激于人类的命运。

　　昌耀曾在《艰难之思》一文中写到：“屈原、李白、庄子（我以诗人读之）……是我钟情的。我不以为他们的精神与新诗无可沟通。”在昌耀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自屈原而来的“直接嫡承的痛楚”。昌耀对屈骚精神的沟通与传承是显著的。

诗人、《诗探索》编辑 谈雅丽

　　从不同的文本中找到昌耀的诗歌和文章，发现这个流放外乡的诗人从来没有摆脱过他对出生地故乡的思念，浓烈的乡愁情结不时出现在他的诗歌中。他多次提到想回归故乡的愿望，称自己为“一株化归于北土的金橘”。昌耀最重要的诗歌，他的代表性诗作都是写高原或与高原相关的，他的精神指向是他流放的荒原之地——青海。这个漂流在外的游子渴望回归故乡，但是青海的多年生活经历早已融入了他的血液和灵魂，青海已经成为他不可缺失的肉体和精神的家园。昌耀在故乡的“失去”“遗忘”和另一故乡的“得到”“拥有”中纠结、回首、怀疑、惆怅，他用深情动人的笔抒写他的两种“乡愁”，他在从一个故乡到另一个故乡的精神漂流中完成了其诗歌创作。

文学博士、评论家、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 张光昕

　　昌耀作品中每种对生命体验的“讲述”都带领我们追根溯源，期望找到物质的原初胚胎。因此，昌耀本质上或许可以称作一个歌颂物性的诗人，他所歌颂的物象源源不断地纳入到一个从行星到微尘的宇宙序列当中。他可以将自己分身为面向四种元素的倾谈者，从而也让他的诗歌拥有了物神赐予的四个名称——水、土、火和空气。

　　在他一边渴望救赎，一边又崇尚自由意志的生命里，在这个信仰渐次沉沦的时代，昌耀通过写作创造了一个没有拜物教的物神，他诚实地传达着物的神谕，又处处体现为诗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依赖生命体验进行的诗歌写作中，昌耀晋升为一个关于元素和物质的命名者，一个人类命运的预言者，他履行了一个诗人的天职。

诗人、作家、北京大学博士后 杨碧薇

　　昌耀为数不多的情诗基本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在这三个时期，他对爱情有不同的观看方式。第一个时期是以1962年为代表的青年时代，昌耀看到的爱情形象是橱窗里的木制女郎；第二个时期是1980年代，即诗人的中年时代，他观看的爱情形象以妻子为原型，从中他提炼出关键词“爱”；第三个时期是1990年代，诗人步入晚年，他透过两种同为圣女式的女性形象观看到自己的内心。